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十年前的蘇東巨變，應當說也是一場社會變革，然而卻沒有以往社會變革的激烈社會對抗，暴風驟雨般的群眾運動甚至是暴力衝突、戰爭。與以往許多社會變革比，這一次要平靜得多，似乎沒有多少人激動、抗爭，沒有大規模的動亂和流血。西方人形容這是一次「天鵝絨般的革命」。
蘇東巨變引起了人們無數的思索與爭論，然而最發人深思的當數蘇東巨變的歷史原因以及這種巨變的貌似平靜的方式。一句話：為什麼是「天鵝絨革命」？
這個問題一直吸引著我的思緒，誇張點說，簡直就是魂牽夢繞。在蘇東巨變十週年之際，整理一番十年來的觀察與思考，概括起來說，我認為「天鵝絨革命」有三大原因。
社會主義版的「經理革命」
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是蘇聯解體過程中的兩個關鍵人物。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在原蘇聯政治權力體系的最上層發動並推進了最終導致蘇聯解體的改革。蘇聯的改革進行得並非一帆風順，中間遇到了來自黨內和政府內部的不少阻力，其間也有一些人，包括曾是蘇共黨內僅次於戈爾巴喬夫的第二把手利加喬夫等人的反對。但是，所有的不同意見，所有的反對力量都未能阻止住蘇聯的崩潰。甚至，如葉利欽在他自己的自傳中所說：所有的反對者都是搬起了石頭打了自己的腳。所有的反對都導致了葉利欽的進一步的勝利。
戈爾巴喬夫、葉利欽被越反越強，說明他們並不是孤立的，他們的改革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而問題在於：在原蘇聯和東歐的那種看似鐵板一塊的同質化的體制裡，似乎一切都是高層權力運作決定的，人們很難看到作為一場深刻而全面的社會變革所本應具備的社會階級基礎的作用。然而，實際上蘇東的演變是具有社會基礎的，只不過這個基礎、這個新的階級，是很難用傳統的一些分析方法即可直接地加以認識和說明的。
毛澤東在論述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時，有句名言「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這句話曾引起廣泛爭論，包括在語言的形式邏輯上也曾遭到質疑。但如果把這句稍加點化，變成「資產階級就在體制內」，以此來形容蘇東巨變的社會基礎卻是相當恰當的。
在長期的具有壟斷色彩的計畫經濟體制和後來進行的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中，廠長經理等經營者逐步異化為一個具有獨立利益的特殊階層。這是蘇東演變在經濟領域中的一個基本原因。
匈牙利著名改革經濟學家科爾內在1989年後坦言：在1968年以後，匈牙利的經理們成為更有影響力的力量，並且懂得應當怎樣維護他們自己的所有權利益。
經營者階層的異化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帶來的副產品。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即分權模式在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它從理論上對改革實踐進行了概括與闡釋，並成為指導改革的重要經濟理論之一。波蘭經濟學家W．布魯斯首先提出了分權理論。布魯斯認為選擇分權模式的目的是賦予國有制 「社會所有制的特徵」，從而使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資料所有制能夠符合社會所有制的兩個基本標準：第一，對所有制對象的處置必須是為了社會利益；第二，所有制對象必須是由社會來加以處置。分權模式與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模式－－集權模式的區別在於：集權模式在中央和企業兩級均採用集中決策方式，只是在個人消費決策上採取分散方式，而分權模式將「一般的或日常的微觀經濟決策」分散化，即由企業主要依據市場機制自主決策。由中央和企業分別掌握宏觀經濟決策權和企業微觀經濟決策權的經濟運行模式，即是分權模式。
作為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產物，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趨勢首先產生於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作為一種經濟機制，分權結構的不穩定性也首先表現於資本主義條件下。早在3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阿道夫．貝利就明確指出了西方現代企業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現象並加以闡述。他指出：「公司制度的興起，以及伴之而來的由於工業在公司形式下的集中而產生的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乃是20世紀中頭一個重要變化。」
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經營權膨脹及經營者侵佔所有者權益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現莫過於日本的「經理革命」。所謂「經理革命」，就是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企業的經營者-----經理階層憑藉其經營者地位，逐漸以職能資本家的身份躋身於資產階級的過程。現代西方社會中，資本家階級日益分為所有者（投資人）和經營者（代理人）兩大階層，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人格化表現。在日本，作為職能資本家的經理階層，經過長期的經營，打破了自明治維新以後家族資本壟斷日本經濟的局面，成為一個在數量上遠遠超過家族資本集團與個別資本家的新資產者階層。
