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報》第二版頭條顯著位置刊出「本報訊」，題為《許良英的靈魂浸透了右派思想》，上面還有一行眉題：「公然反對黨對右派份子的反擊」。8月3日，《人民日報》第二版刊登一篇「新華社訊」《許良英李德齊是黨的叛徒》。那一年，許良英先生37歲。
很多年以後，許良英先生回望和反思反右運動時，幾次提到1957年的自己仍是崇拜、迷信毛澤東，更沒有對極權體制本身產生懷疑，他質疑的只是黨怎麼可以出爾反爾，既號召知識份子來提意見，人家提了意見，卻突然變了臉，這樣做，「不道德，連起碼的民主也沒有，太粗暴了。」在「鳴放」當中，他本人並無右派言論，他因反對反右運動而成為右派。所以《人民日報》指控他——「這個右派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真面目的充分暴露，還是在黨中央提出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戰鬥號召之後。」
他常說自己真正覺醒，對這個制度、對毛澤東產生根本性的懷疑，是在1974年開始的，他意識到自己和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並不真正懂得什麼是民主。從那時起他一步步踏上了追求民主的道路，背離了他年輕時所投身的這個革命陣營，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爭自由、爭民主的重要象徵。但是，透過《人民日報》對他的批判，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即使在1957年春夏之交，他就具備了一定的民主思想萌芽：
「許良英認為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初期有許多好的東西，如自由、平等、博愛、個性解放等等，值得我們繼承。並認為只有繼承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才能‘使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能迅速趕過資本主義國家。’他說這是他學習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後的‘心得’。並到處宣揚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他曾對科學出版社的一位同志說：‘資產階級舊民主好，蘇聯所以發生斯大林事件就是因為缺乏資產階級民主。’」
「他四出奔走點火，曾經向科學院院部、幾個研究所、中央團校等十多個單位的二十多人散佈對中央、對人民日報反右派社論的不滿言論；向他們宣傳資產階級的所謂‘民主’，鼓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字報。他認為黨中央、領袖和任何人都不配被信任，只能相信他自己的‘獨立思考’。科學院黨委書記對他進行教育後，他仍然堅持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的立場和觀點，說要堅決反對黨中央這樣做法（指反右派鬥爭）。」
報導還說，批判會上，「留學美國的科學家舉出了美國勞動人民沒有民主自由的許多事實，來駁斥許良英所十分欣賞的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
我認識許良英先生很晚，直到1995年才接觸到他的文章、著作，並開始與他通信，15年來我們通信不輟，也有過多次的見面交談。時間的流轉不可抗拒，許先生今年90歲了。時代的浪花翻捲不定，變幻莫測，而他就是一塊經得起潮起潮落的礁石，始終平靜地屹立著，不為物喜，不為己悲，持續地做他要做的事，不為外界環境的變化所動，視世俗的浮名功利如無物，堅持獨立的思考，堅守他的價值選擇。
他生於1920年，在他成長的時期，「五四」的浪花已經消退，在偏遠的浙江臨海，他從「九一八」之後開始關注民族的危亡，身歷「一二九」以來一系列學生運動，成為浙大乃至杭州地下黨的主要負責人，直接參與領導了於子三運動。1949年以後，他覺得革命已經完成，要回到科學研究中去，不久就遭遇鋪天蓋地的反右運動。在被放逐回故鄉種地的歲月裡，他編譯了《愛因斯坦文集》，因為選擇革命，他曾疏遠了物理學，令他的恩師王淦昌惋惜，愛因斯坦的研究也許稍可告慰他年輕時做一個物理學家的夢想。在經歷「文革」的生死考驗之後重回中國科學院，他已年近花甲，大好的時光都已消逝。正是從上世紀80年代起，他站到了時代浪潮的中心。今天回過頭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整個激盪的80年代，正是他與比他年輕的摯友方勵之等人舉起了科學、民主、自由的旗幟，帶動了那個年代的啟蒙思潮，並直接影響了年輕一代的大學生，他們身上蘊含的學術和思想力量，毫無疑問是那個年代最珍貴的因子。方勵之曾對一位美國的教授說，自己的民主思想源自許良英，令他意外。如果說，1989春天，他與許多自然科學家聯名發表的公開信，成了89民運壯麗一幕的重要序曲之一，那麼「liusi」的血腥殺戮是許先生晚年最大的心傷。憑著他正直的個性、敢於直面現實的品格，在萬馬齊喑的90年代，他一次次地為人權、民主大聲疾呼。在淋漓的鮮血面前，多少知識份子或改弦易轍，或保持沉默，或顧左右而言他，敢於說真話、直指真相的舉國上下寥寥無幾，許先生就是其中骨頭最硬、乃至看上有點迂的一個，所以他多次說自己就是安徒生童話中那個直言皇帝無衣的小孩，他的老師、心理學家陳立百歲高齡時還為他這個學生擔心。
