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3-07 05:27:57作者：黨治國
文章摘要: 但是那位劉先生卻看不慣了。在一個小型會議上，他批評我「一隻腳穿單鞋，一隻腳穿棉鞋，歪風邪氣。」我看著他腳上穿的棉皮鞋說：「你是穿棉鞋的不知穿單鞋的冷。我只有一隻棉鞋，保護一隻腳總比兩隻腳都凍壞要好吧。」他於是往我的痛處打，說：「你老實一點！身為右派份子，氣焰太囂張了！」
這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二月份的王家園水庫上，忽然湧來了寒流，狂風怒號，我的雙腳都凍腫了。於是想起了枕頭下還壓著一隻棉鞋。能保護一隻腳總比兩隻腳都凍壞要好吧。在這個很自然的想法支配下，我也就很自然地右腳穿著棉鞋，左腳穿著單鞋，我們家鄉稱作「差巴乎鞋」，旁若無人地繼續自己配料和製作試塊的工作。民工們沒有人注意我的穿著，他們一般都穿得單薄，有人腰間繫一根草繩，有人用水泥袋子的牛皮紙塞在鞋子裡禦寒。喊號子的老徐，穿一件小棉襖，除了打夯、攪拌混凝土，總是一刻不歇地一會幹幹這，一會幹幹那，從不休息。當我勸他烤烤火休息一下時，他說：「一停下來身上就冷，不如幹著活還暖和一些。」我才明白了他採用的是活動取暖的方法。
但是那位劉先生卻看不慣了。在一個小型會議上，他批評我「一隻腳穿單鞋，一隻腳穿棉鞋，歪風邪氣。」我看著他腳上穿的棉皮鞋說：「你是穿棉鞋的不知穿單鞋的冷。我只有一隻棉鞋，保護一隻腳總比兩隻腳都凍壞要好吧。」他於是往我的痛處打，說：「你老實一點！身為右派份子，氣焰太囂張了！」這一句話把我噎了回去，我無言以對，忍氣對他怒目而視。他說：「你還不服氣？」我說什麼呢？只能一腔委屈往肚子裡咽。
劉先生卻還不依不饒，他認為我頂撞了他，竟敢於對他怒目而視，他要找一個比他更有力的後臺。於是他向何慧貞做了匯報。何慧貞找我談話了。
何慧貞看著我的鞋說：「劉某某批評你一隻腳穿單鞋，一隻腳穿棉鞋，他批評得沒錯呀。」我說：「我只有一隻棉鞋，保護一隻腳，總比凍壞兩隻腳要好。」她問：「你為什麼不買一雙棉皮鞋呢？」我說：「我倒是想買一雙舊棉鞋，可是我的錢不夠。」她說：「那你也不能一隻腳穿棉鞋，一隻腳穿單鞋。劉某某批評你歪風邪氣，我認為批評得對。可是你對人家的態度還不好。」
我覺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於是向何慧貞正式提出我考慮很久的想法說：「我剛回到學校那天，就向組織提出，既然我還沒有改造好，就讓我回到煤礦上繼續改造。我現在通過你，再次向組織提出要求，我希望回到煤礦上去。」何慧貞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盯著我看了半晌，說： 「黨治國，你現在的態度還是不老實。你提出這個要求，就是還想要和黨較量。1957年你們和黨較量，黨對你實行了寬大處理。你現在繼續和黨較量，可是沒有好下場的。你好好想一想，下去寫一份檢討書，看你的態度再做決定。你現在可以走了。」我剛轉過身，她又把我叫回來說：「你搬過來住吧，和學校的人住到一起，接受群眾的監督。今天就搬。」我說：「下午我要回學校測試塊強度去。」她說：「回來後立即搬過來。」
沒有退路了！
我當時正在讀兩本小說，一本是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傑克·倫敦的《馬丁·伊登》。當安娜和沃倫斯基的愛情已經弄得沸沸揚揚，迫使她必須在舊生活和新生活，也就是在丈夫卡列寧和情人沃倫斯基中間做出抉擇時，卡列寧向安娜表示出了自己的寬大：只要她回到家裡，就仍然是這個家庭的女主人，一切都會過去。但是安娜知道，回到原地的路是用奴隸的鎖鏈鋪成的。一旦接受了丈夫的寬大，安娜在精神上就永遠是丈夫的奴隸。她過去的「錯誤」將變成一條狠毒的鞭子，會被用來嚴酷地從心靈上懲罰她任何越界的行為；而丈夫對她的寬大，則使她在道義上永遠蟄居下風。我已經接受了 「右派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一卡列寧式的恩典，以後就必須永遠服服帖帖，不但不能有任何出軌的行為，也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否則，就是「繼續和黨較量」，就是「恩將仇報」，道德上、精神上、心靈上，永遠應受地獄之火的熬煉。如果我確實錯了，我決心通過吃苦受罪，奉還這一宗恩典，就像哪吒割肉還母、剔骨還父那樣。
