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後的第一場雨之後的北京大街。
我十三歲時的一個晚上，從收音機裡聽到日本人天皇宣言，那句"日本將忍人之所不能忍"，使我心有震顫，卻並未理解。直到吉普女郎伴隨美國大兵疾馳在東交民巷，差點撞倒我的自行車，又直到我站在宣武門外學校門前，含淚歡迎一卡車接一卡車的中央軍進駐北平，這才醒悟：日本投降啦！我不是亡國奴啦！沒有幾天，是的，沒有幾天，。國軍傷兵嫖娼砸妓院，重慶來的接收大員成為"劫收大員"，法幣貶值，物價飛漲......。僅僅三年半時間，我從熱切希望變為徹底失望，何其速也。
國民黨在民怨沸騰中兵敗如山倒。1949年1月31日下午1時，一支從東北開來、士兵都帶著大皮帽子的隊伍，舉行進駐北平的入城式。一個儒雅軍人登上前門箭樓。廣播裡說，他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員林彪。啊，從來只有"司令官"的叫法，怎麼他也是一個"員"！不知道我這個高中二年級學生，能否在未來也成為其中一員？這是我剛滿十七歲的夢。
1949年3月14日，我乘坐短途列車到達長辛店，進入解放軍最高學府--華北軍政大學步兵科學習。"成為其中一員"的夢想成真，全程只有45天，這一人生轉變，又是何其速也。
獲得十三年半軍齡後，我轉業到地方，開始教書匠生活。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我按課表上課，但教室裡空無一人。全體學生都集合在操場上，主持大會的不是院領導，而是學生自己選出的代表。大會情緒激昂。他們馬上就上街遊行，支持北京天安門前絕食學生的民主運動。
老師們無課可上，都聚集在辦公樓前觀看，態度凝重。老北京的天橋藝人，總是向圍觀的人說："有錢的請賞錢，沒錢的請您站腳助威。"多數教師是同情學生反官倒、反腐敗的正義要求的；但他們每個人都有歷次政治運動的"經驗"，懂得"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滋味，顧慮重重。"站腳助威"不失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表態方式。
此時，學生隊伍中突然喊出一句口號："歡迎老師參加我們的遊行！"
這句口號像一聲悶雷，把我的思維打亂，但又重新組合，頭腦中出現一幅圖畫：風雲突變中，海燕振翅高飛，口中喊著：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吧！而潛水鳥卻躲在岩石下，渾身瑟縮地哼著，它們已被暴風雨嚇昏了。
我走進我教的那個班的隊伍當中。今天是我的課，我的位置本來就該在這裡。
學生多來自石家莊郊區、井陘礦區和市屬四縣。地區閉塞，政治視野受到限制，活動方式也較拘謹。他們一直保持著整齊的隊形，有組織地齊喊口號，臨時學到了用雙指做 "V"字("勝利")手形。雖是中等城市，中山路上也已鼎沸。各高等學校和部分中學的遊行隊伍出動了；報社、電臺、電視臺的工作人員也參加了。攝像車穿梭其間，工作人員一邊高舉錄影機工作，又不時用手向遊行者做 "V"形示意，他們把份內的職責和真實的感情表達融為一體。市民在街旁擠得水泄不通，見到學生們持的"支援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捐款箱"，紛紛解囊相助。不少人把手伸進衣袋大把抓出，連零帶整，看也不看，悉數塞入捐款箱。天氣很熱，路人買來成包的冰糕和成箱的冷飲，送進遊行隊伍中來。武警在重要路口佈防，但未帶武器，也未見殺氣，他們都是當地人，親友鄰居說不定就在遊行隊伍中。
隊伍行進到河北省委大院門前坐了下來。河北省委書記岳歧峰正手持擴音喇叭, 帶著一幅焦急而謙和的面孔，向聚集在門前上千人的遊行隊伍講了自己每月的工資收入，並逐個交代他的妻子和幾個孩子的工作和收入情況。此所謂"上行下效"。他見北京在"對話"，在"透明"，他也出來對話和透明瞭。至於他的薪金數額，市民相信那是和會計室的工資單完全一致的，但是工資單以外的實惠，上哪裡查？他說孩子是普通幹部也不假，但知情人說，他作為省委書記一調來，就把孩子安插到當時最有油水的外貿部門了，這誰能做到？好在人們對這類官僚也並沒有更高的期待。他出來了，見面了，說話了，話中也沒見硬茬兒，就算不錯。
