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親歷的兩次救災
1996年，某縣的南部地區遭受大水災，60萬農民不僅痛失家園，莊稼也顆粒無收。省委書記、省長親臨現場，失聲痛哭，號召舉全省之力救60萬災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一時間，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政府也"開倉放糧"。可後來的結果是：災民僅僅得到了一些衣被和少量藥品、食品，政府"開倉放糧"變成了"開倉借糧"，在1997年秋後，那裡的政府部門讓災民連本帶利還新糧。至於救災期間社會各界捐款捐物多少、省政府財政撥款多少，只有少數縣領導知道。但災害過後，不少單位換了新車，蓋了新房。買車買房的錢是哪裡來的？例如全省土地部門幹部職工的捐款，通過縣土地局轉交給災區人民，縣土地局得到救災資金之後，拿出一部分給了受災鄉鎮土地管理所災後重建，其餘的錢就買車或建房或做其他了。其他部門得到的救災款大致都是這樣用了，舉全省之力救災民演變成了肥災官。
1998年長江大洪水，本人自始至終參加了防汛和災後重建工作，還是一個救災工作隊的隊長。98年大水災，也是舉全國之力救災，社會各界捐款無數，災後重建確實做了一些得民心的事情，但改變最大的還是政府部門：縣賓館升級了，縣政府和縣委辦公樓翻修擴建了，幹部住房面積翻番了，各個科局都換新車了（連最窮的婦聯、共青團都買了新車）。
發災難財的背後
在中國，發災難財從來就不乏其人，官員借災難之機改善幹部福利也不是個別現象，這不是某個人的惡：第一，中國的社會救災捐款（如紅會和慈善會等）一般都是通過政府發放給災民的，但信息是不對稱的。政府不對紅會或慈善會報告救災資金使用情況，紅會和慈善會也不對捐款人報告資金使用情況；第二，很多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幹部職工的捐款，帶有行政指令性質，有的是直接從工資中扣的。這些"捐款"一般都由政府部門對口安排給災區的政府部門，捐款人捐給災民的救災款實際上演變成了不同地區政府部門之間或上下級政府部門之間的對口援助款，改變了捐款人救災民的初衷；第三，政府對財政撥付的救災資金和社會救災捐資並沒有嚴格區別，都習慣由政府統籌。政府統籌的結果是一本混賬。如果上級政府來檢查，地方政府有足夠的票據和項目應付檢查；如果有社會監督，政府也可以指鹿為馬；第四，對救災資金使用和管理，災民難參與，災後重建甚至成為少數當權幹部千載難逢的尋租機會。以98年大洪水後的長江干堤加固工程為例，中央預算價格是12元/立方米，通過層層轉包後給農民施工隊的價格為3.6元/立方米。我所知道的一個縣，有數十名負責98年長江大洪水重建項目的幹部，輪番被檢察院和紀委二次"尋租"，原本住房和辦公條件最差的檢察院和紀委，在災後成為全縣之最好。
必須保證地震捐款得到善用
汶川大地震，凝聚了全球華人和全世界人民的大愛大善，大善大愛是汶川人民、四川人民、中國人民用大災大難換來的福音。當災難逐步遠去的時候，私和惡會像荒草一樣開始在人心裏不知不覺開始生長，不限制私和惡的生長，私和惡最終會蠶食掉大愛和大善。管住私和惡，保證善款善心得以善用，乃當務之急。
第一，信息公開，陽光賑災和重建。省、市（縣）各級政府，都必須在政府網站上隨時更新善款、善物、政府對口援助資金和財政專項資金的來龍去脈，便於全社會監督；電視臺和報紙，都要開闢《陽光賑災》欄目，定期公布善款、善物、政府對口援助資金和財政專項資金的收支報告和重大項目的進展報告。
第二，明確政府財政專項資金、各省市對口援建資金和民間捐款的事權。建議財政專項資金重點使用到災民基本生活保障、病殘人康復、衛生防疫，鄉鎮以上文教衛體設施、政府機關重建和跨縣公路、橋樑、水利、水廠等市政設施的重建和恢復上；各省市對口援建資金重點使用到鄉鎮內文教衛體設施、政府機關、道路及橋樑、水利、水廠等公共設施的建設上；社會捐款和國際援助資金主要用村莊災後重建，村莊災後重建由政府和捐款團體或個人協作村民規劃、預算和實施，捐款團體或個人所捐資金建設該村莊如有缺口，由政府財政補充。電力、通訊等重建，責成相關國有企業在規定時間修復或重建。
