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愚園路往西一點點，一○八八弄一○三號，顧聖嬰也是自我了斷。傅雷家和顧家深交，傅雷為顧聖嬰介紹過鋼琴老師，傅雷夫婦的死，肯定給顧家三人的死做了榜樣和暗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愚園路七四九弄的原區中心醫院。凌晨三點左右，救護車呼嘯而來，抬下來三副擔架。髒兮兮的帆布擔架，放在急診室的地上。那時，中心醫院急診室是老洋房的客廳。天冷放一個燒煤的鑄鐵爐子取暖，鐵皮煙道在天花板下繞半圈。擔架上兩女一男，已經氣息全無。那個男的抬進來的時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觸目。天很冷，沒多久，人就呈僵硬狀態。
阿尼頭（上海話「阿二頭」）那年十六歲，從小練小提琴，老師是交響樂團的，知道音樂界的許多事情。他認出了躺在擔架上的是鋼琴家顧聖嬰。旁邊大人們也在議論：「顧聖嬰，顧聖嬰……」
那年，顧聖嬰二十九歲。顧聖嬰面孔雪雪白，頭髮塌在了地上。片刻，醫生寫好死亡鑑定，三副擔架由護工推到太平間去了。三具屍體匆匆燒了，骨灰沒有留下來。三個人是，媽媽秦慎儀、弟弟顧握奇和顧聖嬰。
一九八九年暮秋，我見到年邁的顧高地將軍。他已經八十高齡，他活下來，是因為他一直因潘漢年案羈押於青海在服刑，前難躲過後難。孤老頭子已經沒有親人。和我一起去見老人的還有同事王美女（現定居巴黎），我們是通過一個叫蔡蓉曾的女子，找到將軍的。
愚園路的房子早就變成七十二家房客，顧高地將軍落實政策後，被聘為上海市政府參事，雖是閑職，他有這個資格。他年輕時候是一九路軍蔡廷鍇的參謀，一度蔣介石也器重他，他與潘漢年等過從甚密。
推門進入的時候，聞到一股強烈的貓尿味。屋子裡養了一群貓，顧高地將軍手裡還抱著一個。將軍好高的個子，很瘦，灰色中式棉襖，更顯老人皮膚蒼白。他目光柔和，語話清晰，帶無錫口音的上海話。事先和王美女商量好不講任何痛苦的話題，我們權當陪老人說說話。
那 天陽光很好，客廳的水泥地上白白的耀眼，房子等於沒有裝修，但很整潔。一架舊鋼琴，老人說是女兒用過的，還有一些舊琴譜，也是抄家歸還的九牛一毛，連同顧 聖嬰的幾張照片，放在玻璃櫃子裡。最有價值的是一具石膏手模，裂了，是肖邦臨死時翻制下來的，波蘭政府拷貝，獎勵給顧聖嬰的。我們談下來，知道老人在政府 裡領一份薪水，看病沒有問題，蔡蓉曾女士是熱心人，無償幫助老人，關心飲食起居。老人的願望是在此設置顧聖嬰紀念室，保存聖嬰所遺全部文物。我想，這裡實 在是太簡陋了一點，顧聖嬰留下的東西也非常有限。我們陪老人坐了許久，臨走他送我們顧聖嬰的盒帶一套，兩盒，收錄女兒演奏的肖邦、李斯特作品若干。走 出顧老住地，王美女問我：「數過他家幾隻貓嗎？」我說沒注意。王美女瞪大眼睛說「三隻！」我頓時大駭。一九九○年十月，我收到訃告，顧高地去世，原因是肺 癌。一九九○年，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見到了俄羅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她是顧聖嬰、劉詩昆的老師。五十年代，兩個學生就住在老太太的家裡，學琴練琴。我 到汾陽路音樂學院的專家樓裡找她。那時，專家樓就是校園北面的一棟舊洋房，穿過自行車棚，在一片缺少打理的植物後面，找到入口。
中蘇專家 恢復往來，學院將這位與中國鋼琴教育關係密切的老太太請來。她和畫報上典型的俄羅斯老太太沒有區別，矮，微胖，滿頭銀髮，大花圍巾披肩，和藹可親，談話很 愉快。她喜歡中國學琴的小孩子，專程來輔導。最後，說到顧聖嬰，老太太落了眼淚，哭得十分傷心。她拿出一本相冊，很多顧聖嬰和她在一起的照片，有些在鋼琴 旁，有些在花園裡，還有在演出場合，有不少和劉詩昆一起的三人照。顧聖嬰的死訊，她是在「文革」結束，中蘇重修舊好後才知道的。她難以想像輕盈瘦弱的顧聖 嬰年紀輕輕的走掉了。
在上海，在一條街上，在一個時間段裡，一下子死掉一批人，不是天災，不是瘟疫，不是異族入侵，而且都是橫死，偶然。 有些人是國寶級的，我們不可能像造汽車一樣把他們造出來，他們幾乎是上帝故意安排在我們中間的，人的典範。而因為我們暴戾、我們粗鄙、我們輕信、我們妄執 一念，以為真理，他們就這樣，帶著極大的冤屈，帶著奇恥大辱，帶著絕望和決絕，離我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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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淵評，共產黨就是這樣用煤氣屠殺民族精華的。顧高地先生，江蘇無錫人，以下文察知是一個國際問題專家，以其與潘漢年的關係，青年時必接近中共，終其一生必問：中共可親乎？
