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說：存在即合理。文中對「次法西斯」合理（即生命力）之所在的表述，在下完全贊同。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余先生能夠在中國大陸知識界一片告別革命的犬儒氛圍中，發出了以革命逼中共交出權力的呼籲，實屬獨具慧眼，難能可貴。
但在下以為，余先生高估了中共次法西斯的生命力，理由如下：
一，當今中共國雖然有著世界上登峰造極的專制鎮壓系統，卻已完全沒有意識形態凝聚力（余先生也說道，如今中共的意識形態是空洞的，僅有「符號意義」）。這正是中共次法西斯與法西斯的最大區別，也正因為意識形態的喪失，如今的中共已成為一具沒有生命，沒有前途，見不得半點陽光的吸血殭屍。
如今的中共，雖然一再煽動民族主義，精心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的維護者，卻因為其真正目的是轉移視線，維護其一黨專制到底，因而在民族問題上一再暴露其言行不一，色厲內荏等虛情假意特徵，進而導致憤青隊伍已經出現分化，並且越來越出現分化瓦解。這當中，憤青之「憤」雖不會改變，但這把憤怒之火，已並不見得對中共有利，弄不好還會燒到中共身上。駐南使館被炸事件，導致中共「民族利益捍衛者」的光輝形象嚴重受損（雖然1999年，中共沒有應廣大憤青要求對美國動武報復是明智行為），為什麼會嚴重受損？這是中共自己在整個九十年代虛情假意煽動民族主義造的孽。一再受騙上當之後，如今，除了少數心理不正常的人，即使在憤青當中，也沒有人在無利可圖時會死抱中共的大腿。
因為沒有意識形態的凝聚力，中共國的專制系統的運轉和維護，全部要靠利益驅動。也就是說，一旦無利可圖時，專制機器即運轉不靈，而一旦利益崩潰。則專制機器必將解體！
要有利可圖，經濟必須繁榮發展。中共國創造的垂而不死的十五年「奇蹟」，正是建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在下在《自由是第一生產力》中說過，發展經濟是中共「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因此，無怪乎十多年來，中共如此大力指揮盲目高速發展，哪怕毀滅生態環境也在所不惜！
但是，企圖經濟長盛不衰，只是中共的一相情願而已，因為事實說明，世界上再先進發達的國家，也難保正經濟長盛不衰，更何況中共國的專制落後體制，在發展經濟上有著種種不可修正的弊端，與市場經濟有著種種不相容的衝突（如今已經產生並日益惡化的金融大黑洞，惡性盲目投資，通貨膨脹越來越說明這些弊端），可見，中共國的經濟不衰論是痴人說夢。
經濟盛衰是有週期性的，是確定的，所以中共的滅亡是有具體時間表的，是確定的。就中共國內外經濟形勢來看，在下敢說，不用到2010年，中共將遭遇垮臺性危機。
二，余先生忽略了外部因素對中共次法西斯的巨大挑戰。因為中共已無數次公開發下了武力亡臺的毒誓，為了維護其專制統治及其基本「尊嚴」，中共已不可能收回成命，否則，不僅會遭到全國的廣大愛國者徹底唾棄，而且其紙老虎虛弱性暴露無遺，在全世界無地自容，更會導致高層劇烈分化，內訌，甚至軍隊倒戈。而現在來看，陳水扁必將在2006年前後，領導臺灣進入「台獨」實施階段，所以台海戰爭必不可免。而中共武力攻臺肯定會引起美國勢力的介入，中共則沒有勝算的把握，戰爭將變為持久戰。由於中共國的經濟對外依賴巨大，而一旦戰爭爆發，中共國將受到幾乎全世界的制裁，唯一的依靠俄羅斯，實際上又是一個可以隨時出賣中共的「戰略夥伴」（1999年在解決南斯拉夫問題上中共就被俄羅斯結結實實地出賣了一次，顏面盡失）。所以台海戰爭的爆發，必將把中共國的經濟推向崩潰的境地，而臺美一旦獲勝，將肯定導致中共國的土崩瓦解（當然，如果中共發瘋，動用核武，將出現億萬人民為其殉葬的極其悲慘的情形）。