1992年他在《未來與發展》雜誌發表的《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是「liusi」之後第一次有人在媒體上公開地呼籲民主，為「和平演變」 的合理性辯護，儘管文章發表時做了一些刪節，但還是遮不住逼人而來的鋒芒，被中宣部視為嚴重的政治事故。同一期發表的還有李銳、胡績偉、于浩成等人的文章。1993年春節時，李銳先生還當面說他的這篇文章「闖了禍」。也就是這個時期，在經過無數血的教訓之後，通過對自己革命生涯的痛苦反思，他逐漸領悟到中國的民主化是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首先要有一個思想啟蒙階段，民主化的道路應該是和平、非暴力的，要避免重複暴力革命的老路，從地下黨陣營走出來的他反對年輕人重複地下鬥爭、秘密組織那一套。同時他認識到，中國實現民主需要有一批獨立的知識份子，不依附任何權貴和勢力集團，具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通過思想影響社會。這些思路他在90年代初就已形成，我與先生初識時，他也曾鄭重地將這些觀點告訴我，對我產生了深深的震撼。隨著時光的推移，現實依然是那樣的嚴峻，許先生的思考就愈益顯示出它的可貴和沈重。這些看上去似乎尋常的結論，不是象牙塔中得來的抽象原則，而是他從風風雨雨中一點點悟出來的，既包含了他的生命體驗，也有他在世界文明史中所得到的啟發。1994年，他為改善中國人權狀況發出的聯名信，1995年他發起的寬容呼籲，1996 年他為王丹的辯護……在幽暗的夜空中，這些聲音代表了一個時代最有血性、最有擔當、也是最真實的一面。
許先生迄今走過的90年，見證了我們這個跌宕起伏的大時代，他的命運幾乎已完全融入時代的命運中，抗戰背景下的流亡大學，國共地下鬥爭，勝利的歡呼聲，拍案而起的反右運動，顛倒山河的「文革」，曾經抱有希望的改革10年，89風雲，「liusi」的血腥……我常常想，通過他這個個體生命，我們可以清晰而具體而看到時代風雲的變幻不定，看到家國命運的坎坷曲折，看到熱血如何被褻瀆，青年如何被忽悠，他們的理想如何被利用。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像先生這樣正直無畏的知識份子如何承擔起本民族的命運，無論在何等黑暗、殘酷的年代，都沒有被征服，而是堅持獨立的思考，最終回顧人類文明的正道。這正是一個民族最為可貴的精神財富，它比什麼驚世的功業、藏之名山傳至不朽的名作都要可貴。通過許先生和他那一代知識份子的選擇、命運，我們對歷史、對社會、對人生、對人性都可以有進一步的理解。
許先生對民主和中國命運的思考從來沒有停下來，他與李慎之先生多年的通信，他與胡績偉、劉緒貽等先生的通信，都可以證明他的坦率、真誠和認真，他們之間有共識，也有分歧，而他在任何時候都能堅持直言不諱，這樣的品格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知識份子中所稀缺的。也因此，有人不喜歡許先生，因為他太直了，有時直得有點讓人無法接受。90歲的許先生仍然保持著純樸的天性，沒有被政治扭曲，也沒有被變態的社會污染，他活得真實，活得坦然。他沒有任何面具，沒有任何裝飾，他活在他自己的生命裡，在他一切都出於自然。每一次到中關村看到許先生，總覺得他沒有變化，總是那麼平靜，那麼踏實，那麼篤定，因為他的世界是確定的。他一再地在文章中說，要有一顆平常心，做一個平常人。這樣的話他也無數次地對我說過。他自己做到了，從少年到白頭，他幾乎都是這樣想，也是這樣做的，從沒有因為自己理想的高遠，或知識上的優越，而在內心產生高高在上的精英心態。他認為，民主社會的建成要靠民主觀念的普及，而不是靠個別先知去建立的。每一次看到他，一個平凡的老人，滿頭白髮，說話時有激情，有時還會有憤怒，說到開心時笑得很純真。說到種種人事的評價，他都毫不隱晦自己的觀點，90歲的先生依然不知世故為何物。知識界在「liusi」後的大面積潰敗，說到底，就是人們太世故，太懂得利害了，太會算計、太功利了，究其原因，缺乏平常心是一個重要因素，一旦環境有了壓力，就守不住良心的底線，紛紛轉向，四處分流。
與同時代的知識份子相比，許良英先生對年輕時信仰的馬克思主義告別得早，而且徹底，在這個問題上他與劉賓雁先生有分歧，與其他許多可敬的老人也都有分歧。他為共產革命奉獻了青春和熱血，他的信仰在1974年起發生轉折，1987年開始全面拋棄馬克思主義，1988年，他在一次現代化理論討論會上公開指出馬克思最大的歷史錯誤是主張專政，反對民主。會後李銳先生當面責備他批判馬克思，在日記中還說他「偏激」。他沒有想到的是，20年後，李銳親口告訴他：「現在我和你一樣。」這些曾經的馬克思主義者最終都離開了他們熱忱信仰過的主義，這是一代知識份子走過的道路，也是中國20世紀以來的道路，這條路滿佈傷痕和創口，至今未能癒合。
在對民主的認識上，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中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清晰，他可以用20多年時間來研究民主的歷史與理論，現在還在跋涉中。這一點曾令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十分感佩。1989年春夏之交，我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多處看到張貼發表在《世界經濟導報》上的「民主要義」八條，後來才知出自先生的筆下。他在逐步摒棄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重建了對民主的信仰，從來沒有因為現實的令人失望而有所動搖。
2008年8月7日，美國總統布希參加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前夕，在泰國曼谷發表演講時說，「我們呼籲實現開放與正義，不是為了把我們的觀念強加於人，而是為了使中國人民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正如中國科學家許良英所說：‘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許先生很意外，布希竟然引用他的話，當我問及這句話是他在哪裡說的，他也記不得了，因為長期以來，同樣的話說過多次。其實，這句話源自《紐約時報》2006年8月22日一篇題為《北京的愛因斯坦傳人—— 一個為真理奮鬥的叛逆者》的採訪報導。布希之所以會引用他的話，可能與他此前不久（2008年4月）獲得美國物理學會頒發的「薩哈羅夫獎」有關，這個學會擁有4萬4千位成員，來自工業界、大學和國家實驗室，都是物理學家和相關專業人士。這是美國物理學界對這位中國同行在民主、人權方面努力的肯定。儘管在自己的祖國，許先生數十年來所作的一切，今天似乎都看不到結果，但是他總是樂觀地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