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文學與人學，文學中現實主義的非現實和人性的陰暗面，作家的能量和焦慮
5月17日，作為今年悉尼作家節的活動內容之一，艾士菲圖書館邀請到了中國著名小說家蘇童，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挂》的原著作者光臨做客，並與悉尼大學中文研究部主席王一燕女士一起談說起了他的新作《河岸》和其他作品以及文學愛好者關注的問題。
《河岸》是我最好的小說
在「年度傑出作家」的爭奪中，蘇童憑藉《河岸》「擊敗」了眾多的強勁對手，拿下了自己「一個仰慕已久的文學獎項」，蘇童對於自己的獲獎作品《河岸》也表示相當滿意，「目前來說,它應該是我最好的小說了。」蘇童表示，他對《河岸》的滿意，其實更多是情感上的，不是從技術上考量，「我一直想以小說的形式表達‘河流’這樣一個比較浪漫、比較抒情的詞彙。現在寫出來了,這就是所謂滿意的最大的原因。」
談到自己出生的年代—60年代，蘇童認為很特別：沒有直接遭受「文革」的苦難，但比後生們多了一份「文革」的記憶。童年的生活是在難以想像的壓抑中，但他和許多同齡人卻在這種壓抑中找到了自己的快樂和精神生活。他在河岸邊長大，對河流和船隊都有著特別的情感。因此他一直想從情感上來表達70年代的生活。《河岸》使他滿足了這個願望。
《河岸》中描寫了一個由一批被下放的人組成的一個船隊，遠離陸地上充斥的革命和鬥爭氣氛。而在這批被社會拋棄的賤民團體中，卻存留著溫情或殘存的人倫之美。
王一燕女士風趣地說，對《河岸》故事的理解是一個「反革命」小說。因為小說中將當時的革命故事都反過來講述，比如對李鐵梅的故事就是反過來看的，沒有當成是一個革命英雄來講。
評委會給蘇童的授獎辭裡這樣寫道，「他在2009年度出版的《河岸》，依舊陳述歷史和現實重壓下的個人記憶，如此荒誕，又如此真實，個人的卑微和高尚在以意識形態為主體的宏大敘事中，漸漸被抽象成了‘無’，而權力對日常生活的修改，又讓我們看到，在扭曲的時代里根本造不出筆直的人性。」
現實主義的非現實
針對是否有興趣寫當下的作品，蘇童答道，「關於當下的小說，你必須要有什麼樣的個性。你比如說，現在的官場小說，很好賣。因為這是當代社會生活的熱點。如果你去抓這個熱點的話，可能效果會好一點。可是你如果是有針對性的想法的話，你不會去故意去抓這個熱點，你總是覺得在你眼裡，比如說當下的生活值得怎麼寫你就會怎麼寫。但是這樣的小說，一般作家對於當下的把握，就像我一直喜歡說的，就像一杯水，剛剛放出來的現實是沒有沉澱的，你是看不清楚的，你自己也不知道所謂的被遮蓋的，哪一部分是重要的。就是沉澱以後，似乎本來就是要時間的。所以作家寫是寫了，你寫出來的當下現實也沒有多少人認同，很少有這樣成功的例子，幾乎沒有。
「那些屬於現實主義的大師們，其實他也不是緊扣當下寫的。你比如說雨果的《九三年》，他也不是1793年寫的。巴爾扎克，所謂的現實主義，他的時間也經常是往前推的。」
文學是人學
對於文學是什麼的問題，蘇童認為「文學是人學」這句話，「是最極致地闡述了文學是什麼。有時候文學是什麼呢，真是說不清楚。我自己個人覺得當一切文學的問題說不清楚的時候，用這句話說，特別合適。那麼文學作品他的終極目標，你出於各種的藝術立場或者是文學立場，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是有一點，文學永遠繞不過人這個字。所以就是說，我們覺得就像船歸海啊，萬流歸海啊，就是最後的這個海是人，而不是別的什麼，而不是什麼一個政治話語，而不是一個什麼道德觀念，也不是一個什麼什麼東西。文學為什麼服務啊，但是有一種服務，我覺得永遠是……文學為人服務。因為首先，我覺得從寫作來看，他寫作出來，首先是，對很多作家來說他好像是一種內心的需要。然後，當他形成了一個作品，形成一本書，被人閱讀的時候，別人的閱讀又是一種內心的需要。所以他總是跟人有關係的。」
