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出生於1974年12月。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五人幫」已經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名義在中華大地上肆虐了八年多。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沿，中華人民共和國變成了一個「票證王國」。無論什麼都要憑票供應，各式各樣的票證有好幾十種：糧票、布票、油票、肉票、魚票、蛋票、豆製品票、針織品票、糖票、糕點票、煤票、肥皂票、酒票、煙票……許多東西有錢有票還買不到，因為沒有貨。可是，《人民日報》每年的元旦社論還是照樣大言不慚地說「物價穩定,市場繁榮」。
那時，妻子在下鄉八年後帶著一身病痛剛剛病退回城，坐在家裡「待業」。（共產黨不承認在它的領導下有人失業！）我在拿大學畢業生轉正後的統一工資52.5元。這就是全家的全部收入。買一包奶粉要用掉工資的5%（一個大學畢業生轉正後的月工資只可以買20包奶粉）！而且奶粉還不是想買就可以買到的。憑嬰兒出生證才可以一次性地購買3包！一個在化學實驗室工作的親戚幫我們出主意，用草酸褪去了售貨員用鋼筆寫在出身證上的歪歪扭扭的「奶粉已購」，我們又多買了三包。其結果是幾天以後就在出生證上出現了一個被草酸腐蝕出的橢圓形長洞－－就位於原來寫著「奶粉已購」的地方。
長期的貧困生活和營養不良使我在女兒三歲那年得了結核性胸膜炎，一病就是七、八個月。結核病可是會傳染的啊！醫生叫我臥床休息。妻子明確禁止我再逗女兒玩。同時，她命令女兒，「不許你再和爸爸玩了。」
父女情深，從女兒出生那天起，我們父女倆就親密無間。我喜歡躺在床上看書，女兒就喜歡在我身上爬來爬去。冷不丁不讓我們在一起玩了，我難受，女兒更加覺得日子難熬。
女兒老纏著媽媽問：「我什麼時候可以和爸爸玩呀？」
「等爸爸病好以後。」妻子答。
「爸爸什麼時候病好呀？」
「我不知道，」妻子不願意欺騙孩子。
「你不能叫他快點好嗎？」女兒期待地問。
妻子嘆了口氣，「連飯都吃不飽，我怎麼能叫他快點好！」
「我不吃，讓爸爸吃飽，」女兒抬頭看著媽媽說。
妻子彎腰抱起女兒，「好孩子，怎麼能讓你挨餓呢！再說，肚子裡沒有油水，多吃幾粒米又有多大用！」
「你不會多給他吃油水嗎？」女兒天真地問。她也許並不真正懂得什麼叫「油水」。
「多給他吃油水？」妻子反問，又好像在自言自語，「每人每月才有半斤油票。我怎麼多給他吃油水？」
雖然才三歲，女兒已經是一個聰明而且細心的小姑娘。她聽懂了憑油票才可以買油。從那一天開始，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她每天在郵遞員快來的時候就去門口等信。雖然一個大字不識，她一接到信，就把信拆開，把信封上的郵票撕下來，小心地夾在她的小人書裡，然後再把信交給父母。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天，我終於發現了女兒怪異的舉動，好奇地問：「孩子，你在幹啥呢？」
「我在攢郵票，」女兒自豪地說：「等攢夠半斤，我就給媽媽去買油，好給爸爸治病。」她對「半斤」是什麼意思似乎也沒有概念。
「你，」我被孩子滿懷稚氣的真誠感動了，忘記了應該與她隔離，把她緊緊地抱在懷裡，眼淚奪眶而出。
我的病終於好了，雖然沒有用上女兒集的「郵票」所買的油。女兒也一天天長大，雖然她始終不明白媽媽為什麼不肯用她集的「郵票」去買油。不到六歲，她就進了小學，開始識字了。剛上學的孩子相信老師勝過相信父母。老師終於讓她明白了：她集的「郵票」是不能買油的。但是，她養成的集郵的習慣，卻再也沒有放棄。
