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7-15 14:45:40作者：辛灝年
一蘇俄指使中共「參加」國民黨和國民革命
猶如本書上卷第三章所論述，中國共產革命的主要誘因絕不是來自本國，而是來自列寧和斯大林發動世界共產革命的「東方戰略」。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成功後，鑒於它與新專制俄國「萬古常青」的兄弟友誼，曾對蘇俄的扶植、指使和指揮供認不諱。即便是在俄中兩黨發生內訌惡鬥，直至悖牆開打之後，中共的御用歷史學家們雖然常常要遵旨改史，卻也不得不承認，中共是由蘇俄扶植才誕生和發展起來的歷史本相。
第一、中國大陸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歷史教材「中國現代史」仍承認：「一九二零年初，上海、北京的共產主義知識份子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成立共產黨組織。同年四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維津斯基來華瞭解中國的政治情況。維津斯基先後在北京、上海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此後，共產黨組織便在各地出現。」
第二、因維津斯基來華而開始在中國各地出現的共產黨組織，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十三人代表五十七名共產主義信徒創建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可爾斯基出席了會議。馬林就此便留在中國，開始直接領導剛剛墜地的中共，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他被第三國際召回。在此期間，馬林不僅要審查中共的建黨工作報告、組織發展計畫和活動經費預算，並且申明「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全部經費應由共產國際支付」，同時發放了第一批中共職業革命家津貼。02從此，中共中央的一應事權必須由他直接過問。馬林就此而扶植了中共，亦因此而獲得了對中共的指揮權和控制權，致使中共在建黨之初就不得不服從第三國際、實際就是蘇俄的直接領導和指揮。進而更在蘇俄的指示之下，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召開的「二大」上發表宣言稱：「中國共產黨既然是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又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黨章另有十二處規定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
第三、中共不僅在政治上、組織上成了國際共產專制勢力的一部分，由於它在經濟上要接受共產國際即蘇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它又成了一個不得不接受境外顛覆勢力長期指使和指揮的黨。中共「一大」召開以後，陳獨秀即在他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機關支出一七六五五圓，其中收入國際支持款項一六六六五圓，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圓。」在中共的「三大」上，陳獨秀已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據前蘇聯已經解密的有關史料顯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預算，僅僅是特別費一項，就已經有一百萬圓。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六十萬圓以上。誠然，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白吃的午餐的」。中共自建黨就一直在蘇俄的命令下，並在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為誘逼中國國民革命和顛覆本國政府而盡心盡力，也就「理所當然」。
第四、中共在建黨之初，因國中信三民主義的多，信共產主義的少；信國民黨的多，信共產黨的少；羽毛既難豐，力量又太小，革命經驗更無從談起；因而，蘇俄才會從自身的革命經驗、即「背叛與奪權」的經驗出發，在孫中山不同意將國民黨改名為共產黨，並拒絕將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併，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之後（參見上卷第三章第十條註釋），遂從命令部分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直到命令全體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直至「參加」由孫中山先生領導和奮鬥了近四十年的國民革命。年幼的中國共產黨，既不懂得這是蘇俄之所以能夠奪取俄國政權的寶貴經驗，更不明白這與蘇俄指使歐洲各國共產黨組織紛紛加入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工會，是出於同樣的目的，甚至為自己是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卻要參加「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而頗感委屈。正因為如此，中共才會在它的「二大」宣言中稱：「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但是，中共「二大」之後不久，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就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的中共西湖會議上，堅決反對中共某些人只同意建立黨外統一戰線的想法，一再堅持共產黨員必須加入國民黨，不僅聲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力量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農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並且聲稱「這是共產國際已經決定的政策」。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開前夕，共產國際除掉給中共送來四月訓令，又稱「特別訓令」，要求共產黨員必須全體加入國民黨以外，「三大」召開時，馬林又以威脅的口吻說：「陳先生（獨秀）的報告是否獲得通過，就是大會是否接受共產國際的訓令、抑或準備違反的證明。」