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美國的經濟學者何清漣女士九十年代因為在她《現代化的陷阱》（海外版書名為《中國的陷阱》）一書中指出改革存在的問題而觸怒中共當局。今天她仍然認為，中國"國富民窮"的改革走錯了方向。
就中國三十年改革成敗，"中國叢談"稍早採訪了何清漣女士，她首先談到以1989年為分界的兩段改革：
答：現在人們一般以1989年劃線，認為那之前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改革，那時政府公共政策的出臺還比較照顧到民眾利益，某些改革至少還不敢像九十年代一樣赤裸裸地向權貴集團傾斜，而且那時特權集團利用手中的權力掠奪國有資源和民財都不像九十年代那麼嚴重。記得1989年"六四"時候的口號是"反官倒"，那時侯的"官倒"還只不過是利用價格雙軌制，倒賣一些緊俏物資，牟取差價。
所有經濟改革的攻堅戰都發生在九十年代，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我的那本書《現代化的陷阱》也主要講述的是九十年代的改革。
九十年代在企業改革中主要實行了股份制，同時建立了深圳、上海兩個股票市場。
問：回顧三十年的改革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印象，那就是農村實行了"聯產承包"之後，改革就自己在那裡運行了。而後來的改革幾乎都是以各種方式圍繞國企進行，是不是這樣？
答：是這樣，農村實行家庭承包之後，中央政府對農村的社會重建和農業經濟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基本上沒有顧及。1983年改革轉向城市以後就一直圍繞國企進行。最開始是小修小改，比如設立獎金，再搞廠長承包責任制，到九十年代就是"抓大放小"、破產兼併，最後到朱鎔基作總理的時候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不過八十年代趙紫陽要搞的政企分開朱鎔基不再提了，轉而推行"現代企業制度"，轟轟烈烈搞了兩三年，無疾而終。
但他的"抓大放小"為中央培育了一批資源型的寡頭企業。現在中國"納稅五百強"企業前幾十名的，基本上都是朱鎔基時代"優化組合"，用各種措施保下來的。它們幾乎是中國稅收的半壁江山。這可以說是朱鎔基留給中國共產黨政府的一份寶貴經濟遺產。
問：如果說這是正面的遺產的話，那醫療、社會保障方面的問題是否可以說是他這些改革政策的負面結果？
答：這就得說到朱鎔基改革的"甩包袱"。當時"甩包袱"一個主要是醫療，農村的合作醫療1984年以後就隨著公社制度的瓦解沒有了。然後城市開始醫療改革，逐漸由個人承擔費用。到最近幾年，來自政府的衛生投入只佔17％，個人承擔超過了60％多，還有一些是社會承擔，這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民主化的發展中國家政府要承擔60％左右的情況非常不一樣。
我覺得中國這些年的改革路線是錯的，它是一條"富國強兵"路線，中國的財政能力增長遠遠高於GDP的增長，國民工資增幅又遠遠低於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
另外，朱鎔基任內搞了"分稅制"，把財權全部收歸中央。地方政府只有一些不重要的稅種，包括農業稅、屠宰稅、遺產稅等等，增值稅、股市印花稅中央和地方分成，但煙稅、海關稅這些都上繳中央。
於是中央"財權大事權小"，雖然控制著大部分財源，卻把教育、醫療等公共福利和很多基礎設施建設的責任甩給地方，結果地方政府不斷收縮這些社會開支，最後把中國變成除了黨政事業機關和少數壟斷企業之外，整個民眾是沒有福利的。
問：這種"國富民窮"的局面是當時政策的目的嗎？還是中央希望集中資源再行分配？
答：我無法知道中央的想法，但從操作上看，這種政策造成了地方稅源不夠，不得不竭澤而漁，這是中央逼的。
有幾年徵收農業稅把農民逼得雞飛狗跳、上吊投河，可農民一直就窮，1998年以來，佔人口65％ 的農民只貢獻GDP的18%，再怎麼榨能榨出來多少？於是農村就把主意打到了農民的土地上，城裡就是舊城改造，征地拆遷。
問：這個後果就是更深的社會矛盾？
答：也可以解釋西方經常提出的一個疑問，為什麼中國經濟增長那麼高老百姓反抗還那麼多。答案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和社會公共政策的特點決定了中國社會矛盾的類型。
近些年，有統計的所謂"群體性事件"從2003年的五萬多起，增加到2005年的八萬多起，後來就不公布這個數字了，據說現在每年逼近十萬起。
問：說到這些年的經濟政策及其負面後果，我們也不能不說中央政府也有所意識，比如農業稅的取消，現在新的醫改也開始進行，您如何評價這些補救措施？
答：我覺得這種修正一是遲來的，因為它遲到了很多年，這些小修小補無法根治毛病，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覺得中國這些年的改革路線是錯的，它是一條"富國強兵"路線，中國的財政能力增長遠遠高於GDP的增長，國民工資增幅又遠遠低於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政府拿財政收入的65％養全國7500萬"吃財政飯"的人，而且到目前我還看不到中國會改變這種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