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護車一響，一頭豬白養；
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
至於教育，眾所周知的是，一個農民13年純收入才能供得起一個大學生四年的花費。農民看不起病，農民的孩子上不起學，即使進城打工也很難討回血汗薪金，重負之下，以至不得不跳樓，賣身或賣兒賣女。
就最近的例子，據2月23日《南方週末》報導，鄉村女教師徐萍的父親積勞成疾，欠了上萬元醫藥費。她母親患上婦科病血崩，卻捨不得花幾百元去挂吊針。沈重的醫療負擔使之有病不敢醫，只能坐以待斃。而徐萍在鄉村小學當代課老師，一月收入僅有300元，後來徐萍雖然當上公辦教師，月收入可以有700元，但是，又時常面臨工資拖欠和被迫「捐款」。而她三個正在上大學和高中的弟弟一年學費至少20,000元。為了籌集弟弟們的學費和償還家庭的債務，無奈之下，在四年時間裏，她趁著週末瞞著家人進城賣身。2月16日的《新快報》報導，家在湛江農村的六歲小女孩李土華被確診患有白血病和敗血症後，父母四處求醫，債臺高筑。面對困境，父親李日保在今年春節做了一個令妻子傷心的決定，他想要「賣掉」兩個兒子，「換點錢來繼續治女兒」。一說起這事，土華媽就絕望地哭了起來：「他爸爸說，既然我們養不起孩子，不如把兄弟倆送人，希望能換點錢來維持女兒的治療。」聞聽此言，心酸不已。賣兒賣女不一直都是教科書污蔑萬惡的舊社會的黑鍋嗎？什麼時候頂到了中共「和諧盛世」的頭頂？！
當然，一號文件從字面上來看，還是可圈可點的。如自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財政較大幅度提高補助標準，到2008年在全國農村基本普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加強以鄉鎮衛生院為重點的農村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健全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和醫療救助體系。但這個能否實現卻是個疑問。若拿減免農業稅的執行情況來看，這就是又一個畫餅了。即便實現了，也無須表現出皇恩浩蕩的，因為政府虧欠農民的實在太多，現在父母年老體弱，也該孝順反哺了。1949年中共建政後，為迅速擺脫經濟落後的局面，採取了重工業超前發展的戰略，從而導致農業積累大量流向工業，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通過一種隱蔽的形式（即價格分配形式），由農業向工業、由農村向城市傾斜。據有關部門測算，從1954年到1978年，中共政府通過對農業不等價交換方式取得的資金達5,100億元。1979年以前的29年，農業部門累計為政府提供的稅收收入為978億元；同期，財政支農支出累計為1,577億元。這一階段，農業的國民收入為淨流出，農業部門為城市工業化提供的資金約為4,500億元。1979年後，農村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重大改革，農業收入增加了，但並未建立起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投入機制和積累機制，預算內的農業基建投資不僅相對額下降了，而且絕對額也減少了。為了支援其他部門的建設，政府通過剪刀差從農業抽走大量資金，據統計，從1979年到1994年農民付出了大約1.5萬億的資金。（數據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第97期《農業保護：現狀、依據和政策建議》）
由於這種掠奪性的政策傾斜，使本來就落後的農業因長期價值補償不足而失去自身發展的活力，使農業生產的物質、技術條件不僅得不到應有的改善，造成農業抗災能力的減弱，地力下降，生態環境惡化，糧、棉、油的生產後勁不足。與此同時，農產品的收購白條，以及各種巧立名目的集資和攤派，讓本來貧苦的農民生活雪上加霜，怨聲載道。社會主義原本是一種很美好的窮人無產階級理想，卻演變成為人類歷史上的重大災難，而造成這一災難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農民發不出自己的聲音，沒有與公民平等的政治權利。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對無產階級的專政，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也相應成為了阻礙和扼殺民主自由的專制與獨裁。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弗羅姆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主義至多也就是「成千上萬的人聽命於一個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國家官僚機構，這些人即使可能爭取到平等地位，可是犧牲了他們的自由；這些在物質方面得到滿足的『個人』失去了他們的個性，而被變為成千上萬同一規格的機器人和自動機器，領導他們的則是一小撮吃得最好的上層人物。」以此觀之，若不能賦予和保障農民同等的政治權利在自己的土地上當家作主，再多的一號文件都將是一紙空文。我們的社會現狀也仍然會是：小民無計鬻兒女，專制依舊趁東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