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受難者中，翦伯讚先生和他的妻子戴淑宛是相當獨特的。他們已經度過了最被折磨和作踐的時期，在他們被釋放並且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之後，雙雙自殺了。
巫寧坤先生在1951年從美國應聘到北京燕京大學英文系教書。當時翦伯讚是燕京大學的歷史系主任。巫寧坤在「燕京末日」（《星島日報》，1998）一文裡，對當時的翦伯讚有如下描寫：
思想改造的下一階段是「忠誠老實運動」。全校教職員人人都要寫一份自傳，交待從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經歷，重點是交待本人的政治歷史問題和各方面與美國的關係。工作組宣布，黨的政策是「自覺自願，不追不逼」，有問題就講清楚，不要有任何顧慮。我在學習會上表態時說我毫無顧慮，生平事無不可告人言，這次不遠萬里來歸為新中國工作，足以證明我的心跡。可是我照樣得先在三人小組上交待歷史，再到文學院教授會上交待，接受大家的啟發幫助，最後寫出一份自傳。我自以為寫得既忠誠又詳盡，無可挑剔。誰料到，自傳交上去沒幾天，人稱「新燕園攝政王」的歷史系翦伯讚教授約我到他府上談話。他也住在燕東園，別的教授這時都是兩家合住一座小樓，他卻是獨佔一座，而且因為他藏書豐富，學校正在為他擴建。我走進他的書房，果然四壁書架上擺滿了線裝書，足見主人學識淵博。翦教授坐在一張大紅木書桌後面，招呼我在書桌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
他一開腔就是居高臨下的口吻：「找你來有點公事，黨組織委託我找你談一談你的自傳，你交待你本人歷史的輪廓，看你年紀不大，生活經歷可不簡單。我們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補充還來得及，特別是重大的遺漏，我希望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他點了一支香菸，對著我噴雲吐霧。
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個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氣，而且公然威脅，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著氣簡慢地答道：「我沒什麼好補充的。」
「別著急嘛，別感情用事。我們每個人都有一部歷史，不管你是否願意正視他，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正視事實，放下包袱，向黨交代一切問題。你一定可以回憶你成人後的重大經歷，特別是最近發生的事。譬如說，你從美國回來，這本身當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為什麼回國，又是怎樣回來的呢？還有真正的動機呢？」
「我已經在自傳裡講得一清二楚。」
「你是講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看一看，有沒有什麼重大的遺漏需要補充。我對自己的歷史就不斷進行補充。」
「我沒有什麼好補充的。」
「悉聽尊便。你可以補充，也可以不補充。我已經說過，我們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還來得及，嗯……。」
「坦白？我沒什麼好坦白的。我回國不是來搞什麼『坦白交待』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這是發生在1952年的事情。「忠誠老實運動」之後，北京大學搬到燕京校址，燕京大學取消，翦伯贊成為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一級教授。在1960年代初還被任命為北大副校長。他是文革前的歷史學界最權威的幾個人之一。
巫寧坤則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並且被發配北大荒「勞動改造」，文革中又遭到殘酷「鬥爭」。1980年代他到了美國，把他的經歷寫了一本題為《一滴淚》（A Single Tear）的自傳。他的以上描寫，看起來是相當真實的。那時候，翦伯讚作為資深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就可以對巫寧坤這樣的人這樣談話。比較起其他領導「忠誠老實運動」的幹部來，翦伯讚的談話方式可能還算「客氣」的。
文革把翦伯讚的地位徹底改變了。
筆者查閱《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02年），在文革初期，毛澤東在關於文革的談話中多次點了翦伯讚的名字。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講話：
一些知識份子，什麼吳晗啦，翦伯讚啦，越來越不行了。現在有個孫達人，寫文章針對翦伯讚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在農民戰爭之後，地主階級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麼讓步？
一九六六年三月，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
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讚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
1966年4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翦伯贊同志的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文章，佔了幾乎整整兩大版。