《馬丁·伊登》是傑克·倫敦的自傳體小說，寫一個美國社會下層的青年工人，如何以驚人的意志和毅力通過自我奮鬥，在寫作上獲得了成功，躋身於上層社會。從底層奮鬥出來的高爾基和傑克·倫敦，是我敬佩和效法的榜樣。我如今敗落到了比他們還要深的社會底層，如不靠自己艱苦奮鬥，自愛自憐、自暴自棄，只能是慢性自殺，是斷無出路的。我想，高爾基也好，傑克·倫敦也好，他們能做到的，我黨治國也應該能做到。幾年前我就開始有意識地鍛練自己的身體，培養意志性格，現在到了動真格的時候了。我感覺自己好像處在地獄的入口處，需要記住但丁的詩句：「在這裡必須拋棄一切的猶豫，在這裡任何的怯懦都將無濟於事。」
在出走之前，我去了一趟木城澗煤礦，看看李都華、陸功一等右派朋友們，也和我的師傅作一個只有我自己心裏清楚的悲慘的告別。我把自己的打算悄悄告訴了陸功一，他聽後半晌說不出話來。最後他才說：「我雖然比你只小一歲，但我老認為你比我成熟得多。我不能對你的決定做出判斷，不過我想，你既然這麼決定，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我只能給你說一句話：前途保重！如果世上有上帝，祈求上帝保佑你！」李都華正在住院，我和陸功一去看他。他穿著病號的衣服，看上去很瘦弱。他患肺結核，還有其他疾病。我沒有告訴他我的打算，只說是抽空來看看他。但李都華的心思何等縝密，而我又是一個不善於隱藏自己情緒和想法的人，他似乎看出來一些什麼，卻沒有過多地追問，彼此之間的強笑都化作苦笑，就這樣含糊過去。豈知這一次見面，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臨別時，單純的陸功一告訴我鄭州幾個他親戚的地址，囑咐我萬一需要時可以去找他們。在這個至親都卑怯地與右派「劃清界線」的時候，我連自己的親戚也不會去找，更不必說朋友的親戚了。但我仍然感謝他的一片苦心。陸功一含淚向我揮手告別。
我再沒有回學校，直接到永定門車站買了去西安的慢車票。火車開動，一陣恐懼襲來，我覺得「他們」會來追捕我。於是我在石家莊下車，改乘經太原的火車。到了潼關，下車步行到黃河邊，坐看滔滔河水向東流去。這時我忽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厭世情緒，想要在黃河的浪濤裡結束這屈辱的生命。我給在西安的父母寫了一封信，以決絕的口氣說明瞭我的想法。我在黃河邊逡巡了兩天，困擾於「活著，還是死去？」這個千古的難題。魯迅說過，中國的歷史其實只有兩個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後者主要指的是物質的困苦和生命的沒有保障。但我獨自坐在黃河邊，對於「想做奴隸而不得」，卻有了自己獨特的理解。奴隸是一種身份，但不是奴隸主的敵人，更不是社會公敵。而身為右派，卻被宣布為人民的敵人。關於敵人，「無產階級文豪」 高爾基說過一句話：「假如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右派的命運，就是成為每一個人都可以欺凌和消滅的對象；而所謂「投降」，就是要你污穢自己的心靈，精神上完全接受奴役的宿命。身為「敵人」，才真正是「想做奴隸而不得」啊！