顧高地：我所知道的八一三戰役片段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滬抗日是具有特殊意義的戰役，為八年持久抗戰奠定了基矗當時中國方面參加作戰的除中央軍外，長江以南各省，包括廣東、廣西、雲南、四川相繼派出部隊，踴躍參加戰鬥，總計出動兵力七十一個師、七個獨立旅、教導總隊兩個團、稅警六個團、上海保安團兩個團、江南保安隊四個團，還有炮兵五個團又若干營，輕戰車和戰防炮各一營等，共八十多萬兵力，約佔當時全國軍隊的五分之二。
在此戰役中，我軍全體將士繼一二八戰役之後，浴血奮戰，在淞滬正面，縱深均不足二十公里的地區，與日軍反覆拚搏，堅持三個月之久，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速戰速勝的狂妄企圖，又一次發揚了中華民族誓死不屈、英勇抗擊外來侵略的崇高精神，從而一正國際視聽，獲得國際間熱愛和平正義的國家和人民的同情與支持，有利於爾後抗戰的進行。
當時我在上海參與負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以下簡稱國研所）工作，與戰役相始終。當年保存有大量文獻資料，並於抗戰勝利後寫成回憶錄，不意因迭遭變故，所有文獻資料蕩然無存。茲值抗戰勝利四十週年，特就回憶所及，扼要寫成此文，以志紀念。由於長年臥病，記憶力大為衰退，許多具體情況難免錯漏，請知情者不吝指正。
一、國際問題研究所
在七七事變前所作的判斷國研所成立於一九三七年三月間，亦即七七事變爆發前約四個月，由王芄生、洪松齡和我三人共同組建，直接受命於蔣介石，專門研究日本問題，為抗戰作準備。
當時中日間形勢，表面緩和，雙方且先後互派經濟使節往來訪問，但在幕後，日本少壯派軍人陰謀策劃華北自治，不僅未稍收斂，且步步進逼，與日俱增。國研所正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草創伊始，雖限於條件，工作未能展開，收穫不大，但對七七事變的爆發，則早在五月間即作有正確判斷。因此，於事變爆發之日，立即獲得蔣介石的重視，指示進一步開展工作，並為此提供必要條件，為以後工作的開展奠定基矗這一判斷的作出，最初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間，綜合各方情報，判明日本陸軍方面，無論在東京或現地，對華北問題的處理，存在兩種對立意見，鬥爭極為激烈。
一派著眼於對蘇作戰，主張中止華北自治工作，而謀求所謂日支邦交調整，實行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並以退還日本在中國（除偽滿外）的一切政治軍事權益，包括治外法權、華北特殊利益、陸海軍駐兵權、租界等為誘餌，誘我承認偽滿（至少事實上承認），屈辱妥協；同時，謀求陸軍內部的「整肅」，防止所謂「下克上」的重演，以期統帥部的意圖得到貫徹。此即所謂穩健派，亦有稱之為統制派的。另一派則認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第二次合作，「現地事態惡化」，謀求斷然一舉解決華北問題，以免夜長夢多，並為此不惜於現地製造事變，強迫東京跟著走，重演九一八以來「下克上」的故伎。此即所謂強硬派，亦即通常所謂少壯派，或稱皇道派。
穩健派在陸軍中央方面，以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莞爾少將、戰爭指導課長河邊虎四郎大佐、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大佐等為代表，受到參謀次長今井清中將的支持，海軍、外務及元老重臣方面亦多表贊同；在現地則以支那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少將、作戰參謀池田純久中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大佐、北平駐在武官今井武夫少佐等為代表，受到支那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的支持。
