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王蒙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言《親切可畏的真實》中指出：「在中國現當代，作家是一個很受注目的職業，文學曾經時時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成為發動大的政治鬥爭、階級鬥爭的由頭或藉口，文學成為政治的風向標、晴雨計。作家的戲劇性經歷後面隱藏著的是中國的社會變遷史，也是人性的證明。」
陳徒手曾在中國作協創聯部工作，有機會從近處感受了一大批文壇新老作家，接觸到一些有關現當代作家的鮮為人知的故事。在近十年的時間裏，陳徒手走訪當事人及家屬、知情者二三百人，記錄下近四十萬字的採訪筆記，並在作協、社科院、人藝、北京京劇團等單位查閱了大量的檔案。令作者頗為感動的是，當事人及家屬一般都願意接受採訪，表現出正視歷史的勇氣和超越是非恩怨的豁達。
俞平伯、沈從文、老舍、趙樹理、丁玲、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作者選定了這些在特定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為自己關照的對象，從前公開發表過的東西都被盡量的迴避，60％－70％第一次公之於眾的資料也許正是打開那些文壇黑洞的鑰匙。
在此節選的是書中作者關於老舍部分的幾段，記錄了一代文學家老舍先生最後的日子。
舒乙回憶道，1964年以後老舍覺得慢慢被遺棄，心情日趨暗淡：
人藝、青藝已經不再找他寫戲，與周恩來的聯繫明顯減少……
北京市已確定拔兩個白旗，一個是老舍，一個是焦菊隱，已暗地裡組織批判文章，並在《北京日報》拼好版面待發。實際上已內定為北京市最大的反動權威。那一年住院，沒有一個朋友來探望，他心裏很明白。
有一次文聯組織人員下去，偏偏不理他。他回家後帶著微笑，但說話非常淒涼：「他們不曉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會寫單弦、快板，當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礙…」
悲劇就在這裡，到了最後，上面仍然認為他是資產階級分子，別人還是不相信他，只能自己死掉。
（1998年10月30日口述）
據舒乙介紹，老舍1963年發表短文四十多篇，1964年十篇，1965年九篇，1966年僅發了一篇。外國朋友問，他簡單回答：「身體不太好，不寫什麼了。」對當時批判「中間人物論」等活動，採取了不表態的緘默態度，不像以往參加運動那樣去寫聲討文章。
鄭榕說，其實文革中批判老舍的言論觀點早在1964年就有了。
老作家林斤瀾告訴筆者，文革前夕老舍幾次跟文聯機關的人講，七十歲以後我就退休，閉門不出。你們不要弄我了。他還時常提到，年輕時有人勸他不要干文學，干了沒有好下常他半是認真半是悔意地說，後悔沒有聽進這話。（1998年7月17日口述）
據說，苦悶之中的老舍曾給周恩來寫信，周把信轉給康生，康生批示道：「回原單位參加運動。」
據舒乙介紹，有一次演完義大利歌劇《女理髮師》後，周恩來留下一些人討論該劇存在的問題，一個個問過去，別人不敢說話，老舍說了一句「我反正聽不懂」。他知道周受到江青等人的壓力，他還是想以幫助朋友的心情對待周。周恩來沒有料到的是，文革一爆發老舍這類朋友會被當成敵人，他原以為老舍只是沒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而已。（1998年10月30日口述）
1966年1月31日，市委決定撤消焦菊隱（人藝）副院長職務，勒令《茶館》演員們揭發焦菊隱在創作上的問題，並商定在適當時機批判文章公開見報；4月16日開始批「三家村」，北京市委岌岌可危，市委宣傳部指示批焦的工作立即上馬；6月18日，趙起揚被批判，群眾組織宣布奪權；6月20日，劇院領導一律列為黑幫；8月23日，北京人藝改為「北京人民文工團」，劇院領導被抄家；8月24日，老舍沉湖自殺；8月25日，劇院的人得知老舍死訊，心中慌亂，誰也不敢說什麼。批判大會照舊如火如荼。
英若誠回憶了劇院那種麻木、驚慌的情形：「我們馬上知道老舍的死訊。這麼大的事，本來大家應該議論紛紛，但沒有。這說明瞭一種精神狀態，人藝很複雜啊１
歐陽山尊告訴筆者，老舍的死使他聯想到一次夏天出遊。那天郭沫若、老舍等與人藝的領導、演員們一起坐船逛頤和園，演員狄辛下水了，曹禺也下去了。歐陽山尊在一旁勸老舍也下水，老舍說：「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來，上來後又白有胖。」
歐陽山尊傷感地對筆者說：「這句幽默的話是無心說的，說時很高興，沒想到成了讖語，他真的後來扎進太平湖。我想，他萬萬沒想到災難會忽然降臨，沒有精神準備，一下子接受不了。最大的苦悶，就是文革一來他被揪出挨揍。」（1998年10月18日口述）
曾經出演過《龍鬚溝》、《茶館》、《駱駝祥子》等戲的人藝終於淡漠了劇作家，老舍的名字只是在批判發言中屢屢使用。他的劇作全部被視為大毒草，有關演員多少受到牽連，劇組的人們很自然也隨著運動的深入而分化、而相互鬥爭。譬如藍天野曾被開除黨籍、英若誠以「裡通外國」罪被捕入獄、黃宗洛受到五一六清查，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