第三，以縣為單位，將政府財政資金和社會捐助資金統籌計畫，分開使用和管理。在對各縣市災害進行評估的基礎上，初步確定各縣市災後重建所需資金的規模。政府財政專項資金、各省對口援助資金和社會捐助資金統籌計畫安排，但分開使用和管理。政府財政專項資金，下撥到縣市政府使用，由上級政府和本級人大監管決策和預算，專業監理員和人民代表監管工程招標和實施；各省對口援助資金，分配到各鄉鎮政府使用，由對口援助省市派出的代表和鄉鎮人大監管決策和預算，專業監理員和人民代表監管工程招標和實施；社會捐款資金，由村莊村民主導使用和監管，捐資方參與使用和監管，或委託第三方參與使用和監管。
第四，向全社會招標；無論是政府專項資金項目或是各省市對口援助項目或是社會捐助項目，都對社會公開招標。不僅對企業招標，社會組織（NGO）也可以參與招標，黨支部、婦聯會、共青團也可以參與招標。打破招標過程中的資本獨大，官商勾結局面，消除招標過程中的腐敗。鼓勵各級黨群組織和社會組織在"以工代賑"中展開競爭，提升組織能力，並動員更多災民自力更生，以勞動換資金，以勞動換食品，以勞動換福利。
第五，接受國際國內媒體監督；災區重建，除軍事禁區外，對國內外媒體開放，接受監督。政府要主導公開信息，參與重建的社會組織或企業，也要公開信息。中央和省級大媒體，要在地震災區設記者站，大媒體要開闢專門的版面或欄目，跟蹤報導災後重建。
第六，讓群眾廣泛參與。災後重建，是災區人民的事，要讓災區群眾成為重建災區的主體。所有重建項目，災區利益相關人群都可以派出代表參與建設和監管，任何施工單位都必須接受災區利益相關人群派出的志願者和監督員。各級政府和黨委要高度重視災區人民群眾來信來訪，做到有訪必復；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工作要向災區前移，做到有報必查。
上述辦法，都是一些治標的措施，有總比沒有好，至少可以留住一些愛和善。但中國更需要改革社會發展體制，激發中國人內心深處的真愛和真善。有真愛和真善，社會才有真正的和諧。
創新體制，讓真愛和真善無時無處不在
學校組織小孩子捐款，下達指標，小孩子找媽媽要錢去捐款，儘管媽媽沒有錢，借款也要捐，因為怕孩子在學校受歧視。孩子捐款，誰都不願少捐，因為老師有要求，捐少了更怕同學低看。這捐款不是真愛和真善，這是逼愛、逼善。小學生不需要捐款，應該利用週末為NGO組織做義工募捐；領導號召幹部職工捐款，正處500元，副處400元，正科300，以此類推，員工不能不捐，更不能超過領導。這不是真愛和真善，是被計畫的愛、被計畫的善，或者是秀愛、秀善。領導幹部、職工、市民，應該找自己信得過的公益組織捐款，捐多少不必參照領導，應該隨心願。沒錢捐，可以做義工；沒時間，可以獻血；中國大地，在大災難到來的時候，到處是逼愛、逼善，或秀愛、秀善；或計畫愛、計畫善。當大災害遠去的時候，面對天天發生在我們身邊的苦難，全社會視若無物，甚至"犧牲別人幸福自己"。其實，這不是因為中國人天生就私和惡，中國需要創新社會發展體制，以激發中國人的內心實處的真愛和真善表達，讓真愛真善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首先，中國要建立起眾多社會主體為積累社會資本而競爭的社會發展體制。企業是經濟建設的主體，企業為積累經濟資本而競爭，這樣經濟才會繁榮；NGO是社會建設的主體，NGO為積累社會資本而競爭，這樣社會才會和諧。中國只許紅會、慈善總會、青基會等五家社會組織（NGO）具有籌款資格，當地震等災害出現的時候，全中國只能將錢捐給這五家由政府任命領導人和由政府發工資的NGO--二政府。這種壟斷性公益，既不利於紅會、慈善總會等五家公益機構通過競爭、提高服務社會的能力和質量，從而積累公信力、並調動全社會力量持續參與和諧社會建設；也不利於政府從"社會全能體制"中解放出來。大地震是不常有的，但社會問題和社會需求是非常複雜多樣和無所不在的，社會需要很多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承擔起服務社會需求、消化社會問題的責任。