現在知道，當時正值趙紫陽和鄧小平的激烈政治交鋒中。鄧小平認為當時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動亂，趙紫陽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鄧、趙分歧暴露於世，黨內外均覺察到中央出了兩個聲音。此種政治態勢，對於作為中共股肱大吏的岳奇峰來說，非同小可。他不知道下一步的"黨中央"，誰在台上，誰在台下。他正腳踏著兩隻船，必須嚴格遵守"一站、二看、三通過"的官場遊戲規則。"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唐· 韓愈：《山石》)經歷過中共"與生俱來"的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大小頭頭兒們，都懂得在內鬥結果未見分曉之際，要運用"蝙蝠戰術"。待鳥、獸之戰的勝負略見端倪的最佳當口，出來宣布自己原本屬於哪一類，才見真功夫。
"僵臥孤村不自哀, 尚思為國戌輪臺。夜闌臥聽風吹雨, 鐵馬冰河入夢來。"（陸游：《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六月四日前後，我真的是僵臥在石家莊的陋室，靠夜闌臥聽敵臺，思考著國家命運的。通過VOA、BBC、法國和臺灣等"敵臺"的廣播，我緊緊把握了北京的脈搏。六月四日清晨，我得知北京屠殺消息。讓我驚心動魄的是BBC記者訪問楊憲益的錄音報導。楊憲益翻譯的英譯《紅樓夢》和漢譯蕭伯納名著《賣花女》，是我愛不釋手的範本。這位翻譯家、著名學者，氣得上氣不接下氣地向記者宣稱：這支軍隊已不是什麼"解放軍"，而是楊尚昆的私人軍隊，我從現在起，同共產黨決裂（按：當時"楊家將"當紅，代表軍方露面多是楊尚昆）。
被燒燬的裝甲車，中間有被市民塗寫的納粹符號。
接下去幾天，中央電視臺的工作人員薛飛、杜憲等人，穿上喪服，以悲傷語調播出全國電台聯播稿件。這些敢在"天子腳下"的北京，面對坦克、耳聽槍聲而不低頭的硬骨頭，給我極大感染。後來，這兩個人均被逐出央視，薛飛去東歐經商。大約1999年，我在紐約上網搜尋朗讀材料自娛，不期而遇，聽到薛飛朗讀《海燕》，聲音依然鏗鏘。那句"讓暴風雨來得更厲害些吧！"喚回我對六四的種種回憶。
還有一件不期而遇的事情。作為英語教師，我時刻注意蒐集英語聽說材料。六四那天，我收聽北京國際廣播電臺（Radio Beijing）的廣播。廣播員用英語說出這樣的意思："今天凌晨，中國軍隊向學生和市民開槍，死傷多人，其中包括我臺工作人員......"啊，電臺此舉，不正是陣前倒戈嗎！這是要"軍法從事"的呀！我及時把這段話錄到音帶上，次日在課堂上作為"聽力訓練"放給了學生聽。我也倒戈了一把，但沒有學生向校方告密，包括來自軍人家庭的學生。
後來我在美國各大圖書館見到的有關中國六四書籍，幾乎都有王維林赤手空拳以身阻擋坦克前進的照片。我認為，薛飛、杜憲、楊憲益，以及國際廣播電臺的英雄們，用聲帶的肌肉對抗屠城的達姆彈，其威武不屈的凜然正氣，同王維林一樣日月經天。
正像風暴中有海燕也有潛水鳥一樣，那班曾經聲名赫赫的元老、政客、文人，以及毛毛蟲幹部，面對血泊中的民主先行者和無辜北京市民的屍體，都由一度觀戰的狀態中跳出來鼓噪了。
屠殺前幾天，學生們求見徐向前、聶榮臻兩位僅存的元帥，以及周恩來遺孀鄧穎超，希望他們出面為學生說幾句公道話；他們也回答學生代表，說解放軍絕不會開槍，希望大家放心云云。但待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他們迫不及待地表態，老軍頭說恨不能親自上街制止暴亂，元老遺孀則拿出禮物，慰問戒嚴部隊。