總之，中共即使在台海戰火中撿得一條命，也必將在經濟崩潰中覆滅（為了完全避免核戰的大悲慘的一幕，在下實在想參加革命，立即推翻中共統治，可悲的是，中共是一切專制勢力的集大成者，其專制嚴密得體制外的人在國內沒有任何造反的空間）。
經濟危機和戰爭，至少有這兩大必然因素，使中共「次法西斯」不久於人世。「次法西斯」雖然比正牌法西斯狡猾得多，但也虛弱得多，同樣是「紙老虎」。
──曾節明 2004年5月15日星期六
附： 《 次法西斯時代的國家、社會和個人 －－癸未歲末的斷想》（作者：余世存）原文：
次法西斯時代的國家、社會和個人 －－癸未歲末的斷想
余世存
一 必也正名乎？
對當代中國進行命名是一件困難而冒險的事。但如同中共的發家史和執政史已經成就為一部精彩絕倫、驚心動魄的長篇小說一樣，當代中國的魅力，也使得世界範圍內的飽學有識之士們涉險犯難在所不惜，那種不僅來自智力的挑戰是值得的。這樣導致對中國問題的眾說紛紜，千差萬別，甚至絕然對立。
的確，東方世界再沒有比中國更成其為謎了，日本早已入歐，印度以其政治制度架構標榜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民主國家，東盟地區也多少接受了自由民主價值，儘管這些國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只有大陸中國，在內政的基本觀念、外交的基本原則上跟自由民主世界格格不入。這個文明古國在數千年間充當過東方世界的發動機，如今它倔強地保持另類、個色，它不合群，那麼人們該怎麼談論它，怎麼稱呼它，怎麼指望它呢？
只有那些天真的人或別有用心的人才會以為中國正在步蘇東國家的後塵。他們說，中國將是自由民主政治革命「第三波」之後最有影響的一波，中國是正在從共產主義走向自由民主社會的國家。中國遲早都是，而且正在是，會變好的孩子，中國會是一個好孩子。
只有那些無思的人或不作為的人才會以為中國只是政治哲學史上的一個經典個案。他們說，中國曾經是極權主義，現在正經歷哈威爾們論述過的後極權主義，它曾是神權主義，如今它祛魅弒神，成為原子個人主義，它是專制主義、集權主義、寡頭主義、勃涅日列夫時代，等等，等等，所有人們想到的概念名詞都提供給它。順理成章地，藉助於概念及其理性的歷史或邏輯展開，一個告別專制時代的中國經驗正在現實地展開。於是，不僅企業家們，知識份子們，青年學生們，就是城裡人先得到保障實現「小康」的四五億市民也作「壁上觀」，等著這一歷史邏輯使中國現實地進展到自由和民主的時代。
只有那些狂妄的人、勢利的人或不知所云的人才會標榜中國的特殊性。他們說，中國是有自己國情的，中國是有自己文化的。他們巫師般地說，中國本身就有意義，中國有其自性。他們阿Q般地說，中國向來如此。中國不會照搬西方，任何革命都是中國的災難，自由民主的觀念可以標榜，自由民主的制度卻不能落實，那種制度實踐只會「水土不服」。中國目前有一個歷史地決定了名器的牧者 中共，中共已是傳統，這個傳統是需要「保守」的。中國只有在中共統治下或主導下才能獲得生存，才有希望發展。中國的文明傳統也只有在中共的手中才能推陳出新。只有中共主導下的變革才可能是有效的，任何非中共的因素或試圖挑戰推翻中共的努力都會把中國引向崩潰的邊緣，並使民眾淪入破產貧困的境地。他們樂觀地預言，中國將會在中共手中崛起；他們矯情地驚呼，中國已是奇蹟，中國還會有數十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將在可見的將來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經濟
大國。
這些狀況無疑增加了認識中國的難度。
