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儒學在封建社會各學派中至尊至高的地位，因而「儒醫」是醫家中最高的稱譽。尤其到了宋代，醫學被認為是實現儒家理想的重要途徑。
範文正公（仲淹）在年輕尚未得志時，去靈祠禱告求籤，問道，他日能成為宰相嗎？得到否定的簽後，便說，如果不能實現的話，就作一個良醫吧。因為作良相固然可恩澤天下，既然神靈不允，那麼能實現救人利物心願的，就莫如良醫了，因為作為良醫上可療君親之疾，下可以救貧民之厄，中可以保身長全，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途徑了。
此後，「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就成為了曠世流風、儒士箴言，儒醫的傳統便形成了。當然，要成為儒醫，就必須有一定的儒學修養，宋代設立了特有的教育機構——醫學，它完全仿照太學之例。宋徽宗還頒詔，將醫學脫離專管宗廟禮樂的太常寺而隸屬國子監（中國封建時代的最高學府），從而使醫學納入儒學教育體系，以「教養上醫，廣得儒醫」。並且按等級任命醫官，使儒醫的地位得到確立，從而開闢了一條「醫而優則仕」的道路。儒醫的提倡實質上起到了以儒學幫助醫學、改造醫學的作用。
宋代儒士往往以不知醫為羞，不少士大夫親自整理收集驗方、家藏方，如陸游的《集驗方》、蘇軾和沈括的《蘇瀋良方》等都屬此類。 同時，客觀上受宋代儒學「格物致知」學風的影響，不少宋儒也將研討醫學作為格物致知的對象，如王安石即自稱：「……，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談，農夫女子，無所不問。」又如北宋末年寇宗奭，宦游期間頗能留心醫藥，因發現當時本草著作不無脫誤，於是深入實踐，反覆驗證，搜訪十餘年，撰成《本草衍義》一書，太醫學稱此書「委是用心研究，意義可採」，對後世影響很大。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的醫著《格致余論》中論道：「古人以醫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其也是棄儒從醫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後清代兵部尚書、湖廣總督吳其浚宦游所到之處廣收植物標本，繪製成圖，編成《植物名實圖考》，為我國第一部大型區域性植物誌，對植物分類學及本草學均有較大參考價值。
此外，儒醫之說還適應了相當一部分落魄儒士的需要，既可滿足他們的精神心理需求，又可用來謀求生計。故因舉業不成、國亡不仕或因忤罷官而改從醫業並成為著名醫家的不勝枚舉，如董汲少年時考進士落第，遂放棄舉業從事醫學，成為宋崇寧大觀年間（1102年∼1110年）的名醫，著有《斑疹備急方論》、《腳氣治病總要》、《旅遊備急方》等，傳世至今。
李時珍（著《本草綱目》）、葛可久（著《十藥神書》）、楊繼洲（編《針灸大成》）、汪昂（著《湯頭歌訣》、《醫方集解》）、陳念祖（著《醫學三字經》、《時方歌括》等）……，均為由儒而醫或亦儒亦醫者，構成了中醫學史上蔚為壯觀的儒醫群芳譜。由於他們的儒學修養功底較深，故最後取得的成就往往大大高於一般的醫家，在著書立說方面尤為突出，這為後人留下了寶貴而豐富的醫學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