人在生死的分界線上，獨能勘透許多世俗的事情，一些長期捆綁心靈的複雜關係，也都容易理清了。1959年春節，我接到郵電所一個匯款通知。到郵電所，收到一張父親寄來的匯款單，匯款金額2元。兩塊錢也值得一匯嗎？我感到丟人，沒有給任何朋友說起。此刻忽然想起這件事，為自己當時的表現感到極端的可恥。李商隱詩曰：「貧賤夫妻百事哀」。普遍的事實卻是：「貧賤家庭百事哀。」幾千年來中國人的悲劇不只是一個窮字。中國人素有「貧且益堅」、「窮則思變」的傳統。最可怕的是這個「賤」字了得，壓垮了無數的英雄豪傑。唐太宗李世民說：「吾欲富貴吾民。」但是過了1400年，鄧小平先生卻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把一個「貴」字丟到了東洋大海。如果我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對於社會來說，波瀾不興，微塵不起，最傷心的卻是自己的父母。父親1955年肅反時被打成「反革命」，入獄一年後平反。母親年輕時曾患淋巴結核，近年來又患肺結核。他們的生活固然貧窮，仍然想著礦井中更加貧窮的兒子。春節寄我的兩元錢，是從他們的牙縫裡摳出來的。他們接到我一心想要自殺的信，不知會如何難過？而遠在家鄉韓城，更有皤然白髮的外婆，說什麼也不相信她的外孫會「反對八路軍」。聽到外孫的噩耗，她不知會怎樣傷心呢！我這不是正在做「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嗎？於是恍然大悟，矍然而起，大踏步地向火車站走去！
回到西安市許士廟街15號父母那簡陋的居室，叫一聲爸、媽。父親突然緊抱我，失聲痛哭起來，一面還在問：「這不是做夢吧？」母親已經難受得臥床不起，眼淚流濕了半條枕巾。她見是我，只說了一句話：「載渭，你的心怎麼這麼硬呢？」接著淚水又像小溪一樣流在枕頭上。
從此，我離開了體制，下沉到了社會的底層，開始了艱難困苦但卻思慮無礙的別樣人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官員劉力群先生是西安人。有一次，他對我的學生李智英說：「黨先生是體制內的不同政見者。」李智英反駁說：「黨老師從來都在體制外。」其實他們二人說得都不對。第一，我不是一個「不同政見者」，而僅僅是一個獨立思想者。第二，我也不是從來都在體制外。但是不論在體制外或者體制內，也不論我的思想是正確還是錯誤，都是自己獨立思考的結果，從來既不迎合、也不受制於任何個人或者體制的權威，當然更不會專門和體製作對。就我個人而言，出走清華園這艱難的一步，完成了我「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雖然付出了艱苦生活和厄運重重的代價，卻獲得了一顆自由的心。我生平做了許多錯事，經歷了許多事後懊悔的事情，獨有出走清華園這一件事，可以說是九死無悔。正是這一步，才成就了我今天之為我自己。
余 韻
回到西安後不久，接到陸功一的信，說李都華知道了我出走的事情後，很不以為然。李都華的意見，我早就預料到了。但我既不能向他說明白，自然更不反悔自己的所作所為。我只能向陸功一寫信說：「讓時間來證明一切吧。」但自私的我這時只想到自己，沒有考慮到巨大的危險正在一步步向李都華逼來。兩年以後，我重返北京，見到了陸功一，那時他已經回石油學院繼續自己的學業了。使我驚駭莫名的消息，是李都華返校後，於1961年冬季跳北海自殺了。他是一個優秀的教師，23歲時，他的一篇關於煤礦採空區水力沖填的論文，就被翻譯到波蘭的一個學報上。他比我長三歲，卻與我最為莫逆，相知最深。我能理解他回到學校後所受到的壓抑和嫉妒，比我更深，也更不堪，但他的身體瘦弱，作不出我那樣決絕的選擇。在體制內，他遇到的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於是他別無選擇，只剩下自戕一條路。人常說：「除了死路，剩下的都是活路。」但對於都華，除了死路，剩下的活路一條也沒有。他是南方人，水性很好。聽說會水的人投水自殺是很痛苦的，但他竟然選擇了這一條路。
