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任教於北京大學法律系，並擔任法律系訴訟法教研室主任。一九八九年後，由於我在「六.四」期間組建了全國高校的唯一一個教師非法組織──「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支持學生的民主運動，中國共產黨當局對我實施長期的政治迫害。在此期間，我仍然繼續從事追求民主與人權的活動。於是，
當局的秘密警察組織──國家安全部，在一九九四年三月二日在北京對我進行秘密逮捕。由於我在北京各大高校及知識份子中的廣泛影響力，當局不敢在北京對我進行審訊，而是在逮捕我的當天立即將我押送到貴州省。貴州省位於中國偏遠的西南山區，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很落後。那裡終年陰雲不散，是中國自古以來對政治犯的流放地。
當局指控我的罪名是，「企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在審訊過程中涉及到的具體罪行有如下１８項：１、以競選人身份參加八零年北京大學人民代表的競選活動；２、八九「六.四」事件中，發起組建全國高等院校唯一一個教師的非法組織「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以及非法發起召開全校教工大會、全校黨員大會，並撰寫《致中國共產黨所有基層支部的公開信》，為動亂推波助瀾；３、九零年出版的《荒原風》，系統否定官方哲學辯證唯物主義，並以該書中的「餘韻」一篇，為 「六.四」暴亂唱輓歌；４、九零年和九三年兩次煽動北京大學學生推舉自己作人民代表候選人；５、九一年煽動北京大學學生抗議日本天皇訪華，干擾國家的外交政策；６、九二年非法主編、出版《歷史的潮流》，企圖以此書分裂共產黨
中央；７、九二年向北京市法院提起訴訟，指控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和國家新聞出版署查禁《歷史的潮流》為非法；８、九二年六月十四日發起召開，並主持有百名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參加的「奧林匹克飯店會議」，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再度氾濫；９、九二年十一月發起召開由國家官員和自由知識份子參加的「大鐘寺飯店聚餐會」，企圖為「六.四」事件翻案；１０、九三年秋，為抗議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以政治壓抑學術自由，進行個人靜坐示威；１１、九四年初就警察對自由畫家嚴正學施暴事件，
發起三百人簽名抗議活動，企圖造成社會動亂；１２、發起組建涉及十餘個省區的自由工會性組織《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１３、試圖組建包括魏京生、閔奇等人在內的民運領袖集團；１４、九四年二月，參與煽動山東某縣農民基督徒進北京抗議當地警察迫害宗教自由的活動，並同意作農民基督徒抗議活動的律師；１５、與柴治國等持不同政見共產黨員一起，組建反黨集團性質的秘密組織；１６、長期以來，通過組建公司、舉辦和參與各種討論會等方式，向黨政軍各要害部門滲透，為鄧小平之後，發起民主運動與專制政治的決戰，進行政治、經濟、社會力量等方面的全面準備；１７、撰寫了作為民主運動理論綱領的著作《民主與共和》；１８、為發起「中國文化復興運動」，撰寫了揭露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中對內蒙古人民犯下的種族滅絕罪行的反動小說《自由在落日中》和哲學著作《刻在落日上的箴言》。
當局對我的所有指控都屬於現代人類良知所不能容忍的範疇，都屬於政治和思想迫害的範疇。
一九九四年九月，在對我關押了半年後，當局以我永遠不能回到北京，必須終生留在貴州為前提條件將我釋放，儘管我的家人全在北京。事實上，當局是將我終生流放在貴州。
在中國古代，流放是僅次於死刑的酷刑。在現代中國公開公布的法律中並沒有這一刑罰。但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虛偽性決定了，實際執行的法律與公開公布的法律往往不一致。將我終生流放貴州就是證明。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開始，我任教於貴州師範大學。數年後，校方將我聘為教授。同時，由於我資深的學術資格與出眾的教學水平，學術界推舉我為：1）貴州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2）貴州省教學名師。3）貴州省省管專家。4）貴州省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5）貴州省行政復議委員會委員。6）貴州省勞動者人事仲裁委員會仲裁員。7）貴州師範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8）貴陽市仲裁委員會仲裁員。9）貴州省警官職業學院客座教授，等。
從被流放之日起，為了揭露中國共產黨暴政對中國人民犯下的反人類罪行，我將主要的時間與精力都投入到文學創作中。在從一九九四年到二零零二年的這八年間，我共創作了四部文學著作。第一部著作是《自由在落日中》，它揭露了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政府對蒙古人民所犯下的種族滅絕罪行。第二部著作是《文殤》，它是我的自傳體小說。該書以我所從事的民主活動為線索，全景式地反映出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民主運動。第三部著作是《金色的聖山》，通過對藏族男女苦難生活的描寫，揭露了中國共產黨政府對藏族宗教文化滅絕人性的摧殘。第四部著作是《回歸荒涼》，它揭示了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人性普遍墮落的悲劇。
對思想文化實行專制，是共產黨專制政治的本質。所以，我的這四部小說都只能是在秘密狀態中完成的。在完成後，由趙晶女士輸入電腦。今年三月，趙晶女士幫助我將文稿刻錄了一百張光碟，並於六月分送我的一些朋友閱讀，以便進行傳播。
七月初，一位在中國共產黨政府機構任職的朋友告訴我，當局已經知道了我的小說及我刻錄光碟的事。據說，一位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高級官員指示：「嚴密偵查，在有完全把握收繳全部手稿的情況下，再次對袁紅兵實行秘密逮捕。」顯然，我的小說隨時有被收繳的危險。為了通過保存並出版我的小說，向人類及歷史揭露中國共產黨暴政下中國人民的苦難生活，對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進行道德指控，我不得不離開中國。同時，基於同樣的原因，我根據美國憲法及國際法，提出前往美國政治避難的申請。
另外，由於我的文稿全部是由趙晶女士製作成電腦資料和光碟，同時，存有我的文稿的U盤也是由趙晶女士秘密攜帶出中國國境的，因此，她也處於隨時被逮捕的危險之中。在此，同時提出前往美國政治避難的申請。
趙晶簡歷：
趙晶，女，1973年10月20日出生於貴州省。1995年畢業於雲南大學。1995年－1999年任教於貴州師範大學。2000年6月加入廣州寶潔公司（美國寶潔公司大中華總部）客戶業務發展部，現任區域經理，負責核心生意渠道在貴州省生意的發展。
1．出版
──《證據學》, 《法的精神漫談》，《刑事訴訟法學》，《判斷訴訟證據標準論》等11部法學學術專著，併發表過幾十篇法學學術論文；
──《荒原風》，《歷史的潮流》等。
2．因出版《歷史的潮流》抨擊左派，被認為是主張全盤西化，在法學界搞資產階級 自由化，在政治上犯過嚴重錯誤的法學家。與群眾出版社的于浩成等人被評為中國法學黑派《歷史的潮流》
3．1995年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人權報告》中關於1994年中國部分提及袁紅兵
(轉自《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