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兩個月中，我一聽到「大國」與「崛起」 就感到厭倦，就像之前「創意」這個詞給我的感覺，它們甚至令我產生了生理上的不適。信息的繁榮與氾濫，帶來了兩種後遺症：容易厭倦和容易遺忘。在小說《1984》中，喬治·奧威爾談到了極權主義者通過刪減詞彙來控制人們的思想，詞彙的減少限制了所表達的深度與廣度。而現在，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傳播方式，可以高密度與高頻率的重複同一種思想、同一個詞彙，它的結果多少有點像是王小波曾經描繪過的那個蘇聯外交官，在連續看了兩百場《天鵝湖》後，每當聽到柴科夫斯基的音樂，他就煩躁不安。
我喜歡公共討論，我鍾情的作家與知識份子，無一不是那種深刻的捲入公共生活的人物，這正是一個健康社會的表徵，知識用來指導行動，啟蒙則是一個必須的步驟。我總想像著伯特蘭·羅素在通過BBC的向全球5億聽眾講述他對世界的思考的場景，以賽亞·伯林語以他特有的流暢與吞音向公眾講述黑格爾，或是A.J.泰勒在電視屏幕上與人討論當下政治活動的歷史意義……
公共討論的前提是，這個社會擁有多元的價值觀，它還必須擁有某種共識，遵循某種遊戲規則。討論目的不是為了給出一個既定答案，世界從來都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對於問題的深入探究能力。公共討論是培養每一個捲入其中的人獨立思考的能力，而非加固他們既有的成見（儘管結果經常如此）。我也從來不相信公共討論中存在平等，不平等的來源不是來自於權力、名聲，而是洞見。如果你缺乏這種洞見，你最好保持沉默，洗耳恭聽。任何辯論參與者，唯一可以代表的立場只是他自己，他要相信自己獨特的經驗是具有價值的，況且，每當一個人試圖代表一群人說話時，他的聲音就會顯得多麼煞有介事和缺乏真誠，如果你的聲音引發了普遍的共鳴，不是因為你刻意想代表他們，而是你的獨特經驗恰好具有普遍性。
我刻意地富有邏輯的寫了這麼長的一段，是因為我越來越難以容忍那種質量低劣的公共討論四處氾濫。在很大程度上，人們開始沉湎於那種語言的泡沫所帶來的快感，而這種泡沫麻痺神經、窒息思想。一種普遍性的情緒已經越來越顯著，人們看似說了很多，卻好像什麼也沒說。中國社會突然從一個信息極度匱乏的社會，變成了一個信息過剩的社會，前者因為信息過少而無法建立思考的基礎，而後者則因為在思考的能力和基礎的價值觀在形成之前，就被信息衝垮；僅僅二十年前，我們還在談話中過度謹慎，而現在每個人都擔心自己說得不夠……
線性的邏輯是多麼幼稚。一度我們以為，只要自由表達了，就必然會湧現出新的思想，只要信息流通了，我們就可能加深對事物的理解。但是，真實的情況比想像的複雜，社會是一個精密的儀器，每一個零件都必須有其功能，它才可能精確運轉。按照經濟功能，中國已是一個由不同分工構成的多元社會，但是，在思想層面上，它卻仍是高度單一化的。
單一的思維緣於很多原因，它既與中國漫長的專制傳統有關，也與共產黨所帶來的更加嚴酷的思想約束有關。被孫中山一代哀嘆的「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在借由現代意識形態、廣播與大眾閱讀的洗禮，到了文革時代變成了「情感熱烈、偏狹的群氓」，如今，我們正目睹了它以新的形態出現，因為藉助了新的技術手段，人們以為自己變得無所不知，充滿了新的自負。很多時刻，參與公眾話題辯論人的口氣，令我想起了波蘭詩人切斯拉夫·米沃什對「現代文盲」的定義「他們會讀，會寫，甚至還在大學、中學、小學裡教書----在他們的腦海裡，歷史雖然是隱約存在的，可是卻混亂不堪。莫裡哀變成了和拿破崙同代，伏爾泰則變成和列寧同時代」。
中國在分享全球的經濟增長、宜家加居和Windows操作系統的同時，也在分享全球正面臨的價值體系的混亂。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裏，美國與西歐為代表的西方是中國學習的榜樣。他們提供清晰的目標，而世界其他國家則通過摹仿，而提供改善自己的動力。如果運氣好，意志堅定，一個國家可以將摹仿轉化成一種新的創新，比如日本。但是如今，清晰的目標不在了，西方世界甚至開始否定自身。我記得布熱津斯基的說法，明確的歷史進程感如今消失了，人們生活在一個壓縮的世界裡。
或許在全球範圍內，除了印度，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體現這種壓縮感。這種壓縮感帶來了極為新奇的體驗。昨天，我還在中國最大的門戶網站新浪上讀到一則新聞，重慶奉節縣朱衣鎮的謠傳說，為了建造一段高速公路，工地方將在當地尋找18名12歲以下的童男童女獻祭，填埋於橋墩之下，以確保眾多高架橋的穩固。我當時第一反應是孔飛力筆下的乾隆年間的「叫魂」事件。這則新聞所映射出心理，也同樣真實的屬於那個被熱烈的談論的已經震撼世界的中國故事的一部分。
這種情感與思維上的壓縮感，使得事物不僅不是非黑即白，而且灰色地帶越來越多，這使得公共討論必須帶有更細微的觀察力，更為精確的表達。這與我們已經長久習慣的「口號式」討論，截然不同。這對於理應對公共討論提供深度與角度的知識份子提供了更迫切的挑戰。對於中國的知識份子而言，一方面，他們仍遭遇來自政治的強大壓力，另一方面則面臨各種誘惑以及這些誘惑代表的新的專制力量，為公眾的選擇唱讚歌，為商品賦予它們缺乏的意義……當消費主義和極權主義結合到一切時，它們的釋放的力量是驚人的，它們一方面摧毀你，另一方面又消耗你、誘惑你。就像詩人北島在形容今天中國知識份子的面臨的局面時所說的：「權力與商業化的共謀，娛樂的泡沫引導著新時代潮流，知識界在體制陷阱中犬儒化的傾向，以及漢語在解放的狂歡中分崩離析的危險。」
很顯然，這一代知識份子在面臨這種新挑戰時，一敗塗地。公共討論，總是不自覺得演變成宣傳口號和語言上的狂歡，最終化成泡沫消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