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全面走向了鮑彤先生二十三年前所說的「三個一切」的反面，每天都在發生微縮版的「六·四事件」，人民的抗議此起彼伏，中共被動地搞天價維穩。可以說，平反「六·四事件」已經成了中共自救的重要出路。
這是今年三月十六日上午十點，發生在百色市街頭的一幕。「六·四事件」轉眼過了二十一個春秋，它越來越成為民間社會擁有的巨大無形資產，比如在鄧小平建立反抗國民黨政權之功業基點的廣西百色，參與出租車罷工的一位年近五十的女司機對威逼其復工的政府工作人員高喊：「你們有軍隊，你們牛！像八九年那樣調軍隊，衝我們開槍啊！？」圍觀群眾高聲喝采，政府執法人員啞口無言。
儘管「六·四事件」對多數圍觀的群眾與執法的政府工作人員來說，是「聽說過，沒見過」的重大歷史事，但有一點人們清楚：政府也即執政的共產黨向人民開槍，在道義上是站不住腳的。
屠殺：以變種的方式延續
中共理論專家們近年來不斷鼓吹「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但是，由於「六·四」屠城形成的嗜血偏好絲毫沒有改變，只不過暴力衝動並不是軍隊開槍形式了，而是轉化成高發的「零星暴力」即行政與執法官員對底層民眾公然施暴。城管打死小販、看守人員致疑犯離奇死亡已經「不再是新聞」的新聞，燒百姓房屋、痛毆訪民以及逼得民眾自焚都是屠城的變種。
一九九七年五月下旬，廣東省陽西縣新屋村村民李紹庭房子被鎮長放火點燃，燒房的原因是李的兒子超計畫生育。作為一起由行政糾紛轉化成縱火案的刑事案件，至今已過十三年，李家的上訪沒有任何結果，相反，鎮長放火時的囂張氣焰從未在村民的記憶中消失。鎮長在放火現場高叫：「誰去救火，就抓到鎮上關十五天。潑一瓢水的，罰三百塊錢。」
今年五月份，安徽靈壁縣楊疃鎮一村民與鎮委副書記交涉未補征地款，雙方發生爭吵，名叫張坤的副書記一怒之下用茶杯砸暈村民。在杯砸村民頭部之前，張坤已經給了村民胸口兩拳。
從二〇〇八年六月的黑龍江東寧縣靳麗霞被政府拆遷隊逼得自焚，至今年四月四川峨眉風景區被迫出讓土地的村民程建忠自焚，三年來，重大自焚事件十一起，每一起事件的責任官員均安然無恙、穩坐官位。相反，峨眉風景區的村民自焚行為卻被官方誣為「襲警」，上海閔行法院更是對自焚抗議（未死）者處以徒刑，判其行為構成縱火罪。
鎮長放火燒百姓的房子沒任何人去追究，弱勢百姓為討公道而自焚卻被判縱火罪。這就是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本質！更是「六·四」屠城傳下來當天下之法寶！！
行動：虛擬與現實的相結合
對於中共改版的屠城行為，網路民意一片討伐聲。雖然一些官員對媒體公開稱「不同情自焚者，他們是阻撓執法，應負後果」，但是，網路民意還是給了滿身都是「屠城基因」的中共幹部以威懾。五月中旬，官辦《人民論壇》雜誌發放問卷調查網際網路對官員行為的影響，結果是「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認為官員害怕網際網路讓他們曝光」，有一些官員甚至坦承「在網路環境下，自己是弱勢群體」。
對於虛擬世界的現實威脅，中共決策高層十分清楚，並投入了大量財力與精力進行跟蹤研究。據高層內幕消息：目前，對此問題最有發言權的是劉旭濤與單學剛，此二人的建言力超過了自稱「身處民間」的於建嶸。劉是國家行政學院的教授，單是《人民網》下屬《網路輿情》雜誌的副主編。
單學剛在一份後來經刪節公開的內部報告上說：「地方論壇已經成為突發事件的發酵地。」問題確乎如此，發生在昆明的群眾因城管毆打小販而引起的砸燒多輛執法車事件，起初是手機上網的公民在現場將消息發到網上，引來大批圍觀者，「而後大家石頭、磚塊一齊飛起來，砸警察、打城管，一出平常受欺壓而積鬱在胸的惡氣。」一位參加過「八九·六四」運動的昆明高級知識份子如是說，「我買了六瓶礦泉水，送給年輕人，投他們（警察與城管）。實在拿不那麼許多，本想買十瓶的啦！」
人民的行動力在一九八九年的抗爭中受到了檢驗，現在不僅網路發達可以迅速傳遞信息，而且交通手段大為改進，已非二十一年前可比。出租車司機群體是為現實抗爭的主力之一。前指的廣西百色抗議事件，三月十六日當天上午兩個小時的功夫，就聚集了七百餘輛出租車；早一天出現的河南商丘的「三·一五」群體事件，一千餘輛出租車集體停運從信息發出到統一行動也不過一個小時的時間。