事實上，對中國認識的爭論數百年來即已開始了。一個世紀以來，列寧、羅素、杜威、費正清、李約瑟、尼克松等人都提供過答案。這些答案千差萬別。李約瑟對中國文明傳統的梳理工作很讓中國人感激，費正清則對中國文明的評價很低，他以為中國文明的獨特已經特殊到它不適於工業化，即中國文明無能像先發國家或它的東亞鄰居一樣成就出現代化，中國無能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今天，「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崩潰論」的說辭同樣令人無所適從，中國究竟處在什麼樣的狀態？中國曾經有過極權政治，但是如此僅僅認識一個民族的歷史階段是不夠的。我本人曾從民族個體成員的心智和外在權利角度認定這是一個類人孩國家，一個專制政黨及其延續文明、歷史傳統的專制生活，看管著、照顧著、哄騙著、綁架著十三億孩子。但這也不足以說明我們民族社會的當下關係、結構或制度，那種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主人和奴隸奴才、官和民、精英和百姓的傳統解釋則流於傳統的簡單，他們都屬於文明眼裡的類人孩，他們甘願或被迫於文明的某一進化階梯上止步不前的時候，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反思力量
，是向外（如宋儒們做的工夫）還是向內（如王陽明們做的工夫）才能使他們有告別孩童般的生活而成人的勇氣和意志，才能這個民族擺脫傳統的上下二元結構和治亂循環？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實踐力量，是由內力（如臺灣地區、韓國或蘇東的革命那樣）還是由外力（如二戰後的日本或今天的伊拉克所遭遇的）才能使中國進步到持續不斷變遷的文明行列？無論如何，這都涉及到對中國的認識。那些不顧現實而從歷史中推導出民族未來的做法是空洞而有害的，只有對現實的力量演進進行認知才可能把握歷史的軌跡，那麼，對中國的認知怎樣才能稱得上有效？
由於文明惰性帶來的進化艱難，由於改革開放，其經濟行賄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機的策略，由於文明認同問題的同時性提出，當代中國最有活力的因素既非取自西方自由民主意義上的抵抗專制運動，也非源自人本主義意義上的抗惡抗暴運動，（這兩個方面倒是中國後極權主義時代（1976－－1989）最有光彩的要素）。當代中國最有活力的因素是個人小康化的逐利奔跑奇觀，是利益集團的社會結構化，當代中國最有動員效能的因素是社會秩序穩定下的威權鎮制氣氛，這正是我要來談論的事實：中國次法西斯時代的成人困境，因為我知道，這個時代的淪落和災難是令人髮指的，如果我們的心智已經不成其為人，那麼這個神人共憤的社會已經為神人棄置。
二 次法西斯時代的政治統治
對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社會，人們的認知多是一致的。毛澤東時代、極權主義、全能主義，等等是人們對這一階段的專制政治的說法兒。這之後的歷史現實，雖然仍是專制政治，但改革開放的官方說辭遮蔽了足夠的內容，也給人們的幻想留下了足夠的空間。那就是，比照蘇東政治革命的經驗，人們都以為中國經過後極權主義的過渡轉型，將會進入一個民主自由的新時代。在先進的中國人看來，官方的改革開放本質上是後極權主義的遮羞布。出於策略，他們也願意認可官方的說法兒，這是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以此促動中共政權的演變。
這種無意獨立思想的特徵使得中共成功地「暗渡陳倉」。當部分天真的仁人志士終於恍然仍須重走蘇東革命的道路，探討是否到了尋找中國版本的七七憲章共識的時候，當下的中共政權早已與自己的第一代第二代漸行漸遠。的確，中共今天早已不再是後極權主義政治了，這也是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領軍人物李慎之先生生前作難的地方，他發現中國政治與哈威爾描述的後極權主義有隔膜之處，李先生無以名之，只能仍以為中國處在極權主義後期這樣的認識來區別於哈威爾的創獲。
