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地震發生後，中共總理溫家寶很快出現在災難現場。電視鏡頭下，溫家寶表情凝重、言辭懇切，見孩子則口稱"溫爺爺"，聞睹者無不動容。整個抗震救災，就在溫家寶開創的一片"感動"畫面中展開，在部分國人看來，大災難，才激發了"空前的民族凝聚力"。
總理在現場，然而，地方官員何在？當地民眾反映，地震發生頭幾日，幾乎見不到當地領導，也不知道他們在何處貴幹。總理到一線指揮救災，固然感人，但反映的，卻是制度缺失：缺乏日常防災救災機制；地方官員似乎全然沒有此等責任，他們甚至謊報、掩飾災情。
在人治的中國，幾乎每一出天災人禍，都需要依靠一個總理的感動，來維繫人心。大雪災時，手持喇叭、出現在火車站的溫家寶，儼然車間主任；大地震後，憂心忡忡、站立在廢墟上的溫家寶，仿如生產隊長。
總理取代了副總理、部長，總理取代了省長、市長、縣長，總理取代了所有官員、幹部。姑且不問，如此"中國特色"的救災模式，是否就能"統一指揮"？只問：效率何在？
當地民眾反映，災難發生至今，除了重點地區（如紋川、北川等）之外，許多災區的災民，至今沒有得到像樣的救援和救濟，如綿陽市所轄的安縣，各鄉鎮災情嚴重，大片死傷，但並無政府力介入，當地災民僅能依靠自救和互救。
大量捐款和救災物資湧入四川，卻並未得到有效管理與合理分配。時不時就有捐款被侵吞、物資遭挪用、分配不公平的傳聞。災民為此怨聲載道。只是，這類怨氣，並沒有反映在國內的媒體報導中。
面對溫家寶的"感人"姿態，死難孩子的家長們，並沒有領情，他們群起抗議豆腐渣工程，要求追究官商責任。溫家寶的"感動"演出，第一次，沒有奏效。家長們的悲情和憤怒，同樣沒有反映在國內的媒體報導中。
大概沒有人懷疑溫家寶的"愛民之心"，但是，溫家寶能不能對著國內記者大吼一聲：不要把鏡頭對準我！請把鏡頭對準災民，對準死難者，對準失去孩子的父母！
溫家寶沒有這樣做，溫家寶不可能這樣做。既得利益集團不允許他這樣做，現行制度不允許他這樣做。鏡頭和畫面是寶貴的，鏡頭和畫面只能屬於政府。電視和報紙上，只能有政府的"高大形象"，不能有民眾的悲憤和怒吼。
這便是極權者的統治秘密：政權優先，民眾為次。猶記1989年民主運動之後，中共當局立即著手在全國各地大量裝備和培訓防暴警察，在各城市建立特警隊，人數動輒達數千，乃至上萬，甚至建立女子特警隊。民眾時不時就能目睹這些特警隊的"防暴演習"：他們全副武裝，技能完備，熟練操作各類武器和車輛，能攻能防。在隨後的各類"群體性事件"中，他們果然都大派用場、大展身手，諸如漢源暴動、汕尾血案等，"無往而不勝"，著實令民眾生畏。
形成對照的卻是，唐山大地震已經過去32年，當局至今沒有建立起一隻專業救災隊伍，更從未進行過防災救災演習。以至於，面對這次四川強震，11萬大軍雲集，卻幾乎只能展示肩扛手刨的原始技能。
對比美國的聯邦救急管理局（FEMA）和俄羅斯的緊急事務部，中共遲至2006年，才成立"國務院應急管理辦公室"，但職能闕如，形同虛設；中共遲至2007年底，才開始實施《突發事件應對法》，卻主要針對民變。
在這次抗震救災中，當局全力突出政府和軍隊的形象，但注定要載入史冊的卻是：最先到達現場救災的，不是中共軍隊，而是自駕挖土機趕到的安徽省蚌埠市劉氏四兄弟；而幾乎與軍隊同時抵達的，是江蘇省民營企業"黃埔再生資源利用公司"老闆陳光標，及其他所率領的一隻民間自發救災隊伍。地震剛一發生，陳老闆就緊急調集120人和60臺工程機械，晝夜兼程，僅用不到36小時，就從江蘇沿海趕到四川山區，行動之神速，連軍事專家，都嘖嘖稱奇。
在錯過了拯救生命的黃金72小時之後，中共才允許外國專業救援隊伍進入。日本救援隊趕到後，僅能挖出遺體，而未能救出任何活人。回國後，這支日本救援隊全體感到"心情沮喪"，其中一名隊員因不堪"內疚"而辭職。
反觀中國，面對死難孩子家長的哭喊和譴責，至今，沒有任何一級政府和官員，出面對家長們說聲"對不起"；更沒有任何官員和商家出面，對豆腐渣校舍奪命慘劇，表示內疚、自責、主動承擔責任。中國政府，中國官員，為什麼不道歉？中國人，日本人，何其差別乃爾？
面對大量學校倒塌和大量學生死亡的事實，迄今，中共當局的調查重點，並非官員和商家責任，而是未倒校舍的"經驗"，聲稱要在重建中吸取這些"經驗"。家長們的痛苦和憤怒，被晾到一邊。"天理"和"公道"，對中國家長們來說，竟是如此的遙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