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北京的學生、市民喋血長安街之時，幾乎沒有人想到這個問題，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悲劇與黑格爾何干？假如顧准還活著，六四悲劇一定會激發他深入思考：這種和掌權的共產黨一起君臨紅朝的黑格爾主義，以其目的論的意識形態和總體主義的政治處方，結合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如何導致了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顧准已逝，這個巨大、複雜而深刻的理論問題，就留給中國未來的哲學家了。在筆者看來，黑格爾主義不但導致統治者以「安定團結」為藉口，去「歷史必然性」地鎮壓人民，而且，在六四之後的15年間，黑格爾主義一直影響著世人對六四的解釋和評價。
在評價六四的輿論中，有兩種特別「中立」的觀點值得注意。一種是把六四悲劇解釋為「善與善之間的衝突」，即學生爭取民主是正確的，政府維護社會次序也是好心；另一種觀點是「惡與惡之間的衝突」，即中共鎮壓錯了，學生也犯了不少錯誤。
這兩種觀點看起來再「公正」不過了，但卻仍然落入老黑格爾的窠臼。當年黑格爾在評論古希臘悲劇《安提戈涅》時，就曾經曲解安提戈涅，錯誤地演繹他那一套悲劇衝突理論，
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安提戈涅》的故事梗概是，俄狄浦斯客死他鄉之後，他的女兒安提戈涅返回家鄉底比斯。不久後，安提戈涅的兩位兄弟為了爭奪王位而勾通外敵，雙雙死在戰場，安提戈涅的舅舅、國王克瑞翁下令不許掩埋叛徒的屍體。安提戈涅不忍看著兄弟曝屍荒野，違抗命令掩埋了屍體，從而同舅舅克瑞翁產生激烈的衝突。克瑞翁下令處死安提戈涅，在處決前，安提戈涅自殺身亡。
黑格爾認為，這部悲劇的實質就在於，衝突的雙方都既對又錯。一方面，國王克瑞翁依據城邦的法令，禁止埋葬普雷尼克，是對的；安提戈涅冒著生命危險，按照當時的儀式安葬了她的兄弟，也是對的。在這裡，國家倫理和血緣倫理各持己見，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悲劇因此被視為「無責任者悲劇」，不能做簡單的善惡判斷。
就這樣，黑格爾用他的黑色邏輯，肯定了國家權力的至高無上，凡是國家制定的法令都是正確的，公民都必須遵守，否則，執政者有權動用一切手段推行他的「法令」。在黑格爾的總體看來，個體的命運並不重要。安提戈涅基於人性倫理，勇敢挑戰這種「惡法」，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黑格爾看來沒有多大意義。這樣，黑格爾哲學就為國家權力的濫用提供了理論基礎，為罪惡找到了最好的託辭，使之具有「歷史的合理性」。
今天的那些貌似公正的人也是如此，他們把鎮壓者和被鎮壓者的是非對錯相提並論、等量齊觀，有意或無意地為屠殺惡行做了辯護。當他們把六四看做「善與善之間的衝突」，就賦予暴力統治一定的合法性；當他們把六四說成是「惡與惡之間的衝突」時，就否定了八九民主運動的正義性。
曾經打斷康德的歐洲啟蒙傳統的黑格爾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之一，在共產黨中國產生了強勢的影響，執政者的暴力被解釋為歷史的合理性。中國人的民主啟蒙自五四以來，有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如果我們不能在認識六四悲劇的時候，一併清算為專制張目的黑格爾主義，拒絕在所謂的「歷史必然性」面前屈服，那麼，我們的思想將再次陷入朦昧長夜。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