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多年來大陸民眾對中共宣傳部門的生動描繪，反映了中國人民對中共喉舌的深惡痛絕。
各級黨委宣傳部門是中共邪黨兩支軍隊中的「筆桿子」軍隊，中共中央宣傳部是這支軍隊的總指揮部，宣傳部長或主管宣傳的最高領導至少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宣傳部長）甚至是政治局常委，而在省、市、自治區以下的各級宣傳部長和組織部長，則是鐵定的常委會成員，而副省長、副市長大多數進不了常委會，由此可見宣傳部門在邪黨機制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各級黨的宣傳部門具體管什麼？是如何運作的？可用三句話概括：中宣部對全國理論、思想等意識形態領域實行高度統管和絕對控制；對電臺、電視臺、報紙、雜誌等宣傳輿論領域實行高度統管和絕對控制；對新聞出版、文化創作、文藝場所、音像製品等文化娛樂事業單位實行高度統管和絕對控制，以下的各級宣傳部門按「條塊」原則實行分頭統管和絕對控制。
那麼，中宣部是通過什麼辦法達到高度統管和絕對控制的目標呢？一個是設「防火牆」，無論是理論界、思想界，還是文化界、出版界、宣傳媒體界，都設立了「防火牆」，即大政方針、理論基調、基本提法，宣傳內容等等，都由每年一次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進行統一部署和安排，日常工作則由檢查、匯報、交流等多種手段實施調控，以確保各項宣傳工作和活動在規定的範圍內進行，絕不允許突破「防火牆」。第二個是嚴格的審查關，層層把關，逐級上報，重大項目由中宣部親自把關。對重大事件報導，有爭議的出版物或電影電視劇本等，都由中宣部最後敲定。第三是宣傳部長人選，上一級宣傳部門有建議權、考核權，對下一級的新聞、文化等單位領導人選，前幾年有直接的幹部人事權，後幾年移交到政府的廣電局、文化局等部門，但宣傳部門仍有很大的影響權。這樣從幹部方面保證各級宣傳部門、單位能夠始終和黨保持一致。
由於中共邪黨各級宣傳部附體於本應屬於政府職能管理的文化、理論、新聞、出版等事業單位，這樣就形成了政治領導和事業領導的雙重管理，出現了以黨代政、黨政不分、黨文不分、職能交叉、重複管理、扯皮不清等諸多弊端。用中央自己評價的話說：「管事的不負責，負責的管不了事，管不了事的還不得不管。」改革開放後，包括中共在內許多有見地的人士都看到了現行政治體製成為經濟體制的障礙，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在深圳特區創辦8年後的1988年，由國家體改委、中組部、中央黨校和經研所120多名領導、專家和學者赴深圳調研，用45天時間，最後提出了《深圳經濟特區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上報中央，當時的想法是在深圳打開一個缺口，尋求政體改革「試驗田」方案。結果中共邪黨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在第二年的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政體改革不但絲毫未動，反而得到強化，宣傳部的權力更加集中，管理內容更加增大，機構和人員更加增多，後來在中央就成立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辦公室」、「全國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全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等機構，省以下及行業、企業將這些機構挂靠在宣傳部門。從這裡可以看出，中共對政體改革是相當敏感的，它是不可能「自我革命」，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胡溫主政後，為什麼對信仰、言論、集會、出版、新聞、網際網路越收越緊，越控越嚴，一點也不講什麼「和諧」，一點也不講什麼「科學」，充分證明胡氏是共黨暴政基因培植的「接班人」，當然也是最後的「掘墓人」。
以中宣部為首的各級宣傳部門，是相對邪惡流氓的，為惡黨「歌功頌德」，製造歪理邪說，構造營造黨文化，幾十年如一日地欺騙和謊言愚弄全國人民，參與設計和鎮壓民眾，迫害宗教、異議人士和法輪功群體，1949年以後歷次政治運動，哪一次沒有宣傳部門的輿論先行。特別是對法輪功開始迫害之初的「狂風暴雨」到「天安門自焚案」 的栽贓陷害，足見其邪惡至極。
2005-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