由經營者對所有者權益的侵佔造成的分權結構的不穩定性，在現代經濟活動中普遍存在。東歐改革中分權結構的不穩定性也表露了出來。前南斯拉夫著名經濟學家杜尚．比蘭契奇在1973年發表的《南斯拉夫社會發展的思想和實踐(1945-1973)》一書中指出：「60年代開始前，政治結構在社會上佔統治地位，而後，特別是從1965年經濟改革起，社會進程日益使『經理』和『專家治國論者』執政。工人自治的根本原則和目的是把政治結構論者管理經濟的權利奪過來，並交給工人集體管理。但是,『轉移』給工人集體的權利，大部分是轉給了工人集體中的領導集團，而很少交給直接生產者。這種並不完善的自治概念獲得了一個政治思想的合法稱號，即所謂的『專家治國論結構』。」可見，比蘭契奇在當時就已注意到了，南斯拉夫所實行的「工人自治」的動機與效果並不統一。而這種現象，正是分權模式的邏輯矛盾在現實中的反映。其它一些東歐國家也存在類似情況。波蘭著名學者雅羅舍夫斯基在80年代中期指出：「技術貴族－官僚主義的管理體制逐漸使直接生產者不能再對經濟、社會－政治決定施加影響，並削弱了代表機關和工人自治的作用」。「一言以蔽之，促使了全民所有制向『私人集團』所有制的轉化。」
經營者階層在「分權」過程中崛起。伴隨這一過程，社會利益分配格局也發生了變化。比蘭契奇寫道：「在『管理階級』與工人群眾分開的同時，開始出現了社會差別和發財致富的過程。形成了某種所謂的『中等階級』。根據某些研究人員的估計，我國約佔人口總數的2%達到了高度發達國家的所謂的『中等階級』的標準；約佔10%的人口（即工資最優厚者）接近這個水平；另一方面，2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最低生存標準線之內。」
事實上，實行分權模式的東歐國家中確實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分化。將70年代末、80年代初，兩個西方國家，美國和日本與兩個採取分權模式的東歐國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會財富分配狀況加以比較，即可發現：南、匈兩國社會分化水平已與美、日兩國大體相當。如果將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為五個組別，最低20%和最高20%居民的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美國為5.3%和39.9%，日本為8.7%和37.5%，南斯拉夫為6.6%和38.7%，匈牙利為6.9%和 35.8%。其中，南斯拉夫的社會貧富差距甚至比日本還要大一些。
然而，兩權分離可能導致的社會結果，即對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產生的影響，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卻是不同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獨立的經營者階層的出現意味著資本家隊伍的擴大，它衝破了財產世襲制，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在總體上，對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仍是一種肯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情況則複雜得多，兩權分離可能既瓦解了國有制，又未帶來社會所有制。正如科爾內指出的，市場社會主義時期的經營者直接成為政治制度劇變之後商人和經理階層的候選人。從社會主義的企業家直接轉變為私有制條件下的資本家，成為「新生」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基礎。也正是這個掌握社會的廣泛經濟權力的重要階層，始終推動著蘇東改革朝著有利於其既得利益方向發展，這就是蘇東改革不可逆轉的原因。
趕超的陷阱
蘇東垮臺，不少人幾乎未加思索就將其原因歸結為「經濟沒有搞上去」，其實這個看法與其說是膚淺，還不如說是錯誤的。因為它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邏輯。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俄羅斯是個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1913年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僅相當於當時美國的6.8%。在歐洲，俄羅斯當時的人均國民收入只及英國的1/6，不到法國的1/4，主要工業品人均產量與當時歐洲最落後的西班牙不相上下。而到1985年，即戈爾巴喬夫上臺的當年，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相當於美國的80%。斯大林時期於1928年至1937年進行的工業化運動，使蘇聯在短短十年內走過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用了一百年走完的工業化道路，一躍而為歐洲的第一工業國。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劫難的蘇聯繼續發展,終於成為能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這不能不說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奇蹟之一。如果說蘇聯綜合國力強大而人民生活水平與之不夠相當的話，當年東歐多數國家人民生活的實際水平則相當不錯。以匈牙利為例，在卡達爾時期，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均農業生產總值居世界第二位，十種主要食品人均消費量均在世界前十位之內，住房、醫療保健、教育水準等都居於世界前茅。當時世界銀行依據匯率計算，也將東歐國家列為中等收入國家。
而今樂事他年淚。蘇聯及前東歐國家的經濟發展的實際上陷入了一個「趕超的陷阱」。如果說20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中有什麼教條主義的話，恐怕最大的教條主義便是認為：只要有了社會主義制度或好的經濟機制，一個落後的國家就能在經濟上趕上、甚至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邏輯不等於現實，影響經濟發展的實際因素遠遠不止於制度。
當年東歐、蘇聯共產黨人的政治合法性首先諑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