事實上，中國早已不在極權主義後期的陰影裡，如果需要精準地表述，也許華國鋒主政的時代算得上極權主義的後期，鄧小平開創的，其實就是中國版本的後極權主義時代。鄧小平借改革開放的功利主義號召搶佔先機、制高點，多少化解了中共政治的合法性危機，「不爭論」，使得一切思想和現實社會的革命力量少能置喙，少有同盟，無從成就起凝聚社會道義資源並與鄧小平及其中共政權分庭抗禮的人格形式和組織默契，從而與蘇東後極權時代的政治博弈力量拉開了距離。後極權主義時代的中國有不少持不同政見或意見的「異議人士」，卻少有民間意見領袖或持自己政見的精英分子，就是說，在蘇東社會專制與反專制力量圍繞政治展開攻堅決戰時，中國反專制的力量是極為分散，不成氣候的。因此，即使到了危機加劇的1989年，胡耀邦的去逝標誌著極權政治中理想主義要素的喪失，「國外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鄧小平先生語）交相作用時，鄧小平不得不公開撕破其面具，露出反動殘忍而猙獰的真相，使中共成功地渡過了一次政治危機。
中共的成功使得後極權主義的帷幕落下了。江澤民先生一度笨得想重啟這一帷幕，給人民一次結盟革命的機會。鄧小平南巡，號召權搶錢私有化，使得中共打左燈朝右轉，中共從極權政治的革命黨變成了一個保守權力的機會主義政黨，為了它的萬年執政，一切「可以，可以，都可以」（秦暉先生對此語有精彩的闡述），迅速地把國民財富部門化、個人化、結構化。中共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個巨大的機會，在這些機會面前，國際社會的人權標準、國外的民運力量、國內的自由呼聲雖然浮出水面，卻越來越邊緣化，難以刺激或動員中國社會，難以成為一個至高的信念迫使中國社會反思、校正自己的發展軌道，並即時有效地表達其正義或文明理性。到中共標榜錢買權民主化的時候，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先於制度定型，所謂的改革，或良知正直之士們理想的制度建設，不過是這結構叢林中活的潛規則的調適。
後極權時代無思的中國知識份子們在1989年後開始反思。就是說，曾少有表達觀念的中國知識界開始引進觀念，製造觀念，推銷觀念。無論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熱還是方法熱，都潛隱著知識界對西方價值觀念導入的作
用，並以此來協同中國社會的進化發展方向。這種「觀念先導，協同進化
」（李朝暉先生語）的現象正是落後民族先進份子們的政治話語，是他們
引導民族前行的政治力量。六四民主運動的失敗使得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暫
時失去了民眾，民族的先進份子們不僅未能集聚自身的社會道義力量，反
而「躲避崇高」，跳進民眾的大海裡，搖身一變成為社會的「精英」人士
；知識份子們不僅不再提供價值，提出政治訴求，反而開始表達概念名詞
，搖身一變為學者或大師。他們說，他們對比八十年代已經「悟今是而昨
非」，他們更加成熟，因為「學問突顯，思想淡出」，跟城邦人的意見生
活不同，他們過的乃是反思一類的觀念生活。
他們首先把反思的對象界定在人類歷史的革命事件上，「告別革命」
是他們的成果，一切中國的災難多少與「革命」有關，堅定地把革命拋進
歷史的垃圾堆，以此來觀察並解答中國當下現代化的難題；對中國革命的
總結，對袁世凱、孫文、蔣介石、毛澤東等民族革命遺產的總結，他們想
當然地設想，如果中共不革國民政府的命，中國的命運可能還好一些，因