我找到都華的家，見到了他的母親，一位六十來歲的孤寡老人。我說我是都華最要好的朋友，從西安來，專門看望她老人家，順便問一問都華的情況。都華的妹妹們顯然沒有對老人說起哥哥的噩耗，只告訴她，都華被送到東北某地「勞教」去了。這個假消息，她們要瞞她一輩子。我能對這位母親說什麼呢？在當時中國的大地上，有多少像她一樣善良而可憐的母親，失去了自己心愛的兒子，卻還不知道何等悲慘的命運已經如何降臨到她們母子的身上。甘肅省夾邊溝勞教農場，三千名右派，此時已經餓死了兩千人。但他們的母親們卻還望眼欲穿地倚門等待著兒子們的歸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99.99%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但「反右運動」本身據說還是正確的。我們水94班的同學，大都對何慧貞他們幾個黨支部成員嘖有煩言，把過錯推到個人身上。因為我這多年有了更多的體驗和思考，重視體制方面的問題，對有關個人並不堅持什麼成見。 1980年，我到上海出差，給何慧貞打了個電話，約時間去看她。距相見的時間還有兩個多小時，我在外灘閑逛，忽然聽到身後有人叫：「黨治國！」我想不到在上海這個地方會有人叫我，沒有回頭，也沒有答應。但接著又聽到一聲更響亮的喊叫：「黨治國！」我回頭一看，不由得叫了起來：「何慧貞！」多麼奇怪，在這數百萬人的大上海，我竟會「碰」到她，特別是相別20年後，她竟能從背後認出我來。我說離相約的時間還有兩個小時，我準備逛逛街，再到她家裡去。她說，她正上街買菜，既然碰見了，就和她一塊回去。她愛人可以陪我說說話。
相別20載，我們多了共同的語言，原來她的丈夫在「文革」中也挨了整。何慧貞親自做了豐盛的飯菜，我們彼此之間談了許多，就是沒有說王家園水庫那一段往事。我想，對她來說，那一切都是無意的，甚至是自然的，並非刻意要傷害於我。傷害人的是我們這個體制、更是我們傳統文化中某些固有的東西，而這些才是最可怕的。就是說，一個人可以在無意之間不經意地就對別人造成巨大的傷害而不自知，最終也使自己受到傷害。「相見一笑泯恩仇」，我和何慧貞他們倒是消除了心中的齟齬，但是，這個利益分立的體制和專制文化的毒素，卻會使下一代把上一代的錯誤和悲劇複製下去。
以後我和何慧貞在校慶時還見過幾次面，但再沒有深談過。我一直在繼續著自己的思考，和同學們可以交談的卻越來越少。大部分同學都已進入老年的退休的狀態，不再關心世事。獨有我，還像一個愣頭青年，向著人生和社會的深處掘進著。
我在《外婆》裡寫的那個劉景坤，1957年蘭州大學化學系畢業後，分配到公安部工作。他給我寫信，約我到公安部找他。在我的非右派同學中，他是惟一的不把我當作右派，卻又不迴避右派話題的兄長和朋友。
在「孤立右派」的學校環境中，沒有人和我說話，更不用說交談了。景坤那裡成為我週末惟一的去處。他總是熱情地接待我，和我無所不談。有時晚上我就住在公安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我說：「有人希望你灰溜溜，抬不起頭。你偏不那樣。該幹什麼照樣幹什麼，還要幹得更好。你不要在乎別人怎樣說你，怎樣看你。你如此這般，就把他們的肚子氣破。」和景坤的交往，成為我當時惟一的力量源泉。
1987年，當我那用共有制改革國有企業體制的理論觀點，獲得全國的名聲時，在家鄉見到了景坤。他感慨地說：「看來，那一年離開清華大學，是你人生最關鍵也最正確的一步啊！」景坤從頭到尾，都對我最瞭解，我一直尊他為我的良師益友和兄長。
在「孤立右派」的聲浪中，始終不服從這項權力命令的，是我中學時的同學何天恩。他能寫一筆好字，比我長一歲，卻低兩級，1956年考入北京醫學院。北醫和清華相距不遠，我們經常來往。打成右派後，他照樣時常到學校看我，我也抽空到他那裡去。我們之間說的話都很平淡，但是卻很親切。
我到礦上勞動考查時，他的來信是父母和徐啟明之外惟一的來信。逢年過節，照例都要來信說一些問候話和他的情況。
我回到西安，他的信也寄到西安；1960年底我回到農村，他的信又寫到農村。照例是逢年過節的問候，沒有任何出格的議論和駭世的觀點。1963年我到銅川煤礦當工人，他的信也跟到煤礦。但我入獄後，就再沒有接到他的信。他不知道我進了監獄。
70年代他到坦尚尼亞參加「援外」，給我寄了一本英文本的魯迅的《野草》，並附了一封信說：「好久沒有治國的消息。在書店看到一本魯迅英文版的《野草》，給治國買了一本。我知道，治國一向最愛讀魯迅的作品。」從語氣看，他似乎已經覺察到我遭遇了不測，但未必知道詳情。 1985年，我打聽到他在合陽縣醫院當醫生，見了一面。他的女兒何霞，也在醫院工作，她的名字還是我1956年給取的，卻一直使用至今。但等不到我們相約的第二次見面，他就病逝了，可嘆天不假年。何天恩是一位忠厚長者，從來沒有人云亦云地把我當作右派。他雖然離開我已經20多年，卻是我心中永遠的朋友。