中共「三大」遂決定全體加入國民黨，同時決定「積極領導工農運動，以成為國民革命中一個強大的左翼」。是年十一月初維津斯基來華時又進一步向中共說明：「共產國際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用意在使國民黨革命化，絕不贊成犧牲中共的獨立」，並為馬林解釋和向中共交底說：「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裡面去，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派，反對國民黨中不革命的分子。」07至此，必須服從蘇俄領導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蘇俄與第三國際命令中共全體黨員參加中國國民黨的底牌。中共不僅全面遵命執行，而且在鮑羅廷的直接指揮下，迅速地開始了打進國民黨以發展共產黨的陰謀，即所謂「借國民黨之軀殼，以發展其自身的組織。」（戴季陶語）更由此而迅速地發展成為對於國民黨黨權和對國民革命領導權的迫切篡奪和全面篡奪，亟欲在蘇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揮下，迅速地將中國國民革命誘逼成為俄式共產革命，以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
第五、中國共產黨終於在蘇俄的指使和命令下，打進了中國國民黨，蘇俄亦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打入」，而進一步獲得了指揮中國共產黨直至指揮國民黨的權力。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前，蘇俄就派來了大批的俄國顧問，尤其是軍事顧問；更借重廖仲凱的幼稚病，而打進了國民黨的要害部門和最高部門（參見上卷第三章）。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只因蘇俄顧問鮑羅廷掌有「俄援」，又只對新沙皇斯大林一個人負責，因而，他才在國民黨中「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權力病」患者的大力配合下，劫奪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最高權力，成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太上皇，以至在廣州竟有「一登鮑門即身價百倍」之語。一如中共領袖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鮑羅廷是一個注重個人手腕的策略家……，一切均由他獨斷獨行。他的這種作風，大概與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關係。他有點四不像，他雖不是蘇俄駐廣州的大使或專使，但卻是蘇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發言；他在國民黨中，既非黨員，又是外國人，職位也不過是政府顧問，但其發言卻具有決定性的力量；他是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員，但又不受共產國際在中國代表的指揮。他利用他的地位，左右逢源，發揮他一個人的手腕。他對中共廣東區委會的關係仍是老樣子，不僅遇事不與他們商量，事後甚至也不完全告訴他們……」
猶如本書上卷第三章所論述，中國共產革命的主要誘因絕不是來自本國，而是來自列寧和斯大林發動世界共產革命的「東方戰略」。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成功後，鑒於它與新專制俄國「萬古常青」的兄弟友誼，曾對蘇俄的扶植、指使和指揮供認不諱。即便是在俄中兩黨發生內訌惡鬥，直至悖牆開打之後，中共的御用歷史學家們雖然常常要遵旨改史，卻也不得不承認，中共是由蘇俄扶植才誕生和發展起來的歷史本相。
第一、中國大陸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歷史教材「中國現代史」仍承認：「一九二零年初，上海、北京的共產主義知識份子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成立共產黨組織。同年四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維津斯基來華瞭解中國的政治情況。維津斯基先後在北京、上海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此後，共產黨組織便在各地出現。」
第二、因維津斯基來華而開始在中國各地出現的共產黨組織，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十三人代表五十七名共產主義信徒創建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可爾斯基出席了會議。馬林就此便留在中國，開始直接領導剛剛墜地的中共，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他被第三國際召回。在此期間，馬林不僅要審查中共的建黨工作報告、組織發展計畫和活動經費預算，並且申明「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全部經費應由共產國際支付」，同時發放了第一批中共職業革命家津貼。02從此，中共中央的一應事權必須由他直接過問。馬林就此而扶植了中共，亦因此而獲得了對中共的指揮權和控制權，致使中共在建黨之初就不得不服從第三國際、實際就是蘇俄的直接領導和指揮。進而更在蘇俄的指示之下，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召開的「二大」上發表宣言稱：「中國共產黨既然是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又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黨章另有十二處規定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