關注人性的陰暗面
蘇童的作品很多都是關注人性的，而且寫得非常細膩，寫的入木三分。那麼也有一些批評人士說，蘇童過多的關注這個人性的黑暗一面。對此蘇童解釋道，「人性光明的一面，有牧師，有神父，他都會告訴你的。但是我覺得人性之所以是一個大課題呢，因為黑暗的那一面從來沒有人告訴你，沒有地方。因為你有時會發現一些非常意外的事情。你沒有思想準備的話，我覺得你會發瘋的。所以我覺得一味地謳歌社會的光明，把世界描述成一個美好的世界，那是不負責任的，不可能有這樣一個世界。在我的印像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世界，東方西方，沒有任何一個世界可能是完美的，他都有問題的。我的一貫的信條就是，因為人是有問題的。因為人與人的問題必須伴隨著社會，伴隨著政治，伴隨著他的情感生活，所以人永遠都是要處理問題的，那麼社會也是永遠都要處理問題的。」
作家的能量在於想像
會場中許多聽眾都關心這樣一個問題，蘇童是六十年代出生的，而他的眾多作品都是描寫他出生以前的時代，那麼他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想像力和間接經驗，來完成這樣一部部作品的呢？
蘇童認為小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確實是想像力的產物。大家都說對詩歌比較容易理解啊，詩歌是想像力的產物。小說是不是，其實也是。只是小說他藉助了一個能量，能掩蓋個人想像力的這個部分，讓人感覺是觀察生活的細節。「一個作家的能量，很大部分，其實不是來源於他對生活的觀察多麼多麼細緻，其實他的能量，最大的能量，最能有效利用的能量，還是他的想像。就像剛才所說到的像《妻妾成群》這樣作品，我是完全不瞭解那個時代的，沒有直觀的那種記憶的那種生活，甚至我們家因為世代貧農，也沒有一夫多妻的這個現象。但是我覺得一個作家的想像就是一個巨大的，他必須要有的能量。」
作家的焦慮
蘇童在不同的場合多次提到他非常焦慮，那麼這種焦慮來自那裡？他表示眾多的作家都有焦慮，焦慮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於自己事業的想像、與自己目前所處的這麼一種生活的分裂、割裂。也就是說一個作家腦子裡想像的那樣一部作品，但是他在完成的時候，他總是覺得沒寫出來。「比如說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寫完這個作品的一年多來，我自己覺得我應該寫，但是我覺得我沒有一個東西能夠逼迫我……或者說我是覺得值得現在就坐下來寫。就是說我還不能相信自己。我特別喜歡就是，對自己、讓自己完全信任了以後坐下來。那麼自己對自己的不信任，是另外一種焦慮。自己對自己的不信任是如何產生的呢？其實就是對於那部作品的不成熟，或者他的方向是歧途。就是這樣。所以我覺得焦慮主要是一個個人跟作家心目當中的那部偉大小說的關係不清。這樣的關係不清，造成的某種焦慮。當然我覺得的這個焦慮還是有進步的。我覺得就是那些糊塗的作家才認為自己多麼牛呢。一般來說，我自己覺得焦慮是一個作家正常的狀態。」
《河岸》還獲得了亞洲版諾貝爾文學獎的曼氏亞洲文學大獎。對於蘇童的《河岸》，作為評委的印度作家米甚拉和愛爾蘭作家托賓形容是「充滿魅力的浪人小說」，「是有關過分溺愛和父子關係的故事」，當中隱含了許多既滑稽又悲哀的生活和政治寓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