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2-31 01:29:32作者：胡少江
過去的一年，中國經濟不僅沒有按照中央政府的計畫逐漸降溫，而是以比過去歷年更高的速度繼續增長。幾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專家學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間，對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暫且不論中國是否需要有宏觀調控政策，所有人似乎都贊同一個觀點：那就是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果不佳。例如，投資過熱並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房地產的價格仍然持續上漲；外貿順差和外匯儲備越來越高。
中國政府用於宏觀調控的手段，不僅有西方政府常用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而且還有從計畫經濟中繼承下來的行政手段。這些政策的失靈，集中地反映了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其中有不少難點，實際上是長期積累而成的。沒有深層次的制度性變革，單靠政策性調整和行政干預，已經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在中國宏觀經濟的難點問題中，有四個問題最為突出。
一是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民眾強烈不滿的收入差距問題。中國的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僅僅反映在沿海和內地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不同的行業之間、以及同一地域的不同社會群體之間。雖然中央政府已經關注到這一現象，也通過西部開發、東北振興、免除農業稅、建立城市低保制度等來緩解這一矛盾。但是，從動態上看，這種差距趨勢有增無減。例如，中國政府支持西部發展的政策已經出臺七年，但是最新的統計資料表明，東西部之間的收入差距卻越來越大。
二是消費、儲蓄、投資之間的失衡狀態難以解決，從而引發了其他經濟結構問題。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的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一直處於低迷狀態。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只佔百分之四十左右。不僅大大低於發達國家百分之七十的水平，也大大低於其他同等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的百分之六十的水平。由於消費不足，儲蓄過高，從而從供給方面推動了許多效益不高的投資，為以後的金融危機敗下了不定時炸彈；同時也加重了中國經濟對國外市場的依賴。
三是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不斷加深，多年來持續出現貿易順差和大量外匯儲備。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問題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長期持續的雙順差令人費解。這一方面表現了中國民眾沒有從出口的收入中得到實惠，同時也表明中國並沒有有效的使用外匯資金。尤其令人擔心的是，中國的大量外匯結余只能用來購買利息微薄的境外國債，同時則不得不將許多高收益的投資機會拱手讓給外國投資者。這種做法正在逐漸形成沒有國民福利改善的增長。
四是資源缺乏和環境惡化的現象完全沒有緩解的跡象。客觀的說，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一味追求增長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也制定了降低資源消耗和減少污染的指標。通過過去一年的執行情況來看，地方政府和企業沒有對此做出回應。根據中國國家環保總局最近公布的一份材料，雖然所有的省市都宣稱完成了環保指標，但是大多數的省市實際上是依靠在統計資料上作假來完成種指標的。
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之所以無法在解決上述這些問題上奏效，是因為多種因素的制約。所有的制約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中國無法承受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帶來的風險。從中國的收入分配結構看，降低經濟增長將直接衝擊低收入群體。顯然，從政治上看，當局對這個群體是否能夠承受失業加劇、收入劇減的衝擊並沒有把握。
同時從財政分配格局看，由於地方財政只能應對日常的開支，如果經濟增長放緩，首先受到壓力的便是中央財政。而中央財政的減收，則不僅與中央支援落後地區發展、增加低收入群體社會福利的目標相矛盾，同時也將降低中央政府的對地方的控制能力。而這是中央政府所不願意看到的。
由於多重因素的制約，再加上中國社會缺乏一種在各種相互矛盾的發展目標之間不斷協調的正常機制，這樣一來所有的責任都落在政府的肩上。結果是，政府的政策便常常不得在不同的目標之間徘徊，以次來追求社會穩定的效果。從短期看，這種現象無疑能夠迴避矛盾，但是只是將矛盾推給未來而已。這種政府是一種缺乏責任心、也缺乏能力的政府。從這個意義上看，二零零六年，是中國政府凸現自己在經濟調控上缺乏遠見和缺乏能力的一年。
中國政府用於宏觀調控的手段，不僅有西方政府常用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而且還有從計畫經濟中繼承下來的行政手段。這些政策的失靈，集中地反映了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其中有不少難點，實際上是長期積累而成的。沒有深層次的制度性變革，單靠政策性調整和行政干預，已經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在中國宏觀經濟的難點問題中，有四個問題最為突出。
一是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民眾強烈不滿的收入差距問題。中國的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僅僅反映在沿海和內地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不同的行業之間、以及同一地域的不同社會群體之間。雖然中央政府已經關注到這一現象，也通過西部開發、東北振興、免除農業稅、建立城市低保制度等來緩解這一矛盾。但是，從動態上看，這種差距趨勢有增無減。例如，中國政府支持西部發展的政策已經出臺七年，但是最新的統計資料表明，東西部之間的收入差距卻越來越大。
二是消費、儲蓄、投資之間的失衡狀態難以解決，從而引發了其他經濟結構問題。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的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一直處於低迷狀態。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只佔百分之四十左右。不僅大大低於發達國家百分之七十的水平，也大大低於其他同等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的百分之六十的水平。由於消費不足，儲蓄過高，從而從供給方面推動了許多效益不高的投資，為以後的金融危機敗下了不定時炸彈；同時也加重了中國經濟對國外市場的依賴。
三是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不斷加深，多年來持續出現貿易順差和大量外匯儲備。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問題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長期持續的雙順差令人費解。這一方面表現了中國民眾沒有從出口的收入中得到實惠，同時也表明中國並沒有有效的使用外匯資金。尤其令人擔心的是，中國的大量外匯結余只能用來購買利息微薄的境外國債，同時則不得不將許多高收益的投資機會拱手讓給外國投資者。這種做法正在逐漸形成沒有國民福利改善的增長。
四是資源缺乏和環境惡化的現象完全沒有緩解的跡象。客觀的說，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一味追求增長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也制定了降低資源消耗和減少污染的指標。通過過去一年的執行情況來看，地方政府和企業沒有對此做出回應。根據中國國家環保總局最近公布的一份材料，雖然所有的省市都宣稱完成了環保指標，但是大多數的省市實際上是依靠在統計資料上作假來完成種指標的。
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之所以無法在解決上述這些問題上奏效，是因為多種因素的制約。所有的制約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中國無法承受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帶來的風險。從中國的收入分配結構看，降低經濟增長將直接衝擊低收入群體。顯然，從政治上看，當局對這個群體是否能夠承受失業加劇、收入劇減的衝擊並沒有把握。
同時從財政分配格局看，由於地方財政只能應對日常的開支，如果經濟增長放緩，首先受到壓力的便是中央財政。而中央財政的減收，則不僅與中央支援落後地區發展、增加低收入群體社會福利的目標相矛盾，同時也將降低中央政府的對地方的控制能力。而這是中央政府所不願意看到的。
由於多重因素的制約，再加上中國社會缺乏一種在各種相互矛盾的發展目標之間不斷協調的正常機制，這樣一來所有的責任都落在政府的肩上。結果是，政府的政策便常常不得在不同的目標之間徘徊，以次來追求社會穩定的效果。從短期看，這種現象無疑能夠迴避矛盾，但是只是將矛盾推給未來而已。這種政府是一種缺乏責任心、也缺乏能力的政府。從這個意義上看，二零零六年，是中國政府凸現自己在經濟調控上缺乏遠見和缺乏能力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