為事實上中共的統治不如國民政府的統治。如果孫文不革袁世凱的命，中
國的命運還可能好一些，因為事實上中國當時已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如果孫文不革滿清政府的命，中國的命運可能更好，因為當時清帝國已
經準備立憲。等等。所以，革命是罪惡的淵藪。其次，與國際學術接軌，
使得他們輕易地接受了近乎同步的西方學術成果，接受了後現代主義的論
斷，成本、演進、自由秩序原理等成為他們的口頭禪，自由主義成了一種
極佳的紙上談兵工具，他們的概念操練想當然地以為專制可以和平地轉型
為民主，他們並不循名責實，而是因名稱義，因名稱信，名教自由主義者
們像阿Q一樣對災難的中國專制政治獲得了幻覺或精神上的勝利。再次，新
左派們對現實的專制避而不談，專注於對市場、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批判
，從而給專制留下了存在的合理性，留下了活動的廣闊天地。最後，知識
界機會主義地與國際社會交往，民族認同問題成為一個真真假假的社會命
題，為官學利用的民族主義成為1989年以後最有社會影響的思潮。
因此，後極權時代過後的中國並沒有進入反專制的最後決戰階段，如
六四民運人士樂觀預言過的，反而進入了一個急劇右轉、相對穩定的時代
。中國的政治統治者們眼看著被統治者們過日子，熙熙攘攘於名利場，甚
至看見他們之間經常扭作一團，清理門戶，純潔隊伍，因名利不共戴天，
而前來求助統治者這唯一的可能也是仁慈而有效的權威。中共變成了中國
社會有求於它實施統治的利益集團，無論它怎樣貪婪，無論它怎樣施虐，
無論它怎樣偽善或懣憨，這個被綁架的社會已經不願意離開它，或者自以
為理性地覺得不能離開它。這是怎樣的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有別於極左專
制的極權主義、集權主義等抽象過的政治定義，如以感性經驗概括，這個
時代同極右專制的法西斯主義類似，而在精神氣魄、社會動員能力、對外
輸出等方面不如遠甚，稱之為次法西斯時代也許最為精準。反抗專制不再
是這個時代的精神，鄉願、犬儒反而成為這個時代還有活力或「思想」意
志能力之群體的整體特徵。
三 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特徵
與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特徵不同，後極權時代的理論基礎，無論官學
還是民間之學，仍貫注著理想主義，那裡有理想與現實的結合，有理性與
情感的完美表達。就是說，後極權時代的理論家們有一種即時兌現正義的
肝膽，有一種時不我待的峻急，有一種對生存秩序良知邊界的樸素理性。
因此，在蘇東，先進的人們以講真話、公開化、透明性來顛覆專制政治；
在中國，真理標準大討論，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等事件中，都可以見出這
種理想的光輝。即使鄧小平先生的貓摸二論，也有著訴諸經驗直觀的樸素
真理。即使鄧小平先生的改革方略或中特理論，也有著跟僵化的專制政治
秩序告別的革命性衝動。
但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不同，這一時期的理論總體上是拋棄理想的。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從理性精神到理性主義，大體上是以對人性的情
感和文明理性的背叛，而直接訴諸人的意志慾望。這種世俗經驗的至高明
認，就是理論家們對國家利益、立國目的、社會正義的庸俗化表達。那種
對一個民族歷史的總體性解釋沒有了，存而不論了，一切表達都是顧此失
彼的，碎片的，孤立的，據說也是經驗的，漸進的，可以形成自由秩序的