這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二月份的王家園水庫上，忽然湧來了寒流，狂風怒號，我的雙腳都凍腫了。於是想起了枕頭下還壓著一隻棉鞋。能保護一隻腳總比兩隻腳都凍壞要好吧。在這個很自然的想法支配下，我也就很自然地右腳穿著棉鞋，左腳穿著單鞋，我們家鄉稱作「差巴乎鞋」，旁若無人地繼續自己配料和製作試塊的工作。民工們沒有人注意我的穿著，他們一般都穿得單薄，有人腰間繫一根草繩，有人用水泥袋子的牛皮紙塞在鞋子裡禦寒。喊號子的老徐，穿一件小棉襖，除了打夯、攪拌混凝土，總是一刻不歇地一會幹幹這，一會幹幹那，從不休息。當我勸他烤烤火休息一下時，他說：「一停下來身上就冷，不如幹著活還暖和一些。」我才明白了他採用的是活動取暖的方法。
但是那位劉先生卻看不慣了。在一個小型會議上，他批評我「一隻腳穿單鞋，一隻腳穿棉鞋，歪風邪氣。」我看著他腳上穿的棉皮鞋說：「你是穿棉鞋的不知穿單鞋的冷。我只有一隻棉鞋，保護一隻腳總比兩隻腳都凍壞要好吧。」他於是往我的痛處打，說：「你老實一點！身為右派份子，氣焰太囂張了！」這一句話把我噎了回去，我無言以對，忍氣對他怒目而視。他說：「你還不服氣？」我說什麼呢？只能一腔委屈往肚子裡咽。
劉先生卻還不依不饒，他認為我頂撞了他，竟敢於對他怒目而視，他要找一個比他更有力的後臺。於是他向何慧貞做了匯報。何慧貞找我談話了。
何慧貞看著我的鞋說：「劉某某批評你一隻腳穿單鞋，一隻腳穿棉鞋，他批評得沒錯呀。」我說：「我只有一隻棉鞋，保護一隻腳，總比凍壞兩隻腳要好。」她問：「你為什麼不買一雙棉皮鞋呢？」我說：「我倒是想買一雙舊棉鞋，可是我的錢不夠。」她說：「那你也不能一隻腳穿棉鞋，一隻腳穿單鞋。劉某某批評你歪風邪氣，我認為批評得對。可是你對人家的態度還不好。」
我覺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於是向何慧貞正式提出我考慮很久的想法說：「我剛回到學校那天，就向組織提出，既然我還沒有改造好，就讓我回到煤礦上繼續改造。我現在通過你，再次向組織提出要求，我希望回到煤礦上去。」何慧貞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盯著我看了半晌，說： 「黨治國，你現在的態度還是不老實。你提出這個要求，就是還想要和黨較量。1957年你們和黨較量，黨對你實行了寬大處理。你現在繼續和黨較量，可是沒有好下場的。你好好想一想，下去寫一份檢討書，看你的態度再做決定。你現在可以走了。」我剛轉過身，她又把我叫回來說：「你搬過來住吧，和學校的人住到一起，接受群眾的監督。今天就搬。」我說：「下午我要回學校測試塊強度去。」她說：「回來後立即搬過來。」
沒有退路了！
我當時正在讀兩本小說，一本是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傑克·倫敦的《馬丁·伊登》。當安娜和沃倫斯基的愛情已經弄得沸沸揚揚，迫使她必須在舊生活和新生活，也就是在丈夫卡列寧和情人沃倫斯基中間做出抉擇時，卡列寧向安娜表示出了自己的寬大：只要她回到家裡，就仍然是這個家庭的女主人，一切都會過去。但是安娜知道，回到原地的路是用奴隸的鎖鏈鋪成的。一旦接受了丈夫的寬大，安娜在精神上就永遠是丈夫的奴隸。她過去的「錯誤」將變成一條狠毒的鞭子，會被用來嚴酷地從心靈上懲罰她任何越界的行為；而丈夫對她的寬大，則使她在道義上永遠蟄居下風。我已經接受了 「右派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一卡列寧式的恩典，以後就必須永遠服服帖帖，不但不能有任何出軌的行為，也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否則，就是「繼續和黨較量」，就是「恩將仇報」，道德上、精神上、心靈上，永遠應受地獄之火的熬煉。如果我確實錯了，我決心通過吃苦受罪，奉還這一宗恩典，就像哪吒割肉還母、剔骨還父那樣。
