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說『槍指揮黨』早就是共產黨的『潛制度』嗎，那麼所謂的『槍指揮黨制度化』是個什麼意思呢？今天就來討論這個看法。
我們知道，毛澤東實行『槍指揮黨』，因為他是中共軍隊的主要創建者之一，並成功採取『武裝割據』（這四個字來自《毛澤東選集》，有興趣尋根究底者請讀〈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兩大名篇）為中共創建了『根據地』。等到那些莫斯科和上海來的不懂『槍桿子』的白面書生們把『根據地』丟掉，如喪家之犬惶惶然東奔西突時，老毛只好用槍桿子來『挽救黨』。可以說，毛澤東的『槍指揮黨』，是在非常狀態下實現的，當然說不上什麼『制度』。相反，正像我們以前談到過的，毛還要再用很長時間的奮鬥，才能真正掌握黨權，形成他那一套『槍』與『黨』權力相互交叉的制度。
鄧小平與中共軍隊的淵源同樣很深。我們早在『十六大前瞻』專欄中，就談到過他在軍隊中甚至高於『十大元帥』的地位。因此，一九七七年再次復出之後，他不僅可以很容易地架空軍委主席華國鋒，而且也可以不大費力地就從當時主持軍委工作、在十大元帥中排名末位的葉劍英手中拿過軍權，從而開始他的『第二代核心』時代。有了軍權，老鄧才能在不過八年的時間裏（1981－1989），連廢三『帝』（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這一切，當然是和軍隊對他個人的效忠直接聯繫在一起的。既然是『個人』的因素，當然也就不夠『制度化』。
到了江澤民的時代，情況有很大的變化。最明顯的是，當上總書記之前，江澤民與軍隊沒有任何淵源；他能夠出任軍委主席，按照鄧小平的說法，是因為他是『合格的總書記』。隨後，老江要實際掌握軍權，當然有他一路不足與外人道的艱難奮鬥。不過，總的說來，江澤民並不是靠了個人的因素而掌握軍權，而主要是所謂『制度』的因素。現在，在把黨的總書記職位交出之後，他卻繼續擔任軍委主席，排名甚至高於總書記，仍然是『拿摩溫』（No.1）。這就在至少兩個層面上，把『槍指揮黨』制度化：第一是把『潛規則』明確了，而制度化的要素就是規則要明確；第二則是，我們看到，與毛和鄧的情況相比，個人因素在這裡沒有那麼重要了。而所謂『制度化』，也就是要降低個人因素，強化規則的因素。一個與軍隊沒有什麼個人淵源的人，只要掌握了軍權，也就被承認是掌握了中國的最高權力－－這就是『槍指揮黨』的制度化。
不過，這個制度化，看來不能解決目前中國所面臨的任何政治困難。反而，它進一步弱化了中國最高權力的合法性。當然，『最高權力』這個概念，在這裡本身就有點歧義：是指軍委主席的權力呢，還是指黨總書記的權力？我看，這兩個職位，無論就哪一個來看，其權力的合法性都被削弱了。就軍委主席而言，既然不再是『合格的總書記』，當然也就不再是『合格的軍委主席』，又與軍隊沒有淵源，繼續佔有這個職位的合法性從哪裡來？就黨總書記而言，既然不『合格』當軍委主席，則反過來其『合格總書記』的身份也就有些問題。何況，總書記既然是『老二』，也就不能『合法』行使最高權力－－鄧的時代，胡耀邦和趙紫陽，至少還是名義上的第一把手吧？兩個職位都減少了合法性，是個『雙輸』的局面，誰也沒有因此強化自己的地位。這種『制度化』，還真叫弔詭。
在政治學研究中，制度化的強化，一般都被認為是個正面的政治發展，甚至當制度本身並不怎麼高明的時候也是這樣。這也是為什麼那些『歌德』派們要強調十六大在制度化上大有進步的原因。可是，這些『歌德派』的前提就錯了，認為中國應該像外國一樣。看來，還是中共領導人說得對，中國就是和外國不一樣。這不，『制度化的進步』反而進一步削弱政治合法性，這是什麼外國教科書上有的？相比之下，批評『制度萬能論』的『歌德分子』，明顯棋高一著。本人不才，這次也有一點兒貢獻：誰說中國人沒有創造性？我就發現：十六大的這種政治設計也可以算上一個。
(12/11/2002 2:21)
《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