，因而是最正確的。就是說，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是鄉願的。
後極權時代的理論是為瞭解答現實，解決問題，是宏大敘事與微小敘
事的結合。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迴避現實，拖延矛盾，以打著微小敘事的
名義探討真理，它不表達真實的聲音，它標榜表達的是真理的聲音。它不
表達終極關懷，它標榜表達中近期關懷；它不表達社會關懷，它標榜表達
民族關懷；它不關心社會秩序穩定的品質，它只關心社會秩序是否穩定。
因此，一切有關挑戰現存秩序的努力，一切反抗專制的活動都不在這一理
論的視野之內，就是說，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是犬儒的。
後極權時代的理論是為了推動社會的發展。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卻是
為了保守現實，它認為社會已經有了不錯的利益格局，最不壞的社會結構
，最優的制度創新成果，一切變革都只是也只應是局部的、細微的。就是
說，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是保守的。
後極權時代的官產學之間有著不小的張力，但到了次法西斯時代，經
過市場或說名利場的調適，這種張力消失了，官產學的同盟，使得知識理
論多具有了不知所云的巫師特徵。這些理論任意臧否，主旨玄遠，大言河
漢。跟民族個體成員的現實感受和切己追求離題千里萬里，跟個體的生命
完善、個人正義和社會正義的實現相距甚遠，跟類人孩們身心進化所要求
的走路權（遷居移民自由）、說話權（言論出版自由）、交友權（集會結
社自由）、生命權（生命信仰自由）、財產權等艱難的成人之旅背道而馳
。就是說，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有益於大家長對類人孩們的統治。
儘管國際主義的理論闡述後來演變為第三世界的理論夢想，次法西斯時代
的理論核心是國家主義和精英主義，對國家利益的突出強調使其將國際社
會庸俗化，對民粹主義的警惕使其標榜民本主義，並對國內諸多社會力量
即民本力量進行鎮制打壓。就是說，後極權時代的理論是一種非中心的，
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則有著重建話語霸權的努力。它公開標榜這是學術的
年代，它嘲笑思想，它跟專制政治有一種暖昧的關係，它可以公開表達自
己對民主自由世界的態度，但它不敢公開表達自己跟專制政治現實的分別
。
何新先生的國家主義囈語、王小東先生的光榮孤立夢想、蕭功秦先生
的保守主義和權威主義理論、康曉光先生的合作國家論或中國特殊論、江
澤民先生的三個代表理論、胡錦濤先生（可能更是鄭必堅先生一廂情願）
的和平崛起論，以及癌變的經濟自由主義、法學自由主義、神學自由主義
、儒學自由主義、憲政自由主義，都是這種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它們共
同構成了一個專制國家在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刮噪。
四 次法西斯時代政治的社會基礎
後極權社會的群眾對專制政治是離心離德的，但他們有一種明確的目
標，即對自由民主世界的嚮往，正是這種社會基礎注定了後極權政治是一
種過渡型的政治。次法西斯時代的子民（市民或所謂公民）對專制政治是
漠不關心的，他們只關心自己是否能過上小康日子。他們之間的相互敵視
、剝奪使得次法西斯時代的專制政治處於動態穩定之中。
後極權政治的社會基礎仍保留著極權時代的某種平等，即群眾與政權
有一種親緣關係，群眾在可見的公開的範圍內，其社會地位或政治地位是
