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翎的革命生涯
林希翎於一九三五年出生於上海，本名程海果，其父母均是當年有理想、有抱負的文化青年。父親原籍東北，曾組織過東北移民學生抗日請願團，母親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為擺動脫舊式婚姻從浙江逃至上海，受其兄影響，三十年代就曾為中共做過一些事。自幼受到家庭氛圍熏染，林希翎幼年就充滿了革命激情。她四九年時僅僅十三歲時就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五三年進入人大法律系時僅十八歲，此時，她已是一個有著五年革命經歷的幹部了。
十三歲參加革命，十八歲進入人大，按理林希翎應該有一個輝煌的人生前程。然而，《不可馴服的林希翎》一書的前三章分別記述其家世，從軍和進入人大，所展示的林希翎的人生軌跡都遠非一帆風順。林希翎參軍是自願的，因為她從心底裡認定共產黨代表著社會正義。她最初作解放軍在浙東一帶進行土改的方言翻譯，後又轉至防空部隊機關工作，因工作一直十分靠近政治運動的中心，但由於其父曾任過國民黨官職，又於解放前夕逃離大陸，使她雖可接近政治中心，卻無法進入權力內圍。青少年時代的程海果，是一個純情的為理想獻身的範例，但儘管她一腔熱血，勤奮向上，卻無法擺脫這一歷史污點，共產黨甚至共青團的大門是不為她敞開的。在防空部隊機關工作，由於她不是團員而不能作機要工作；由於同樣的原因，她還不得不割斷同其戀人的聯繫；大人法律系去石家莊進行司法實習，又由於她不是黨員，而只能給她安排作法官助手的二流角色。對於滿腔熱血，天賦聰穎的程海果來說，這無異於一種政治歧視。侯芷明敏感地覺察到這一問題，指出不能入黨將是林希翎頭上的一把永恆的德漠克利斯劍，使她無法進入政治核心。
林希翎一生的光輝的頂點無疑是她五七年大鳴大放時的大膽言論。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大學生，她能夠挑戰毛澤東，認為毛的話"不是金科玉律"，指出"共產黨的民主也有侷限性。"這不僅需有超凡的勇氣，尤其需要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林希翎在中國思想舞台上活躍的時間是極為有限的，從五五年底她以林希翎為筆名發表第一篇文藝評論文章開始，到五七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點名批判林希翎及北大另一名學生右派譚天榮，林希翎展現其思想的時間僅有一年多而其間最為輝煌的時刻也就是五七年四月底至六月初的"大鳴大放"階段。這一時間雖然短暫，但在當時中國意識形勢一統的極權社會，已足以奠定其閃光的地位。自此以後的林希翎的生涯，無論是在監獄（十五年），還是後來輾轉來到法國（八三年），基本上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受害者與犧牲品的歷史，為我們認識極權政治對於人及人性的摧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林希翎的思想資源
《不可馴服的林希翎》的書題十分傳神，不可馴服四個字點出了該書的主旨同時也可看作是林希翎本人生命存在的基本意義。從十三歲到二十二歲是人生中可塑性極強的一段時間，但林希翎都沒有被當時如日中天的強大意識形態所征服，從五七年六月底開始到五八年七月林希翎入獄前的批判整肅及十五年的鐵窗生涯，也沒有使其屈服於意識形態極權的淫威，不可馴服的林希翎是中國極權政治下的一個異數。
從這一角度去讀這本林希翎傳記，一個自然的問題便是林希翎何以能夠抵抗中共無孔不入的意識形態教育？換句話說，林希翎有何種精神資源可以使她一直保存著獨立思考的能力？
從林希翎的經歷來看，無論是從軍隊到大學，從大學到監獄，她同當時其他調干生不同的大概就是她曾同當時同中央書記胡耀邦秘書談過戀愛。因此，有機會接觸到高層的一些信息，尤其是讀到當時屬於絕密的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而她的知識背景，也無非是當時正統的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和流行的蘇聯文化。不錯，林希翎就讀的是法律專業，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法律雖然僅僅是徒有其名，但仍有可能誘導青年的法律意識，林希翎曾經到基層進行過司法實習，也以青年報記者身份到農村進行調查，有機會接觸社會的真實。所有這些如果說可以給林希翎的獨立思想提供必要的材料的話，但卻不一定能夠啟動其獨立思考，否則當時的中國社會就可能出現成千上萬個林希翎。