第三、中共不僅在政治上、組織上成了國際共產專制勢力的一部分，由於它在經濟上要接受共產國際即蘇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它又成了一個不得不接受境外顛覆勢力長期指使和指揮的黨。中共「一大」召開以後，陳獨秀即在他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機關支出一七六五五圓，其中收入國際支持款項一六六六五圓，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圓。」在中共的「三大」上，陳獨秀已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據前蘇聯已經解密的有關史料顯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預算，僅僅是特別費一項，就已經有一百萬圓。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六十萬圓以上。誠然，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白吃的午餐的」。中共自建黨就一直在蘇俄的命令下，並在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為誘逼中國國民革命和顛覆本國政府而盡心盡力，也就「理所當然」。
第四、中共在建黨之初，因國中信三民主義的多，信共產主義的少；信國民黨的多，信共產黨的少；羽毛既難豐，力量又太小，革命經驗更無從談起；因而，蘇俄才會從自身的革命經驗、即「背叛與奪權」的經驗出發，在孫中山不同意將國民黨改名為共產黨，並拒絕將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併，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之後（參見上卷第三章第十條註釋），遂從命令部分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直到命令全體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直至「參加」由孫中山先生領導和奮鬥了近四十年的國民革命。年幼的中國共產黨，既不懂得這是蘇俄之所以能夠奪取俄國政權的寶貴經驗，更不明白這與蘇俄指使歐洲各國共產黨組織紛紛加入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工會，是出於同樣的目的，甚至為自己是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卻要參加「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而頗感委屈。正因為如此，中共才會在它的「二大」宣言中稱：「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但是，中共「二大」之後不久，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就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的中共西湖會議上，堅決反對中共某些人只同意建立黨外統一戰線的想法，一再堅持共產黨員必須加入國民黨，不僅聲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力量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農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並且聲稱「這是共產國際已經決定的政策」。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開前夕，共產國際除掉給中共送來四月訓令，又稱「特別訓令」，要求共產黨員必須全體加入國民黨以外，「三大」召開時，馬林又以威脅的口吻說：「陳先生（獨秀）的報告是否獲得通過，就是大會是否接受共產國際的訓令、抑或準備違反的證明。」中共「三大」遂決定全體加入國民黨，同時決定「積極領導工農運動，以成為國民革命中一個強大的左翼」。是年十一月初維津斯基來華時又進一步向中共說明：「共產國際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用意在使國民黨革命化，絕不贊成犧牲中共的獨立」，並為馬林解釋和向中共交底說：「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裡面去，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派，反對國民黨中不革命的分子。」07至此，必須服從蘇俄領導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蘇俄與第三國際命令中共全體黨員參加中國國民黨的底牌。中共不僅全面遵命執行，而且在鮑羅廷的直接指揮下，迅速地開始了打進國民黨以發展共產黨的陰謀，即所謂「借國民黨之軀殼，以發展其自身的組織。」（戴季陶語）更由此而迅速地發展成為對於國民黨黨權和對國民革命領導權的迫切篡奪和全面篡奪，亟欲在蘇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揮下，迅速地將中國國民革命誘逼成為俄式共產革命，以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
第五、中國共產黨終於在蘇俄的指使和命令下，打進了中國國民黨，蘇俄亦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打入」，而進一步獲得了指揮中國共產黨直至指揮國民黨的權力。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前，蘇俄就派來了大批的俄國顧問，尤其是軍事顧問；更借重廖仲凱的幼稚病，而打進了國民黨的要害部門和最高部門（參見上卷第三章）。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只因蘇俄顧問鮑羅廷掌有「俄援」，又只對新沙皇斯大林一個人負責，因而，他才在國民黨中「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權力病」患者的大力配合下，劫奪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最高權力，成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太上皇，以至在廣州竟有「一登鮑門即身價百倍」之語。一如中共領袖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鮑羅廷是一個注重個人手腕的策略家……，一切均由他獨斷獨行。他的這種作風，大概與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關係。他有點四不像，他雖不是蘇俄駐廣州的大使或專使，但卻是蘇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發言；他在國民黨中，既非黨員，又是外國人，職位也不過是政府顧問，但其發言卻具有決定性的力量；他是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員，但又不受共產國際在中國代表的指揮。他利用他的地位，左右逢源，發揮他一個人的手腕。他對中共廣東區委會的關係仍是老樣子，不僅遇事不與他們商量，事後甚至也不完全告訴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