《馬丁·伊登》是傑克·倫敦的自傳體小說，寫一個美國社會下層的青年工人，如何以驚人的意志和毅力通過自我奮鬥，在寫作上獲得了成功，躋身於上層社會。從底層奮鬥出來的高爾基和傑克·倫敦，是我敬佩和效法的榜樣。我如今敗落到了比他們還要深的社會底層，如不靠自己艱苦奮鬥，自愛自憐、自暴自棄，只能是慢性自殺，是斷無出路的。我想，高爾基也好，傑克·倫敦也好，他們能做到的，我黨治國也應該能做到。幾年前我就開始有意識地鍛練自己的身體，培養意志性格，現在到了動真格的時候了。我感覺自己好像處在地獄的入口處，需要記住但丁的詩句：「在這裡必須拋棄一切的猶豫，在這裡任何的怯懦都將無濟於事。」
在出走之前，我去了一趟木城澗煤礦，看看李都華、陸功一等右派朋友們，也和我的師傅作一個只有我自己心裏清楚的悲慘的告別。我把自己的打算悄悄告訴了陸功一，他聽後半晌說不出話來。最後他才說：「我雖然比你只小一歲，但我老認為你比我成熟得多。我不能對你的決定做出判斷，不過我想，你既然這麼決定，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我只能給你說一句話：前途保重！如果世上有上帝，祈求上帝保佑你！」李都華正在住院，我和陸功一去看他。他穿著病號的衣服，看上去很瘦弱。他患肺結核，還有其他疾病。我沒有告訴他我的打算，只說是抽空來看看他。但李都華的心思何等縝密，而我又是一個不善於隱藏自己情緒和想法的人，他似乎看出來一些什麼，卻沒有過多地追問，彼此之間的強笑都化作苦笑，就這樣含糊過去。豈知這一次見面，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臨別時，單純的陸功一告訴我鄭州幾個他親戚的地址，囑咐我萬一需要時可以去找他們。在這個至親都卑怯地與右派「劃清界線」的時候，我連自己的親戚也不會去找，更不必說朋友的親戚了。但我仍然感謝他的一片苦心。陸功一含淚向我揮手告別。
我再沒有回學校，直接到永定門車站買了去西安的慢車票。火車開動，一陣恐懼襲來，我覺得「他們」會來追捕我。於是我在石家莊下車，改乘經太原的火車。到了潼關，下車步行到黃河邊，坐看滔滔河水向東流去。這時我忽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厭世情緒，想要在黃河的浪濤裡結束這屈辱的生命。我給在西安的父母寫了一封信，以決絕的口氣說明瞭我的想法。我在黃河邊逡巡了兩天，困擾於「活著，還是死去？」這個千古的難題。魯迅說過，中國的歷史其實只有兩個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後者主要指的是物質的困苦和生命的沒有保障。但我獨自坐在黃河邊，對於「想做奴隸而不得」，卻有了自己獨特的理解。奴隸是一種身份，但不是奴隸主的敵人，更不是社會公敵。而身為右派，卻被宣布為人民的敵人。關於敵人，「無產階級文豪」 高爾基說過一句話：「假如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右派的命運，就是成為每一個人都可以欺凌和消滅的對象；而所謂「投降」，就是要你污穢自己的心靈，精神上完全接受奴役的宿命。身為「敵人」，才真正是「想做奴隸而不得」啊！
人在生死的分界線上，獨能勘透許多世俗的事情，一些長期捆綁心靈的複雜關係，也都容易理清了。1959年春節，我接到郵電所一個匯款通知。到郵電所，收到一張父親寄來的匯款單，匯款金額2元。兩塊錢也值得一匯嗎？我感到丟人，沒有給任何朋友說起。此刻忽然想起這件事，為自己當時的表現感到極端的可恥。李商隱詩曰：「貧賤夫妻百事哀」。普遍的事實卻是：「貧賤家庭百事哀。」幾千年來中國人的悲劇不只是一個窮字。中國人素有「貧且益堅」、「窮則思變」的傳統。最可怕的是這個「賤」字了得，壓垮了無數的英雄豪傑。唐太宗李世民說：「吾欲富貴吾民。」但是過了1400年，鄧小平先生卻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把一個「貴」字丟到了東洋大海。