《人民日報》開闢了表態版面。一些我平時頗為尊崇的作家，突然面目猙獰，為屠城擂鼓吶喊，讓我心驚、心碎、心灰。他們中間有巍巍，劉白羽。還有一個三十年代老作家，曾寫詩說什麼死了的還活著，活著的已近死了，我看他才是活著卻已經死了！這幫無恥文人的名單是很長的，我不敢憑記憶道出。希望有條件看到那年六月份《人民日報合訂本》的人，把他們的大作，集印成冊，立此存照。
1989年暑假後，緊鑼密鼓地搞"黨員登記"，實則是秋後算賬。黨員經評議後，分為四個等級：一是優秀黨員，二是合格黨員，三是基本合格黨員，四是不合格黨員。要達到"優秀"這一等級，必須是始終緊跟黨中央，即緊跟鄧小平。對於此一榮光，人們似乎感到不大舒服，都辭謝以表謙虛。"不合格"則被"勸退"，失去黨票，也非所願。所以實際上，登記只是兩級，"合格"和"基本合格"。
評議結果，院黨委正式宣布：除開兩人外，都是合格黨員。而這兩名"基本合格黨員"中，就有我一個！
我是無法逃脫這個另冊的，因為我事先已經知道，黨員登記中有一條硬標準：凡參加過遊行支持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最多是個"基本合格"。我參加了那次5月17日的遊行，還有何話可說？兩人中的另一個是剛調來的青年女會計，屬年輕無知，情有可原。而我這個有27年黨齡的老傢伙，則是挨批焦點中的焦點了。
問題是，那天參加遊行並同學生一起高呼口號的教師和職員，有數十人之多，他們為什麼都成了好人呢？
實際情形是，那天遊行中，有幾十個學院的中層幹部也和我一樣走在遊行隊伍裡。學院辦公室主任、黨委辦公室主任來了，學生處長來了，各班班主任都來了。我絕對不會想到其中有詐。因為我旁邊一個專管學生思想工作的幹部，頻頻擦著眼淚。我相信他是為學生反官倒、反腐敗的強烈情緒所深深感動了。最忙的是總務處的幾個正、副處長，幾次開車追來，送麵包、香腸，還告訴大家，院長正組織食堂包餃子，等你們勝利歸來。
如前所述，5月17日那天，情勢撲朔迷離，觀戰的大小蝙蝠們，對學生和群眾要求民主、反對腐敗的激情，個個表現得那麼理解，那麼體貼。可以設想，若是出現另一種結局，遊行定性為愛國的，他們會拍著胸脯說：我早就知道學生的行動是對的，還特意讓食堂包餃子給他們吃呢！
現在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把我揪出來，便可彰顯學院領導立場之堅定，路線之分明，當然有助於保住烏紗，邀功請賞。那麼其他參加遊行的人呢？他們是"由領導派遣、現場維持秩序、保護學生"的！誰能想到，這些人背離職業道德，充當學生運動中的第五縱隊，監控學生言行，現在卻都成了功臣！怪不得列寧有一句話："善良的願望，往往把人引向地獄。"我忠誠於黨的教育事業，作到和學生成為"一個戰壕的戰友"，理應遭此回報。否則，就違背共產黨的常理了。
平心而論，評我個"基本合格"，尚屬寬大。我不只參加遊行，還在課堂上反過黨。除了給學生放送過北京國際臺的那段倒戈廣播外，還向學生朗誦過烏克蘭詩人謝甫琴柯的一首詩，為他們壯行："別等待，等待自由--徒勞！自由已睡去，是沙皇迫使它昏倒！如何使沉睡的自由醒來？我們的人民，舉起所有的棍棒，還有那烏克蘭的寶刀--那時候，自由才能來到！"我有軍人喊口令的功底，朗誦聲衝出教室，不僅那層樓的其他課堂都聽到了，連隔牆石家莊一中的學生，也在課後打聽出了什麼事。
面對"基本合格"，我沉默不語，心中卻跌宕不已。六四期間的一幅幅畫面，烙印在我的大腦皮層上。例如那幅印有21名通緝學生照片的通緝令，每幅照片都有面貌特徵說明。這些可敬可愛的莘莘學子，被描繪成三角眼、鷹鉤鼻、青面獠牙、十惡不赦的匪徒。古代的"畫影圖形，捉拿逃犯"，國民黨的懸賞大洋、追捕共黨，都沒有這次來得凶焰漫天。我是當了一輩子教師的人，對無論哪裡的學生，關愛是我的天職，對此不能不產生極大憤懣。電視畫面裡，警車馳騁，今天捉到這個，明天捉到那個，時時揪著我的心，也揪著我周圍老師的心。有個被通緝的學生，因他姐姐、姐夫報警而被捕，大家議論紛紛，實際是借題發揮，表示對學生的同情，對中共惡行的詛咒。
