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力（音譯）在中國南方城市深圳呆了20年，當他妻子違反「只生一個」政策，生下第二個孩子時，當地計畫生育幹部沒有找上門來。
相反，這位外地企業家卻在遠隔一千多公里的四川老家交納了5000元人民幣（合735美元）的罰款。
「我們必須在老家給他辦出生證明並交納罰款，」開著一家小川菜館的楊志力說道。
「要不然他以後（16歲時）辦不了身份證。」到那個時候，他兒子的身份證也得在四川辦理。
據估計，中國有2.3億農民工，他們就算是辦理一些例行事務也必須大費周章，而這只是中國戶籍制度所帶來的持久影響的一個方面。
更重要的是，這項施行了50年的制度，讓他們無法在城市平等地獲得教育、醫療和其它服務。從1985年起，中國大批農民工湧入城市和製造業中心。
上月中國全國人大召開年度會議前，媒體紛紛報導稱，此項制度即將廢除。而事實證明，這些報導明顯言過其實。雖說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許多高官都曾公開敦促改革戶籍制度，然而，13家國內報紙譴責這項「隔離」制度「違憲」的聯名書卻有些過火，一些當事編輯因此受到了申斥。
該社論譴責「那套在所有公民頭上的無形枷鎖」，語氣激奮，宛如50年前美國民權運動的道德回聲。然而，從經濟角度看，向所有農民工提供城市社會服務所涉及的成本，卻近似於歐巴馬政府代價高昂的醫療改革。
一些地方政府率先發起了零零碎碎的戶籍改革，溫家寶總理上月向國務院發表年度講話時，也一語帶過地提及此事，而在此之外，北京方面一再將實質性戶籍制度改革歸為「太難」一類。
戶籍制度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實施，確保了廣泛擁護和支持毛澤東共產主義革命的農民沒有跟隨勝利者進城。30年後，這項制度開始與鄧小平實施的經濟改革發生牴觸，農村勞動者認為，進城的賺錢機會，超出了他們離開農村的風險。
這股潮流與19世紀至20世紀初歐洲窮人跨越大西洋遷移到北美城市的運動頗為相似，給深圳等中國沿海製造業中心帶來了深遠的社會變革。
30年前，萬豐不過是深圳郊區的一個村子。寓意「萬年豐收」的村名，讓人誤以為這裡有著濃厚的農耕傳統。楊志力的飯館就開在這裡。
萬豐地處兩條高速公路沿線，並且鄰近深圳機場，村裡的土地因此變得金貴。村裡也由此形成了兩個階層的群體：一是大約2000名的「本村人」，他們世代居住在萬豐；二是不享受什麼特權的外地人，如楊志力。
萬豐本地村民70%都姓潘，他們填平了稻田，把土地租給工廠和倉庫的經營者。他們每年能夠從這筆租金收入中拿到分紅，在多數年份裡，他們還能從村裡成立的開發公司那裡分紅。
「以前春節時每個村民能拿到1.2萬元分紅。後來萬豐集團的股東沒有拿到分紅，因為我們需要把這些錢進行再投資。的確有村民因為這事告我的。」萬豐前支部書記兼本村開發公司負責人潘強恩表示。
據估計，當地工廠總共僱有9萬名農民工。如今萬豐的租賃文化還擴展到了住房市場。村裡的舊房子被拆掉，代之以多層的宿舍樓（一般都沒有經過批准），供農民工和他們的子女居住。然而，年紀在十來歲的農民工子女卻面臨著另外一個問題。
在深圳等製造業中心，興起了越來越多的民辦小學和中學。這些學校讓農民工子女讀得起書。但如果想考大學，他們就必須返回「原籍」讀高中，即使他們在萬豐出生，大部分時光都在萬丰度過。
楊志力的兩個兒子都回四川讀高中了。在萬豐一條巷子裡擺攤賣四川小吃的李博松（音譯）也把兩個子女送回老家上學。
說到把孩子送回四川，李博松表示：「在這裡上學一年費用大概要1萬塊錢。太貴了，我們沒有別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