同時，她又迷上了看書。她把她看過的書都整整齊齊地排放在她專用的小書架上，驕傲地對所有人說：「這是我的書。」為了增加她的「藏書」，每次我去逛書店，都把她帶上，任由她挑選三本兒童讀物買回家看。每天她一放學回家裡就開始做功課。做完功課就手不釋卷地看書－－坐在痰盂上拉屎（老式房屋，沒有衛生間）的時候在看，拉完屎系褲子的時候也在看。帶她去朋友家作客，她拿起朋友家孩子的書，坐在小板凳上就旁若無人地看起來。朋友們知道她愛看書，有時侯也把自己孩子看過的書送給她。她珍惜地把那些舊書立在她的小書架上，比檢到了寶貝還高興。
讀書本來是一件求知解惑的好事情，可是讀共產黨的書卻往往會使人越讀越糊塗。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被「永遠開除出黨」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又成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卓越締造者和領導人。」女兒在新買的書裡看到的是後者，在朋友們送給她的舊書裡看到的是前者。有一天，她終於忍不住了。她把書摔在地上，氣憤地說：「這是一些什麼書啊！搞得我都不知道劉少奇倒底是好人還是壞人了！」
我驚愕地看著怒氣沖沖的女兒，突然發現自己是一個多麼不稱職的父親。自從她識字以來，我聽任她抓到什麼書就看什麼書，對她應該讀什麼樣的書從來沒有進行過認真指導。我自以為這是在培養她獨立自主的能力和讓她自由地發展個人愛好，卻沒有考慮過這樣對她放任自流是對為父之道的嚴重失職！懷著愧疚，我把她緊緊地抱在懷裡，就像當年發現她在為我收集郵票給我買油治病那樣。我不能簡單地告訴她劉少奇倒底是好人還是壞人，這個問題超出了她的理解能力，就像當年她收集的郵票不能買油那樣超出了當時的她的理解能力。我不知道應該如何解答她的問題。我悲痛地感到，共產黨欺騙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騙完我的父輩，又騙我這一輩，現在又騙到我的孩子頭上來了。我心情沈重地對她說：「孩子，這樣的書不好看，你還是多看些童話和民間故事吧。」從此，共產黨對兒童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書籍就從她的藏書中消失了，新上架的多數是童話和民間故事。
女兒的嗓子很好，從小就愛唱。有音樂老師教她唱歌，她唱得更歡了。她自己唱，還學著老師的樣子教呀呀學語的妹妹唱。在唱歌的同時，她又開始收集歌曲。一本本薄薄的兒童歌曲集逐漸佔滿了她的小書架的一個格子。《少年報》上發表的歌曲她也剪下來，貼在她自製的歌本上。隨著我由助教升講師升教授，特別在我大量從事翻譯和寫作以後，家庭生活條件逐步改善了，她的歌曲藏品也由傳統的紙媒逐步變成了錄音帶、錄像帶、VCD盤和DCD盤。不過，這是後話。
隨著年齡的增長，女兒的收藏範圍越來越擴：明信片、火花、硬幣都成了她的藏品。光陰似箭，轉眼二十多年過去了。我親愛的長女現在已經年過三十，進入了而立之年。我想，現在她一定明白了當年她無法理解、爸爸也無法解答的問題：人是最複雜的動物，不能夠簡單地劃分為好人和壞人。至於共產黨人，如果他一味地堅持黨性、不講人性，他就不可能是好人。他可能做過一些好事，但是如果他不放棄黨性、回歸人性，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好人。
當年愛在爸爸身上爬來爬去的小女孩繼承父業，成了一個精明強幹的科技工作者。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女兒比老爸還強－－能力比老爸強，工資也比老爸高，還提出了一個待批的專利申請。女兒已經成家立業，買了房子。住處寬敞了，女兒的收藏範圍也跟著擴充了。她居然開始收藏起佔地很多的酒瓶來。雖然剛剛起步，但是各種各樣、奇形怪狀的酒瓶卻擺滿了一個櫥櫃，看上去光怪陸離、琳琅滿目。
在女兒成長的同時，我卻在衰老.我由三十多歲的青年變成了年過花甲的老人。我知道: 我的來日不多了，但是我還想盡量多活幾年。除了要做許多想做和該做的事情，我還看看我的「收藏家」還會收藏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