我頭腦中的另一個印跡是"民主女神"的悲慘傾倒。從六四凌晨起，中共的電視節目裡，都是獨裁者嚴格把關的"平暴功績"的畫面。他們當然不會讓你看到天安門廣場上處理屍體、沖洗血跡、修補彈孔的操作過程。他們刻意多次播出了"得意之筆"：一幫軍人扯著繩索，繩索另一端繫在矗立廣場四天的民主女神像的幾個部位上，然後軍人們喊著號子，一齊用力，雕像扑地。女神倒了，我的心也碎了。他們欺人忒甚！
四十年前，我作為不懂事的高中生，提著腦袋上共產黨的船，現在該再提著腦袋下船了。上船容易下船難，我要講點策略。
六四"反革命暴亂"定性後130天，我遞交了"退黨聲明"。聲明原文如下：
黨支部：
我於一九六二年七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至今已經二十七年了。 這期間，我一貫聽黨的話，服從組織分配，忠誠老實，在教育戰線上盡了我最大的努力。最近讀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寫的《致留蘇學生信》，其中說："對你們年輕人來說，我主張多學科學技術，少學些政治。"我雖是老年人，但很願意本照這種精神，將殘年餘力貢獻給教育事業。我決定自今日起退黨，請予除名。今後，我將做一個合格的公民。特此聲明。
（簽名）
一九八四年七月腹稿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一日呈
這份聲明寫得"內緊外松"，有我的想法。其一、我的退黨，直接導源於"六四"，文中卻一字未提，心照不宣，沒有給他們可抓的把柄；其二、"除名"是黨章中對退黨者使用的帶有極大貶義和蔑視的字眼，我在聲明文字中搶先提出，以示針鋒相對；其三、"政治挂帥"、"講政治"，是共產黨鉗制黨員個人發展的利器，然而毛澤東在給他兒子毛岸英的信裡透露出，核心人物對自己子女有另一本賬，即從不放鬆培養真本領，以期太子們成為儲君，好讓中國人永遠統治在他們家族手心裏，這是極具欺騙性的利己主義。我在聲明中，搬出毛的書信原文，證明我的不講政治、專心業務，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書信的影印集就在圖書館放著，不信，你就去看！至於那句"一九八四年七月腹稿"，表明瞭我的真實思想歷程，五年前我就萌動擺脫中共思想枷鎖的念頭了。
匆匆20年過期了。回顧這份"退黨聲明"，有我的勇敢和機智在，但和那些獻身民主事業的志士比，顯然有我的恐懼感和軟弱性在。這是我一直感到慚愧的。
我參軍時，十個人睡一盤土炕。夜間區隊長和中隊長為我們蓋好被子，白天為我們講述革命道理。有兩次指導員的講話，我至今不忘。
第一次是批"共產黨來了是又一次的改朝換代"。他告訴我們，歷來的改朝換代，都是一個壓迫階級推翻另一個壓迫階級，一個剝削階級替代另一個剝削階級。而共產黨則是永遠、徹底地推翻了壓迫者和剝削者，使人民大眾永遠當家做主。我聽後心悅誠服，對黨的崇敬感倍增。
第二次是批"共產黨的恩情永遠報不完，所以我們要永遠跟黨走。"指導員說，這種"報恩思想"是錯誤的。因為共產黨的理想是解放全人類，不是施恩圖報。這話顯示了何等廣闊的胸懷！
然而幾十年後，回想指導員的話，我只能啞然失笑。中共和歷朝歷代相比，可謂集壓迫者和剝削者暴戾和謊言之大成。最近有一件咄咄怪事，正是中共孽海之一滴--一名中共官員在性侵一名女子遇到抗拒時，竟然理直氣壯地說："你是又當婊子又要立牌坊！"試問，中共把百萬生命送到朝鮮當炮灰，從事不義戰爭，扶植金日成家族的無賴政權，至今誇耀那是保家衛國；人為製造飢荒，餓死幾千萬人，至今把主謀的巨幅畫像高懸天安門；六四屠城，至今迴避殺人決策者的罪行，反倒肉麻地吹捧"百年小平"......。一切的一切，哪一件不是又當婊子又要立牌坊？他們把民主和人權的呼聲，把弱勢群體的據理抗爭，視若寇仇，屏蔽，狡辯，抓捕，酷刑......，一個如此被盜取的"強國"，讓青年去愛。青年們，你們可要警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