平等的。次法西斯時代不同，它不僅公開了過去被遮蔽的三六九等，公開
了行政主導的城鄉二元結構，而且以市場和現代知識的名義加劇了城鄉二
元結構，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分化分裂。
後極權社會有著追求制度轉型的內外壓力，次法西斯時代的結構先於
制度定型（孫立平先生語）則大大化解了制度變革的衝動。或者說，社會
結構的矛盾大大掩蓋了政治制度的落伍和反人性非正義的合法性危機。號
稱「胡溫新政」年代最動人感情的詞彙是「維權」，這種權利卻多是社會
階層各自的結構性權利，是他們對分配到手的使用權、或說對在社會活動
中產生的自然關係權利的維護，而非對自身社會權利即政治權利的勇敢爭
取。他們相互之間缺少同情，彼此隔膜，少有溝通。業主們維護的是自己
的居住權，不會關心拆遷戶們的物權，拆遷戶們維護的是自己的產權，不
會關心孫志剛們的走路權，農民工關心的是自己的工錢，不會聲援知識分
子們的說話權，學者們關心的是自己的名利，不會關心法輪功信徒們的生
命權，名教自由主義者們關心的是自己的自在，不會關心政治異見分子們
的交友權。
這種社會結構的定型和社會結構的分裂，導致了次法西斯時代的專制
政權從矛盾的中心地帶躍進到仲裁者的地位，它確定了自己作為中國大陸
無可爭議也不容挑戰的權威。地方政府、中宣部、金融領域、北大改革、
房地產商人、派出所胥吏、國營企業、鄉鎮一級行政機構、美國政府、日
本政府、臺灣地方政府、甚至參與六四的李鵬先生等都可能作它的替罪羊
。溫家寶先生為工錢在民工和工頭之間的權威性做秀，形象說明瞭它的能
耐何等地荒唐。上萬人的民憤、數億人的民意、十數億人的民族情感居然
都可以通過它得到發泄。次法西斯時代的道義力量讓位於利益格局的明認
或調整，次法西斯時代的社會正義讓位於對災難不幸的善治善理。這或許
是一大批自以為有著理想的知識份子願意依靠依附依托中共政權的原因。
這種利益優先性使得專制機器較之後極權社會更易發動，次法西斯時
代的專制機器自我認同，自我強化，他們對異己分子的鎮壓是自覺而有力
的。像中學生一樣弱不禁風的小姑娘劉荻曾讓他們大動干戈，正直的人們
以為他們太脆弱，他們不是脆弱，他們是自覺；應城小地方的杜導斌先生
被他們捕去，放眼應城，作杜導斌說真話一樣書生之想的也就杜導斌一人
，但他們還是要將杜導斌收監。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更可怕的在於，他們
不僅自覺，而且凶殘，而且肆無忌憚；他們不僅掌握現實的權力，而且他
們掌握了未來的權力，或者說他們自以為參透了權力的真理。一位朋友被
他們收進去了，幾個小夥子輪流對其拳打腳踢，打得他在獄裡求死不能，
求饒不止，這樣還不足以打擊異己，小夥子們還有著以軍警特的力量收集
來的朋友的隱私，諸如偷漏稅、生活作風問題，一張張牌打下來，我們的
朋友只有認輸；這樣還不足以打擊他，小夥子們還以普京說事，在瘋狂地
抽打人時並不忘教育他說，你以為你們民運能成功嗎，成功了你就能當英
雄嗎，想明白點，即使成功了天下還是我們的，這些地方還要靠我們來守
攤，看看俄羅斯，你以為掌握權力的是什麼人，告訴你，就是我們這樣的
人？
如果我們記得，在次法西斯政權審判新青年四君子時，徐偉就在他們
的法庭上以頭撞法官的審判桌，以抗議獄卒的毒打，我們也許能夠想見這
個次法西斯政權的可怕的基礎。就是說，鎮壓異端不再是因為被矇騙說教
的理想使然，而是因為要展開、行使並保衛自己的權利，而是因為要維持
自己可見範圍內的穩定。如果我們願意反思一下非典，我們可能更能獲得
對於次法西斯時代社會基礎的感性認識。伊拉克的「人民戰爭」（張召忠
先生語）沒有發動起來，但我們的倒薩戰爭中卻有著廣泛的人民戰線，這
是一種平時裡我們不能想像的民眾理智，我們眼見的中國民眾的鄉願犬儒
在此時突然轉變成了一種統一的情緒與理智，那是一種肅殺的可以把任何