根據抽樣調查的結果推算：二〇〇九年，全國共發生四線城市出租車到上級（三線）城市集體上訪一千餘起，參與規模達到四十萬輛（人/次）；三線城市共發生出租車到上級（二線）城市集體上訪四百餘起，參與規模達到十二萬輛（人/次）；到目前，尚無二線城市（省會）出租車進京上訪事件的發生，但二〇一〇年內無法排除該事件的發生概率，也無法保證今後不發生全國各地約集的百萬輛出租車北京上訪的重大事件。
反省：從「三個一切」到「兩個不要」
「六·四事件」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命運。儘管中共「屠城基因」仍然未變，但整個社會的抗爭越來越行動化是不爭的事實。從昆明街頭百姓與高級知識份子憤怒地投石、掀車，到兩個月後廣州市民扔磚、拋瓶，每一場抗爭都是一場「小六·四」。
二十一年過去，許多當初出於維護共產黨權威暨執政地位的人士，在思考這類事件的過程中發生了重要的思想轉折。因受運動牽涉而早在屠城前被秘密抓捕的最高級別官員鮑彤先生是為最明顯的例子。「六·四事件」發生的兩年前，鮑先生作為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主任（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後被選為中央委員，並任政治局常委會政治秘書），曾用心良苦地防止「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擴大化，努力保護年輕一代。他在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社會主義的幼駒和資本主義的老馬及其他——同年輕的朋友們談談心》，文中稱：「我們比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徹底地解決了『耕者有其田』的問題；我們比一切資本主義國更加廣泛地解決了工人失業問題；我們在解決社會貧富懸殊的問題上比一切資本主義國好得多……」。
鮑先生的論點在當時我們一個研究時政的青年學者小組當中被稱為「三個一切」，然而，「三個一切」的良苦用心既未能使鮑先生免於政治迫害，更未能避免屠城的發生。「三個一切」之後的十二年，也即「六·四事件」十週年的一九九九年，我們國家的狀況是：耕者的土地權利完全不受保護，以至於今天有人要用自焚來維護地權；工人失業只是嚴重的社會失業問題的一部分，至今大學畢業生就業率居於全世界最末；「六·四」開槍的一個最直接結果就是使一批暴富的共產黨權貴私有化集團出現，因而，中國成為全球最不公平的國家，中共之治也成了中國歷史至今貧富差距最大的惡政。
鮑先生以中國傳統的士之良心，於一九九九年三月甘冒再度入獄的政治風險，給國家重要權力人士寫信，「敦請黨國領導趕快主動平反六四」。在信中，他提出了「兩個不要」，給歷史走向插上了路標。他說：「不要以為老百姓不瞭解真相。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以及，「不要以為蓋子捂了十年就萬事大吉了。用血寫在人類心上的歷史，有誰忘得了，又有誰捂得住？」
今天，再讀鮑先生十一年前的錚錚之言，我們可以稱之為「兩個不要」。從「三個一切」到「兩個不要」歷經二十三年的時間，老一代知識份子的境遇變化及他們留下的思想資源，足讓我們俯讀之、仰思之！
平反：中共的自我救贖之途
重讀鮑先生十一年前舊文，在第二個「不要」之後，他繼續寫道：「臺灣二二八，白白捂了五十年蓋子，到頭來還不是得揭開！」
歷史總是公正與有耐心的，國民黨在坦承「二·二八事件」責任並向受害者道歉之後，再次贏得了人民的支持。中共統治大陸，「三個一切」統統進向了反面。中國大地幾乎每天都有一個「微縮版的六四」在發生，「維穩」即廣義地「消滅六·四」也成了中共最高當局的重點工作。
然而，中共欲想自新尚有機會，那就是效法國民黨平反「二·二八事件」，盡早來平反「六·四事件」。也許我們不能設想平反「六·四事件」是一劑救中共於危亡的靈丹妙藥，但是，至少這種舉措可以改變其自身的「屠城基因」，從而也大大降低了官民暴力衝突的幅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