在林希翎的家庭背景中，有兩個對其一生影響最大的因素。一個是她從其母親那裡繼承了虔誠的宗教信仰，十三歲參軍之時林希翎已是一個篤信不移的基督信徒了。解放初期，浙東一帶的基督教堂仍然存在，林希翎在一段時期裡頂著軍隊組織的壓力，每星期天去教堂作禮拜。她甚至可以基督教義的一些信條來比較當時中共軍隊的政治教育，甚至可以公開提出如果沒有上帝，世界何以會如此完美的問題。林的宗教意識如此之強烈又源於她十二歲時因傷寒一病不起後"又死裡逃生"的一次"宗教奇蹟""她在昏睡中聽到一白衣天使的呼喚，於是大病痊癒。對於儒家社會的傳人來說，這類宗教奇蹟無異是天方夜譚，但對一神教文化說來，這類神秘的宗教體驗已足夠奠定一個人一生的精神支柱而抗衡任何外來的思想侵襲。按照《不可馴服的林希翎》一書的記述，後來身陷囹圄的林希翎，也仍然以其宗教信念來判斷事物。在林的心靈世界裡，毛儼然有著上帝的地位，然而基督教教義告訴她，人曾與上帝對話的可能也是有的，為什麼就不能同毛對話呢？很顯然，宗教信仰是林希翎抵抗意識形態極權的最基本的思想文化支柱之一。有意思的是，林希翎後來在獄中遇到的一位名叫劉京文的虔誠的基督徒，她將共產黨增加給他們任何苦痛都看作是她通向最後拯救的階梯。這是一個溫順如羊的女人，宗教卻賦予她堅不可摧的心靈，極權主義無可奈何之！這是宗教信仰排拒意識形態的又一例。
第二個因素是林希翎父親給她留下的血統污點，這一把永遠將她排斥於共產黨權力內核之外的德漠克利斯劍。林希翎以一顆透明的心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但不久就發現在她與共產黨之間存在著一堵不可逾越的高牆，她永遠不可能進入那個理想境地。她本是一個忠實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信仰者，然而這個她認為完美無缺的理想制度卻將她排斥在外，而理由又是她自己完全不能左右的血脈因素。這一理論與現實的矛盾，個人際遇與理想投射的張力，不僅使林希翎最初盲從的心靈受到沈重的震撼，而且促使她無時無刻地重新思索理想與現實的真偽，無法進入意識形態的內圈，使她不僅少了權利、榮譽的誘惑和腐蝕，也使她能夠同正統說教保持距離，這種被排斥的距離感並不構成批判現實的思想資源，但卻為利用各種有限的思想源泉來反思現實、批判現實提供了動力。
具備以上兩個因素，林希翎的人生道路其實已經劃定了。她以宗教的執著去信仰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意識形態的製作與發布中心對她的排斥又使她不斷地發現意識形態神話與其現實間的距離，併進而追尋這一距離的原因。宗教精神的執著使她成為一個純情的理想主義者，而現實對她的歧視又反過來加強了她對理想的信仰和對現實的批判。她的人生經歷使她匯入共產主義極權社會特有的那一小部分"政治異見分子"，他們以共產主義的理想為尺度去丈量共產主義的現實，他們堅持思想的完整性，拒斥極權社會的謊言預設，他們揭露制度與理想的矛盾，進而要求二者的統一。林希翎不同於當時老一代的右派，他們有著先於極權主義的思想根基，她屬於共產黨自己培養起來的第一代知識份子，但她又是那極少的無法為共產主義極權所馴服的人，她的思想無法被折服，因為她的理想較正統理想更為純正，更為摯著；共產黨又無法從組織上、利益上將她俘虜，因為她本是共產黨排斥的對象。
林希翎的意義
《不可馴服的林希翎》一書用一半的篇幅，展現了林希翎從參軍到進入共產黨監獄的歷史，與此同時，作者也不露聲色地描繪出中共建國初期思想教育－－意識形態洗腦－－的過程和具體步驟，從軍隊內部的每週政治學習至土改中的宣傳發動，再到知識界對胡風集團的批判，最終擴展到波及全國的大規模反右，一部中國版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系統的確立的歷史通過林希翎這根經線浮現出來。從這個角度看，本書其實填補了法語世界對中國反右運動以前意識形態確立時期研究論述的空白，因而也給法語讀者瞭解現代中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更為可貴的是，以其西方文化的背景，作者注意到性、宗教、親情等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如何為極權主義利用的事實，讀來令人深思。