強硬派在陸軍中央方面以參謀本部作戰課長武籐章大佐、支那課長永津佐比重大佐、陸軍省軍事課長田中新一大佐等為代表，受到陸軍大臣杉山元大將、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將的支持；在現地則以大使館附陸軍武官喜多誠一少將、支那駐屯軍先任參謀和知鷹二中佐、大木良技中佐、情報參謀長田盛壽少佐等為代表，受到關東軍及朝鮮軍的支持。當年三、四月間，少壯軍人在東京與現地間往返頻繁，尤其三月間喜多少將與和知中佐東京之行最堪注目。
鑒上情況，國研所密切注視東京與現地的動向，努力蒐集有關情報，以便研究對策。五月一日獲得四月三十日晚間日本使館附海軍武官本田忠雄少將在上海月乃家花園日本料理店招待當日抵滬的佐世保海軍記者團時的談話。當時有記者問本田對華北局勢的看法，本田笑著說：「八月一日以前沒有事件發生，那是沒有問題的。」記者追問：「八月一日以後怎樣？」本田即笑而不答，只舉杯勸酒，並召藝妓侑觴，在一片嘻笑喧嚷中，談話未再繼續。這一情報得自一極為可信的來源，雖只寥寥數語，對照當時情勢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重大意義，為此我等分頭設法，向有關方面進一步蒐集情報，冀能獲得證實。
五月中旬，先後從不同來源獲得一些情報，而以來自支那駐屯軍有關人員的一次談話最為重要。此項談話歸納起來為日本陸軍中央方面，在統制派的策劃下，內定在當年八月陸軍大異動（即陸軍人事更迭）中，將少壯派領袖人物，亦即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人之一，當時擔任第五師團長的板垣征四郎中將免職，並編入預備役，以為整肅少壯派的開端。
為此少壯派秘密策劃在大異動之前在華北製造事變，以阻撓中央方面的這一決定，藉以保全少壯派的固有地位，不致遭受打擊，同時乘機推動對華北的各項謀略，企圖達到華北自治，由日方全面控制的目的。另一情報來自當時擔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長，從事對外交涉，以親日著稱的陳覺生，他本其與日方接觸所得的印象，認為日方對冀察方面的各項要求是不能得到滿足，最遲至秋冬之交，華北肯定會出事。綜上情報，我等盱衡情勢，判斷日方將在華北伺機製造事變，而爆發時機當在日本陸軍八月大異動之前，最遲當在八月上旬，也有可能提前在七月間發動。當即據此寫成研究報告，於五月二十四日以「敬電」報告當時駐在南昌的蔣介石。迨七七事變爆發，證明上述判斷完全正確，成為八年抗戰中，國研所所作的兩個重大判斷之一。
另一判斷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所作的日軍企圖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判斷，其經過將在另文專述。以上情報的獲得足以擊破盧溝橋事變爆發時，日方誣賴由於我軍挑釁引起的讕言，充分證明七七事變為日方預謀的有計畫的行動。由於國研所各項情報及研究報告，從來只供蔣介石個人決策參考，故其具體內容即在當時的國民黨最上層中知道的人亦極少。
二、日本陸軍從發動盧溝橋事變到進入全面戰爭
據當時所獲情報，當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初，日本現地穩健派，除田代司令官患心臟瓣膜症病危，六月中旬起即未問事外，以橋本參謀長為首，想控制局勢的發展，限制事變擴大，謀求現地解決。陸軍中央方面穩健派的石原部長等亦持同樣觀點，為此曾一度以參謀本部名義發出避免進一步使用武力的指示。但以和知參謀為中心的現地強硬派，本身就是事變策劃者，豈肯虎頭蛇尾，甘受約束，為此不僅不斷提出強硬意見，更千方百計地策動部隊繼續挑釁滋事，無中生有製造所謂「不法射擊事件」，為擴大事態的藉口。
中央方面的武籐課長、田中課長等與之遙相呼應，對事變處理，堅持若出以溫和態度，勢將助長中國的抗日氣勢，因此需要「給予沈重一擊」，以杜絕抗日的根源。關東軍方面更認為此系一舉解決華北問題的好機會，公然越俎代庖，發表聲明，表示保持堅定決心，注視事態發展；同時以所屬獨立混成第一、第十一兩個旅團及關東軍航空部隊作好準備，作為駐屯軍擴大行動的後盾。又派參謀副長今村均少將、參謀田中隆吉中佐到天津，鼓動駐屯軍採取強硬措施。
隨著現地不斷發生糾紛，強硬派意見逐漸佔上風，七月十一日杉山陸相在閣議中正式提出，出動關東軍兩個混成旅團及朝鮮軍第二十師團支援駐屯軍，並在國內對第五、第六、第十等三個師團實施動員準備。獲得通過後，內閣立即發表向華北派兵聲明，於是事態擴大已成必然，局勢實際為強硬派所控制。