如果我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對於社會來說，波瀾不興，微塵不起，最傷心的卻是自己的父母。父親1955年肅反時被打成「反革命」，入獄一年後平反。母親年輕時曾患淋巴結核，近年來又患肺結核。他們的生活固然貧窮，仍然想著礦井中更加貧窮的兒子。春節寄我的兩元錢，是從他們的牙縫裡摳出來的。他們接到我一心想要自殺的信，不知會如何難過？而遠在家鄉韓城，更有皤然白髮的外婆，說什麼也不相信她的外孫會「反對八路軍」。聽到外孫的噩耗，她不知會怎樣傷心呢！我這不是正在做「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嗎？於是恍然大悟，矍然而起，大踏步地向火車站走去！
回到西安市許士廟街15號父母那簡陋的居室，叫一聲爸、媽。父親突然緊抱我，失聲痛哭起來，一面還在問：「這不是做夢吧？」母親已經難受得臥床不起，眼淚流濕了半條枕巾。她見是我，只說了一句話：「載渭，你的心怎麼這麼硬呢？」接著淚水又像小溪一樣流在枕頭上。
從此，我離開了體制，下沉到了社會的底層，開始了艱難困苦但卻思慮無礙的別樣人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官員劉力群先生是西安人。有一次，他對我的學生李智英說：「黨先生是體制內的不同政見者。」李智英反駁說：「黨老師從來都在體制外。」其實他們二人說得都不對。第一，我不是一個「不同政見者」，而僅僅是一個獨立思想者。第二，我也不是從來都在體制外。但是不論在體制外或者體制內，也不論我的思想是正確還是錯誤，都是自己獨立思考的結果，從來既不迎合、也不受制於任何個人或者體制的權威，當然更不會專門和體製作對。就我個人而言，出走清華園這艱難的一步，完成了我「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雖然付出了艱苦生活和厄運重重的代價，卻獲得了一顆自由的心。我生平做了許多錯事，經歷了許多事後懊悔的事情，獨有出走清華園這一件事，可以說是九死無悔。正是這一步，才成就了我今天之為我自己。
余 韻
回到西安後不久，接到陸功一的信，說李都華知道了我出走的事情後，很不以為然。李都華的意見，我早就預料到了。但我既不能向他說明白，自然更不反悔自己的所作所為。我只能向陸功一寫信說：「讓時間來證明一切吧。」但自私的我這時只想到自己，沒有考慮到巨大的危險正在一步步向李都華逼來。兩年以後，我重返北京，見到了陸功一，那時他已經回石油學院繼續自己的學業了。使我驚駭莫名的消息，是李都華返校後，於1961年冬季跳北海自殺了。他是一個優秀的教師，23歲時，他的一篇關於煤礦採空區水力沖填的論文，就被翻譯到波蘭的一個學報上。他比我長三歲，卻與我最為莫逆，相知最深。我能理解他回到學校後所受到的壓抑和嫉妒，比我更深，也更不堪，但他的身體瘦弱，作不出我那樣決絕的選擇。在體制內，他遇到的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於是他別無選擇，只剩下自戕一條路。人常說：「除了死路，剩下的都是活路。」但對於都華，除了死路，剩下的活路一條也沒有。他是南方人，水性很好。聽說會水的人投水自殺是很痛苦的，但他竟然選擇了這一條路。
我找到都華的家，見到了他的母親，一位六十來歲的孤寡老人。我說我是都華最要好的朋友，從西安來，專門看望她老人家，順便問一問都華的情況。都華的妹妹們顯然沒有對老人說起哥哥的噩耗，只告訴她，都華被送到東北某地「勞教」去了。這個假消息，她們要瞞她一輩子。我能對這位母親說什麼呢？在當時中國的大地上，有多少像她一樣善良而可憐的母親，失去了自己心愛的兒子，卻還不知道何等悲慘的命運已經如何降臨到她們母子的身上。甘肅省夾邊溝勞教農場，三千名右派，此時已經餓死了兩千人。但他們的母親們卻還望眼欲穿地倚門等待著兒子們的歸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99.99%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但「反右運動」本身據說還是正確的。