從五七年六月底到五八年七月的整整一年時間，是林希翎入獄前遭到思想整肅的一年，自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點批判林之後，一個《林希翎問題專案調查小姐》旋即成立，林幾乎每天都要受到盤訊和審問。為了使林希翎能夠從思想上就範，調查組使用了一切中國文化資源中可以支配的手段，他們將林希翎的母親從浙江請來京誠，用竊聽器偷聽其母女間的談話，他們抓住林希翎同胡耀邦秘書曹志雄的戀愛關係，強逼和誘使她交待他們間的"肉體"關係。與此同時，中共的報刊輿論機器，尤其是《中國青年》與大學的大字報同時向林希翎發起道德批判攻勢，將思想認識層面的問題移植到道德立場層面。在這種道德攻勢面前，不但曹志雄受到下放農村十年的處罰，胡耀邦據說也不得不指斥林希翎為"流氓"。
在思想道德批判的同時，將林希翎送交工人農民"監督"，強迫進行體力勞動是改造思想的又一有效手段。在此期間，林希翎每天的生活安排是：一、寫檢討；二、向黨交待問題（回答所有來審訊她的人的問題）；三、體力勞動。然而所有這一切，都沒有能夠收到預期的效果。林希翎在最後離開人大前夕，仍然堅持其一貫立場。如果說由於中共的思想動員，尤其是以林希翎作為反面教材的動員，使得八大類學校的大學生達到普遍的意識形態認同的話，但在改造林希翎的戰役上，中共強大的思想改造機器卻觸礁了。從這個意識上講，一個思想上"頑固不化"的林希翎的存在，乃是中共意識形態教育的一個失敗。
從四九年建國到五七年反右是中共意識形態的確立時期，是這一套思想政治符號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奠基，落實並取得統治地位的時期，也是以正面宣傳、教育為主要特徵的大規模意識形態動員時期：毫無疑問，反右運動在確立毛澤東思想為中國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基準上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不少研究者看到，反右運動是中國現代政治史上的一大轉折，是中共從經濟建設轉向階級鬥爭，最後走向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開端。從意識形態控制的角度看，反右運動也同時隱含著另一層意義上的轉折，即從意識形態的灌輸認同向意識形態恐怖的轉折。反右中的"右派"，以解放前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份子為旗幟，他們對共產黨的批評、指責，無論多麼善意，都表明瞭解放後鋪天蓋地的共產主義教育並沒有使他們喪失思想與判斷的能力，而對這些無法被意識形態俘獲的自由思想的人，從肉體上給予鎮壓是唯一可行的辦法。對右派的組織處理及強加給他們的人身歧視充分表明瞭中共可以不惜以思想之外的強制手段達到思想認同的本質。誠然，從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建國之初開始，中共意識形態統治也是灌輸與恐怖兩手交叉使用的，如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胡風的鎮壓，但對知識份子大規模的鎮壓則是從五七年反右開始的。
如果說解放前成長起來的這些右派的主流不認同中共意識形態是因為他們是來自舊社會的"渣滓"的話，那麼林希翎卻屬於共產黨培育出來的一代新人。渣滓的不堪改造是情有可原的，但新人卻頑暝不化有如林希翎，對於當時志得意滿的意識形態守護人來說是不可想像的。正是以這種自信和"天真"的心態，林希翎專案組志在必得地去教訓林希翎，並企圖以各種手段使林心悅誠服地回到正統意識形態道路上來。然而林希翎終於沒有低頭，從思想交鋒的角度，林希翎被送入監獄的那一刻，則意味著極權思想自甘失敗。
《不可馴服的林希翎》一書所記載的林的鐵窗生涯，及其通過這一特殊的視角所反映出的中國社會，也是值得一讀的，但從林本人的歷史意識看，她的生命的閃光仍是由於她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確立時期站出來捍衛了理想的純正。她的不可馴服的事實，顯示了中共強大意識形態的限度，擊破了這一意識形態戰無不勝的神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