七月十二日新任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將到天津。他原係強硬派，蒞任前雖奉有不擴大事變，迅速收拾事態的指示，但在京城（即漢城）、長春受到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大將和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中將的煽動，態度更趨強硬。到後，即要求駐屯軍作好全面作戰的準備，強硬派聲勢更為一振。
與此同時，我全國抗日氣勢高漲，群情激昂，蔣介石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要求抗戰下，舉行廬山會議，決定抗戰，並部署大軍北上，更成為日軍強硬派大舉行動的藉口。七月十七日關東軍獨立混成第一旅團進抵順義附近，十九日獨立混成第十一旅團推進至高麗營附近，均距北平不足三十公里。十八日朝鮮軍第二十師團主力在天津集中，並以一部控制唐山、山海關一帶，至此日軍已完成一舉佔領平津地區的戰略態勢。
七月二十五日廊坊事件發生（日軍第二十師團一個中隊在廊坊方面架設電線，與我駐軍第二十九軍三十八師發生衝突）。二十六日廣安門事件發生（駐屯軍第二聯隊一個大隊自豐臺乘汽車通過廣安門進入北平，與我守城部隊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發生衝突），二十八日，日方公然以此為藉口要求我軍撤出北平，並在空軍協助下，向我全線發動總攻擊，先後佔領南苑、西苑及永定河左岸地區，天津日軍亦於同日佔領天津及其周圍地區。我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忍無可忍，同日夜間發表通電，表示服從中央命令，堅決抵抗日軍侵略，不惜犧牲。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均於同日在南苑作戰中陣亡。至此，中日兩軍事實上進入全面交戰狀態。
自日軍發動事變到進入全面戰爭的三個星期中，東京方面穩健派及海軍、外交人物就主張就地解決，反對從國內派兵，擴大事態。七月十一日杉山陸相在閣議中提出出動關東軍及朝鮮軍並在國內抽調部隊增援華北，米內海相堅決反對，廣田外相提出目前動員只能理解為準備性的打算，從而否決了杉山的提議，改為動員準備。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鑒於形勢向有利於強硬派方面發展，憂慮演成全面戰爭，早在七月十三日即提出派參謀本部總務部長中島鐵藏少將、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大佐出發現地，傳達迴避全面戰爭、努力現地解決的方針，要求第一線部隊不再挑起糾紛。中島等於七月十九日與冀察當局簽訂關於實施取締排日活動的協定後始返回東京，參謀本部隨即決定暫時停止動員國內師團。
二十二日穩健派又將現地強硬派急先鋒和知中佐調回國內，以減少事故發生，但和知歸國後，繼續鼓吹我中央軍進入河北省，破壞《何梅協定》，現地部隊情緒激昂，已到了斷然採取行動的時刻。在此期間，石原曾授意戰爭指導課起草關於緊急措施意見，建議由近衛首相在危急情況下，親自到南京與蔣介石直接談判，以決定和戰。據聞近衛藉口對談判無信心而予以擱置。其後石原又向杉山陸相、梅津次官提出從華北撤兵的意見，杉山、梅津拒絕加以考慮。
關於此事尚有一插曲，曾與國研所發生關係。其經過是：日本近衛首相一方面懾於陸軍強硬派的威勢，不能作出獨立的判斷與決策，一方面受左右比較有遠見的謀士如松方幸次郎、細信夫、尾崎秀實等的慫恿，曾派元老西園寺之孫來滬秘密訪問宋子文，探聽中國方面對解決華北事變的意見。但其具體經過我不明瞭，我所知道的是近衛於七月下旬曾委託孫中山先生老友、終生致力援助中國革命的宮崎滔天之子宮崎龍介來滬，謀求與國民黨老一輩接觸，研究避免全面戰爭、解決事變辦法。
宮崎父子與王芄生本屬素識，早一年王在東京任大使館參事官時，宮崎龍介與王有過接觸，對如何挽救中日間危機具有同感，宮崎亦知王歸國後成為蔣介石對日本問題的重要顧問，故於出發來滬前，通過當時國民黨駐橫濱總領事邵毓麟與王取得聯繫，約定在上海相見，國研所為此作了安排。但宮崎於七月二十四日在神戶登輪時，為日本憲兵逮捕，陷獄多年，此事遂成泡影。在宮崎行期之後一日，即七月二十五日，國研所安排郭沫若回國，則事前經過國研所關係人士名畫家錢瘦鐵周密安排，並陪同登輪，則未為日本憲警發覺，安全離日，而於二十七日到達上海，我曾偕同國民黨行政院秘書黎琬京去輪埠迎接。
以上國研所同時安排的兩事，一有結果，一無結果，成為歷史軼事，在此附帶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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