1966年7月21日，毛澤東在講話中又提到他：「文化革命只能依靠群眾，如翦伯讚寫了那麼多書，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們能瞭解情況，我去也不行。」又說：「文化大革命，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陸平有多大斗頭？李達有多大斗頭？翦伯讚出那麼多書，你能斗了他？群眾寫對聯，講他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搞他，你們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
毛澤東7月21日的談話不通順，但是意思清楚，就是要更多的人來「斗」翦伯讚。而當時的「斗」的意思，就包括語言文字的攻擊和人身的攻擊。
根據《北京大學紀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966年4月7日，中共北大黨委決定，「當前重點搞翦伯讚的問題」。對推動文革起了一定作用以後，中共北大黨委自身在6月1日也被「打倒」了。
翦伯讚在各種「鬥爭會」上遭到「鬥爭」，低頭彎腰，胸前被挂黑牌，還被放在馬車上「遊街」，等等。他不但遭到打罵，而且受盡侮辱。
1966年8月2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和其他中學的紅衛兵一起到到清華大學砸東西打人之後，又來到燕東園二十八號翦伯讚家中抄家，也就是上文中巫寧坤先生在1952年去過的那座翦伯讚獨家住的有大量藏書的小樓。
紅衛兵撕毀了翦伯讚家裡的畫和書，封了翦伯讚的書房。深夜回到市內中學校裡，他們還興奮地向同學形容他們怎麼訓斥翦伯讚，模仿和嘲笑翦伯讚恐懼畏縮的樣子，和巫寧坤先生當年在那裡看到的趾高氣揚的樣子截然相反。
說明這一點並沒有任何貶低翦伯讚先生的意思。紅衛兵造成的恐怖是無先例的。紅衛兵不像警察，他們當時可以隨意打人，打死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在三個星期之前已經打死了他們的校長（請看「卞仲耘」）。而且，他們是中學生，還會想出各種奇怪的折磨人的方式，如果被他們攻擊的人不順從他們，是會被立刻打死的。不獨翦伯讚先生，別的人當時也都這樣。不能為了不願意說出受害者的窘境，就迴避說出毛澤東利用紅衛兵進行迫害的殘酷和邪惡。
在那以後，北京大學的紅衛兵又來抄家，並且把翦伯讚逐出燕東園的獨家小樓，搬到海淀成府的一間小黑屋裡。那裡沒有廚房，他只能在門口放了一個爐子做飯。附近的小孩子知道他是「黑幫」，是「牛鬼蛇神」，常常來起鬨，還往鍋子裡吐吐沫，丟髒東西。
僅僅《北京大學紀事》所記（這本書對文革的記載並不詳細），1967年翦伯讚在萬人大會上被「鬥爭」的有兩次。一次是4月4日，一次是5月16日。「鬥爭會」上，被「斗」的人都站在台上，低頭彎腰，兩臂後舉，當時把這種姿勢稱為「坐噴氣式飛機」。
兩年以後，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到翦伯讚：
還有一個翦伯讚，北大教授，歷史學家，資產階級歷史權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將相也難。對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辦法。如薪水每月只給24元，最多的給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這些人用處不多了。還有吳晗，可能還有某些用處。要問唯心主義，要問帝王將相，還得問一問他們。
翦伯讚、馮友蘭是放毒的，我們對他們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給他們碗飯吃，叫他們受工農兵再教育。
那時候，毛澤東的話叫做「最高指示」。由於這一「最高指示」，執掌北京大學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指揮部負責人立刻到北大的「牛棚」──「監改大院」──宣布解除對馮友蘭教授的監改，叫他回家居住。同時，也將翦伯讚釋放回家。他們還宣布給馮友蘭每月125元生活費，給翦伯讚夫婦每月120元生活費。他們說這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把他們當作「反面教員」「養起來」。至於被關在「監改大院」裡的別的人，照舊被關。那個「監改大院」關押過200名北京大學的教職員。
另外，翦伯讚夫婦也從小黑屋被搬回校園，被分配住在燕南園64號，這是北大比較好的房子。每月120元的待遇，雖然遠低於翦伯讚原來的工資，但是當時北大已經工作了七八年的青年教師每月工資只有56元，所以也不算少了。
據北京大學的趙寶煦教授說，周恩來辦公室曾經來人問翦伯讚有什麼要求，翦伯讚說，別的要求沒有，只有鬥我的時候，讓大人來鬥，別讓孩子來鬥。
在因毛澤東指示受到「優待「一個月以後，在1966年12月18日夜，翦伯讚和妻子戴淑宛一起，服安眠藥自殺於燕南園家中。
有人說，翦伯讚夫婦自殺的原因是那時有軍代表又逼迫他們「揭發」「交待」「問題」。這可能是原因，但是，不會是充分的原因。文革已經進行了兩年多了，翦伯讚已經經歷了大量這樣的事情。而且，他被放出來的時候就說得很清楚，是要他當「反面教員」而不是會被奉為上賓。他不會有很高的期待。實際上，在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下達後，他的處境有了改善，至少沒有了小孩子往他的飯鍋裡吐口水。在筆者看來，翦伯讚夫婦的自殺，有他們拒絕毛澤東分配給他們的充當「反面教員」的角色的意思。
現在令人會想到的是，是否有人曾經把翦伯讚夫婦的自殺消息報告給毛澤東？現在看不到任何關於毛澤東對翦伯讚之死的反應的報告。很可能，從來沒有人敢把此事報告給毛澤東，因為這會觸怒毛澤東。據說，翦伯讚留下的遺書裡還寫了「毛主席萬歲」，但是他和妻子的自殺，顯示了他們不願意配合充當「鬥爭」或者玩弄的對象的意願。
當然，這還是因為翦伯讚不是普通的人。別的人，普通的小人物，根本就沒有這種機會來顯示他們的個人意志。
翦伯讚夫婦的自殺，在文革中是非常特別的：他們不是在遭受「鬥爭」和折磨最嚴重的時候自殺，而是在得到所謂「落實政策」之後自殺。在獲得某種「恩賜」或「寬大」的時候自殺，在文革中還未聽說別的案例。翦伯讚夫婦的這種行為，應該得到歷史的注意。不但是為了注意他們的行為，也為了注意為什麼這樣的行為如此稀少。
作者惠寄 原載《文革受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