自2004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呈指數增長。 2003年全國對外直接投資為28.5億美元，2009年達到為565.3億美元，平均年增55%。目前中國已經緊追美國、法國、日本和德國，成為全球第五大投資者。許多專家預期在未來幾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很可能趕上甚至超過外國企業在我國的直接投資的規模。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話題，不過大眾關注的大多是一些大規模的投資項目，比如最終沒有成功的中鋁對力拓的投資計畫。這或許是因為這些項目在政治上較為敏感，新聞價值也比較高。通常的印象是，我國對外投資基本都集中在資源行業的大型項目上。
但通常的印象不見得就是準確的。最近我和王碧珺一起做了一個關於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初步分析。通過觀察數據，發現了一些比較有意思的現象，這些現象與許多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的特徵有很大的差別。
第一，在2006-2008年間，我國的對外投資中，僅有18.1%投在資源型行業，製造業所佔的比重更低，只佔4.7%，而服務業所佔的比重卻高達 76.6%。這個構成數據不見得最為準確——我國一些企業在海外設立投資機構，通過這些機構向資源或製造業等領域進行投資，但在資金離開我國時被登記為對服務業的投資。這樣看來，現有登記的數據其實並不準確。不過我們的初步分析表明，資源型和製造業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中的比重並不高。
第二，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基本由國有企業主導。最近幾年，有限責任公司投資在我國對外投資案的總量中佔到了一半以上，國有企業只佔15%左右。但如果看累計投資規模，國有企業的比重仍接近70%。這說明國有企業的投資項目規模較大，非國有企業投資的項目較多，但平均規模要小得多。不過最近幾年非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的增長非常快。
第三，我國對外投資通常並不集中在我國產業擅長的領域。外國投資理論的核心思想是，企業利用技術、品牌、管理或市場方面的優勢，通過向海外擴張，獲得較高的投資回報。但我國的絕大多數對外投資都集中在我國企業沒有競爭優勢的領域，如資源業和服務業。而作為全球製造業中心，我國顯然在製造業具有非常強勁的競爭力，但在這個領域的對外投資非常少。即使有，也不見得是利用企業自己的優勢。比如吉利收購沃爾沃，顯然是衝著沃爾沃的品牌和技術去的。
最後，對外直接投資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是投資國選擇。影響這個決定的因素很多，包括對方的市場潛力、生產成本、法律環境等等。我們的分析卻表明，中國對外投資中這些變數都不顯著，也就是說企業在做投資決策時並不考慮對方的市場、成本和法律。相反，吸引我國直接投資的卻是以下三個因素：發達國家的技術、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和出口市場。
鑒於這些分析結果，我們提出了一個初步假設，即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確實存在一個獨特的「中國模式」。這一模式完全不同於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模式。這個中國模式有兩個非常突出的特徵：第一，我國在經濟發展相對比較早的時期就開始大規模向外投資，其實是金融抑制的結果。第二，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核心目的並非將生產設施遷移到海外，相反，其目的是為了增強國內生產的競爭力。
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是一個常見現象，但中國目前的投資規模卻已經非常驚人。其背後的主要原因是我國長期存在的金融抑制政策——利率被壓低，資金被集中在部分企業手中。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就是政策扭曲的一個結果，而國有企業在對外投資中佔據主導地位，這一點與出口結構完全不同，也反映了金融抑制在促進對外投資方面的作用。
因此，未來我國對外投資的規模必定會有更大發展，但如果我們持續改革金融體系，短期內不排除對外投資出現反覆的可能性。我們需要防範的是現在倉促地決定很多對外投資項目，最後卻不能獲得很好的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