我們水94班的同學，大都對何慧貞他們幾個黨支部成員嘖有煩言，把過錯推到個人身上。因為我這多年有了更多的體驗和思考，重視體制方面的問題，對有關個人並不堅持什麼成見。 1980年，我到上海出差，給何慧貞打了個電話，約時間去看她。距相見的時間還有兩個多小時，我在外灘閑逛，忽然聽到身後有人叫：「黨治國！」我想不到在上海這個地方會有人叫我，沒有回頭，也沒有答應。但接著又聽到一聲更響亮的喊叫：「黨治國！」我回頭一看，不由得叫了起來：「何慧貞！」多麼奇怪，在這數百萬人的大上海，我竟會「碰」到她，特別是相別20年後，她竟能從背後認出我來。我說離相約的時間還有兩個小時，我準備逛逛街，再到她家裡去。她說，她正上街買菜，既然碰見了，就和她一塊回去。她愛人可以陪我說說話。
相別20載，我們多了共同的語言，原來她的丈夫在「文革」中也挨了整。何慧貞親自做了豐盛的飯菜，我們彼此之間談了許多，就是沒有說王家園水庫那一段往事。我想，對她來說，那一切都是無意的，甚至是自然的，並非刻意要傷害於我。傷害人的是我們這個體制、更是我們傳統文化中某些固有的東西，而這些才是最可怕的。就是說，一個人可以在無意之間不經意地就對別人造成巨大的傷害而不自知，最終也使自己受到傷害。「相見一笑泯恩仇」，我和何慧貞他們倒是消除了心中的齟齬，但是，這個利益分立的體制和專制文化的毒素，卻會使下一代把上一代的錯誤和悲劇複製下去。
以後我和何慧貞在校慶時還見過幾次面，但再沒有深談過。我一直在繼續著自己的思考，和同學們可以交談的卻越來越少。大部分同學都已進入老年的退休的狀態，不再關心世事。獨有我，還像一個愣頭青年，向著人生和社會的深處掘進著。
我在《外婆》裡寫的那個劉景坤，1957年蘭州大學化學系畢業後，分配到公安部工作。他給我寫信，約我到公安部找他。在我的非右派同學中，他是惟一的不把我當作右派，卻又不迴避右派話題的兄長和朋友。
在「孤立右派」的學校環境中，沒有人和我說話，更不用說交談了。景坤那裡成為我週末惟一的去處。他總是熱情地接待我，和我無所不談。有時晚上我就住在公安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我說：「有人希望你灰溜溜，抬不起頭。你偏不那樣。該幹什麼照樣幹什麼，還要幹得更好。你不要在乎別人怎樣說你，怎樣看你。你如此這般，就把他們的肚子氣破。」和景坤的交往，成為我當時惟一的力量源泉。
1987年，當我那用共有制改革國有企業體制的理論觀點，獲得全國的名聲時，在家鄉見到了景坤。他感慨地說：「看來，那一年離開清華大學，是你人生最關鍵也最正確的一步啊！」景坤從頭到尾，都對我最瞭解，我一直尊他為我的良師益友和兄長。
在「孤立右派」的聲浪中，始終不服從這項權力命令的，是我中學時的同學何天恩。他能寫一筆好字，比我長一歲，卻低兩級，1956年考入北京醫學院。北醫和清華相距不遠，我們經常來往。打成右派後，他照樣時常到學校看我，我也抽空到他那裡去。我們之間說的話都很平淡，但是卻很親切。
我到礦上勞動考查時，他的來信是父母和徐啟明之外惟一的來信。逢年過節，照例都要來信說一些問候話和他的情況。
我回到西安，他的信也寄到西安；1960年底我回到農村，他的信又寫到農村。照例是逢年過節的問候，沒有任何出格的議論和駭世的觀點。1963年我到銅川煤礦當工人，他的信也跟到煤礦。但我入獄後，就再沒有接到他的信。他不知道我進了監獄。
70年代他到坦尚尼亞參加「援外」，給我寄了一本英文本的魯迅的《野草》，並附了一封信說：「好久沒有治國的消息。在書店看到一本魯迅英文版的《野草》，給治國買了一本。我知道，治國一向最愛讀魯迅的作品。」從語氣看，他似乎已經覺察到我遭遇了不測，但未必知道詳情。 1985年，我打聽到他在合陽縣醫院當醫生，見了一面。他的女兒何霞，也在醫院工作，她的名字還是我1956年給取的，卻一直使用至今。但等不到我們相約的第二次見面，他就病逝了，可嘆天不假年。何天恩是一位忠厚長者，從來沒有人云亦云地把我當作右派。他雖然離開我已經20多年，卻是我心中永遠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