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季度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這反而勾起了更多的普通收入階層的痛苦感，他們認為自己成為發展與財富的旁觀者，被現有的財富分配體制所拋棄。
這並非普通收入階層的臆想。
財政部科研所所長賈康曾經披露，從統計數據看，1993年—2007年，居民部門的勞動者報酬由49.49％降至39.74％，降幅9.75個百分點，政府部門的生產稅淨額由11.68％增加至14.81％，增幅為3.13個百分點，企業部門的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餘（即資本收益）由 38.83％增至45.45%，增加6.62%。
當然，由於統計口徑在2004年發生了兩個重大變化：一是個體經濟業主收入從勞動收入變為營業盈餘，二是對農業不再計營業盈餘。據估算，受 2004年統計核算方法變化的影響，大約使勞動報酬佔比被低估了6.29％。但這一計算並沒有計入灰色收入部分，以及貨幣購買力的下降。
職工收入相對於財富增長的下降是事實。今年7月北京市政協第二十三次主席會議上，一份15頁的調研報告顯示，北京一線職工收入水平現狀是「增長緩慢，長期偏低」。調查顯示，12.8%的職工反映，5年來未漲過工資；2009年23.6%的職工工資收入還有所下降。
平均的貧窮會引起普通的痛苦，貧富差距的懸殊激起的則是不公平感。我國在取得脫貧奇蹟的同時，創造了貧富差距的世界奇蹟，不公平感從下述數據而來。
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的研究成果，貧富差距已經到危險的邊緣。據推算，2008年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為 23.2萬億元，比官方統計的城鄉住戶收入統計數據14.0萬億元高出9.26萬億元，佔GDP的30％，其中定義為灰色收入的部分為5.4萬億。從 2005到 2008年，隱性收入的增長比GDP增速更快。隱性收入中，最高收入的人拿走了其中的62.5％。
如果將各收入層家庭按10％分組，2008年城鎮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家庭的實際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而按官方統計則只有9倍。按城鄉居民家庭10％分組，最高10％與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而按官方統計只有23倍。
怒火拼不產生於平均的貧困，而是產生於與香車寶馬的鄰居的比較之中。隱性收入是不公平的淵藪，是龐大地下財富藉助關係與權力的重新分配過程，隱性收入越高、貧富差距越懸殊，民眾的痛苦感也就越強。這在歷史上有先例，法國大革命時期第三等級的代表怒不可扼，並非他們處於絕對的貧困，而是貴族階層不可自拔的特權與傲慢，讓呼籲市場與公平的第三等級感到刻骨的絕望。貴族階層給第三等級打開了一扇小窗，卻關上了等級公平的大門。
中國GDP數據奇蹟般的增長，能夠印證中國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卻不能印證GDP的增長方式是科學的，不得證明存留的有效財富越來越多，更不能證明全體國民得到了應有的尊重，財富分配體制的巨大缺陷得到了扭轉。這正是中國GDP超日被冷遇的主要原因，經濟總量增長與經濟結構、分配體制之間的巨大落差。
改革開放三十年，基於市場與公民意識的進步，中國已經形成了第三等級，他們需要公平的財富權、平等的話語權，以及法律對各個階層一視同仁的最後救濟。
與此角力的是另一股力量，這股貴族力量體現在壟斷企業、基層政權的世襲機制中，體制中日益龐大的灰色收入中，體現在資本市場的PE式腐敗中，我們估且名之為貴族力量。這股力量不僅獲得了最大的收益，堵塞了貧窮階層的上升通道，還時時假政府部門之名獲得首肯，比如我國國企並不存在壟斷企業，比如我國的大型企業成為創新靈魂，比如中國的稅負痛苦並不嚴重。
只要一項調查就能讓上述辯解黯淡無光。北京市政協的調查顯示，被調研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工資水平遠遠高於其他崗位，且增長速度較快，其2009 年的工資水平比2008年增長25%，絕對值增長35644元，達到了生產服務人員的25倍。高管人員與生產服務人員收入差距，由2007年的4.37倍擴大到 2009年的5.78倍。
為貴族企業、為貧富差距、為稅負痛苦的辯解雖然是軟弱無力的，辯解者卻能夠牢牢佔據話語平臺與資源配置權，以定時的胡說激起中國「第三階層」的怒火，導致大多數普通收入者集體冷對經濟規模增長，還產生了探究痛苦根源的強大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