社會組織的成長，不是靠政府培養的（更不可由組織部門任命負責人），需要政府創造競爭環境，一些社會組織在競爭中脫穎而出，成長為服務能力強和有公信力的社會建設主體，另一些社會組織可能在競爭中淘汰掉。有了眾多有服務能力和公信力的社會組織，才能把社會的善心和善款用好。在這次汶川大地震中，香港慈善機構援建的6所小學都沒有倒塌，這不是偶然的，是因為香港慈善機構不是"二政府"，是在競爭中煉就精益求精的社會服務能力，並依靠精益求精的服務能力積累社會公信力而獲得善款。如果香港慈善（公益）機構援建的學校是豆腐渣工程，這些慈善（公益）機構就很難存在下去了。一個社會有了很多值得信賴的慈善（公益）組織，持續為社會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不僅僅在大災大難時候），很多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和企業，愛心才可以托付，社會問題社會辦才能落到實處--真愛、真善無處不在、無時不在。這就是香港成為慈善之都、和諧之城、財富管理中心的道理。
從80年代開始，中國隨著無數為積累經濟資本而競爭的企業--市場經濟建設主體的出現，創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蹟，也解放了"蘇聯模式"下的"經濟全能政府"；同樣的道理，只有無數為積累社會資本而競爭的社會組織--市民社會建設主體的出現，才能創造中國社會和諧的奇蹟，"蘇聯模式"下的"社會全能政府"才能獲得解放。只有經濟資本積累競爭和社會資本積累競爭同時存在，中國才有可能建設成為一個既富裕又文明的大國。
其次，中國要建立起政府部門與NGO合作或競爭的社會服務體制。如果准許眾多的NGO提供社會服務，就對某些提供社會服務的政府部門構成了比較，只有這樣，政府部門才有改善服務的壓力，這就是競爭；如果某些NGO提供的社會服務特別專業、特別好，政府可以購買這些NGO的社會服務，這是合作。政府部門與非政府組織的競爭或合作關係，是"小政府--大社會"的基礎，政府和社會都會變得有效率。一個國家，當政府和市場都有效率，這個國家的GDP一定增長很快；當政府和社會都有效率，這個國家一定很和諧，真愛、真善無時無處不在，並留得住財富。只有財富不斷創造、並留得住財富的國家，才有可能成為強大的國家。
再次，要建立讓公民在政府部門和公益組織之間有選擇權的公民管理體制。"社會全能政府"並不必然願意和公益組織之間合作或競爭，這要依靠法律賦予公民在政府部門和公益組織之間的選擇權。如果政府部門提供的服務比公益組織好，公民就會多繳稅，少捐款；如果公益組織提供的服務比政府部門好，公民就多捐款，捐款應該抵扣一定比例的稅款。當然，前提是有眾多的在競爭中成長起來的公益組織可供公民選擇，而不是只有政府指定的五家"二政府"公益組織。公民的選擇權至關重要，對政府和公益組織都構成壓力。多繳稅，是對政府的表揚，對公益組織的警告；多捐款，是對公益組織的表揚，對政府的警告。多捐給紅會和綠會，黑會、藍會有危機；多捐給黑會和藍會，紅會和綠會有危機。公民繳稅或是捐款的選擇權，是公民社會的基礎。公民繳稅後，授權人民代表監管政府善用稅收；市民捐款後，直接參與公益組織所得善款的使用和監管，使善款得到善用。只有公民權利或責任都不是一句空話的國家，這個國家才不會有那麼多的學校在地震中倒塌，這個國家才能在廢墟上建立起不再倒塌的大廈。
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全面開放了，"政府經濟全能體制"已經革除了，GDP增長不斷創造奇蹟；但社會還沒有全面開放，"政府社會全能體制"還沒有觸動。雖然經濟發展很快，但社會問題越來越多。汶川大地震，應該把中國人震醒了！中國迫切需要像創新經濟發展體制一樣，大刀闊斧創新社會發展體制。
讓大災大難過去，讓大愛大善、真愛真善與中國人隨時隨地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