一人當螞蟻一樣碾死的法西斯氣氛。是啊，國難當頭，國人皆可喊殺。除
了眾志成城，除了頌揚中共或白衣天使，除了鼓勵打氣結成統一戰線，沒
有人容忍批評，容忍質疑，沒有人傾聽非典病人們、民工們或大學生們的
無力無助的恐懼。
更不用說專制機器的幫凶們，那些殺害了孫志剛、李思怡們的普通公
職人員，他們有意無意間犯下了多少罪惡啊。我經常想，那些作惡者們，
比如犯下反言論自由罪的李希光先生們，犯下槍殺平民罪的中共二十七軍
、三十八軍等軍隊的官兵們，犯下謀害生命罪的警察和特務們，甚至犯下
任意拘捕公民罪的官員（例如下令捕獲胡佳先生的北京市委的劉淇），無
論他們有什麼樣的理由，或有多少理由，他們不僅被釘在恥辱柱上，而且
必須承擔他們的罪責。我進而為他們著想，專制機器如此有效，也只是因
為這些普通人的麻木或勢利，他們沒有生命權。麻木和勢利是他們最容易
得的病症，他們不會同情並尊重別人的生命。專制機器因為他們的麻木、
勢利和殘忍而永不生鏽。一切體制內生存者都可能成為次法西斯時代的專
政基礎。那些文明人眼裡最無恥無行的專制機器，卻運行得是那麼有效。
比如公職人員，即王朝時代詩人們詛咒的胥吏們。李廣將軍一世英名卻遭
胥吏蹂躪，自司馬遷、司馬光在他們不朽的史著裡寫下了李廣將軍的遭遇
外，中國人對這種人並不陌生，方苞也刻畫過他們；次法西斯時代的專制
機器上的胥吏們更是得意忘形，如哈爾濱市的獄卒們對朱勝文副市長的侮
辱（哈，你這廝只是俺手裡的一個行貨），四川派出所的辦事員製造的李
思怡死亡，湖南發生的黃靜屍體器官被盜的怪事，這些既有專制體制黑幫
化的原因，更與普通人的麻木有關。痞子王朔倒是早就明白，在中國，不
定什麼時候你就要倒霉。這其實都與專制體制的強大和無孔不入有關。正
是因為這種原因，前東德的那些體制內的人，比如士兵、特務、警察、教
授、律師等所謂的普通人，在後來長久地得不到民眾的原諒，他們想求得
一份看門人的職位都難，雖然對他們的清算報復有些過頭，但也確實是他
們自己作孽的結果。
五 次法西斯時代的美學特徵
次法西斯時代並非時刻肅殺著，後極權時代曾對民眾的衣食住行嚴加
防範、警惕，不准其逾矩過線，它的僵化跟民眾的人性追求形成反差。因
此後極權時代會有對民眾燙頭、穿喇叭褲、聽鄧麗君靡靡之音的管制，後
極權時代會為一首詩、一部電影、一種娛樂而引起全國性的討論。次法西
斯時代則剛柔並用，管制與異化並舉，它放開風化，任由民眾自我打扮，
自我審美，進一步地，它主導了民眾的審美情趣。
如果說傷痕、尋根、反思是後極權時代的美學特徵，後極權時代的美
學是一種尋找式焦慮，後極權時代的美學以求真的人性為基礎；追求成功
、追求世俗的名聲、兌現現實的利益則是次法西斯時代的美學基礎，千方
百計地論證並讚美現實的合理性、艱難和不得已，是次法西斯時代作家藝
術家們的拿手好戲，次法西斯時代的美學是一種偽善式崇高，是一種模擬
式做秀，是一種做戲式傻美。
在次法西斯時代的美學展開裡，活著的民生哲學歷來如此，是國人最
好的選擇，是東方神秘的宿命，也是人們可以玩味可以自傷自悼自我感動
的悲壯演出；歷史已無是非對錯好壞，只有命運的美醜、幸與不幸、坎坷
或風順。次法西斯時代的美學打著新寫實主義的旗幟，只是對現實想當然
地歸類，對現實進行無關痛痒的如此而已豈有他哉的旁觀式指點。
但對於微小敘事，次法西斯時代的美學有著精緻的努力，作家藝術家
們把任何一種感性經驗無限放大，以為自己是經驗一次美學領域、歷史領
域或世界意義的大事。活著，沙床，作男作女，有了快感你就喊，這種對
慾望的不加節制的展示正是從美男美女作家到所謂學者化作家們的全部把
戲。次法西斯時代的美學是祛除情感和理性的慾望標榜，是一種秀，革命
秀，下體秀，天下秀，文化秀。
這種次法西斯美學集中到影視領域，最典型的文本就是張藝謀先生的
《英雄》，儘管對《英雄》的批評鋪天塹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