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荷蘭村，環顧四周，即便從非經濟專業人士的角度觀察，《福布斯》中國調查員胡潤對這裡的重視，也並非沒有道理。在楊斌75億人民幣的資產裡，胡潤統計其中40億屬於 荷蘭村，屬於這3300畝土地及其建築。有意思的事實是，楊後來告訴別人:「對這裡(荷蘭村)40億元的評估，遠遠不夠。」
有心人比較楊斌的財富增長幅度:1994年回國，(楊自述)擁有2000萬美元;到2001年胡潤做財富榜統計時，已達75億元。「楊斌的財富積聚，是一個純粹的中國故事。」
故事的核心，便是這片碩大的土地。
精通中國權力運作之道的知情人總結「中國版本」的財富故事說:「我們的財富英雄，是各種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重要的兩條坐標軸，是政治與經濟。」楊斌的故事並不例外。
博覽會機會
檢索楊斌自述的中國淘金歷程，真正有價值的轉折，發生於1999年。這一年，楊斌轉讓了他在滬市的「歐亞農業」股份－－楊透露，這次退出的股份值2億元，賬面上「獲得的回報超過兩倍」。賣出分散在各地的企業，將其主業收縮到瀋陽，集中精力於荷蘭村項目，楊解釋說，「這是公司財務總監閻闖的建議」。
就在這一時期，一位到瀋陽開始自己房地產策劃生涯的博士，也被邀請到小韓屯來看這片後來屬於荷蘭村的土地。她告訴記者:「我們決定放棄這裡，是因為它不是城市發展規劃的重點地區。」但這位博士沒有忘記這片土地，她自己又先後來過幾次，最熱鬧的一次，是2000年9月，這裡成為了中國(瀋陽)國際農業博覽會會址。該博士被邀請來看地時，她回憶說:「並沒有任何人表示這裡能提供『博覽會』會址的機會。」所以，在她看來，楊斌選擇瀋陽，絕非財務總監建議那麼簡單。
將主業收縮到瀋陽，知情人向記者確認，「博覽會是最直接的導因」。但這看上去是偶然的一次博覽會機會，知情人說，「很難說沒有必然聯繫」。
最早追溯到1995年前後，一位瀋陽人士便聽楊斌宣講過他的「荷蘭模式與日本菜籃子」的故事，但當時的楊「實在太不起眼」，他的故事在那時的瀋陽，有多大的傳播效應，無法討論。楊的故事最簡單的概括是:「在世界農業的美國、以色列與荷蘭三種模式中，荷蘭的經典農業，也即用現代生物技術生產農作物，能夠成為整個歐洲的菜籃子。」接下來的推導，「日本每年蔬菜的需求量是1萬億元人民幣，其他副食品是1.5萬億元人民幣，如果拿下日本市場的1/3，每年也有7500億元人民幣。」
這個美好的故事直到4年之後才真正有了一個「荷蘭村」的結果，之所以如此，知情人分析說:「第一，瀋陽有了國際農業博覽會項目，必須找到投資者，顯然楊斌是重要考察對象，而且他的荷蘭身份與農業『情懷』，非常容易引起重視;第二，楊斌終於在瀋陽找到了他的故事最有決定權的『聽眾』。」
在這樣一個相對敏感的時期，所有接受記者訪問的對象，無一例外要求不公布他們的名字，更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他們敘述楊斌荷蘭村開始的時刻，其背景概括是「前任領導」。如果研究這一時期的「前任領導」，慕綏新是一個重點人物。瀋陽的土地批租，慕在相當程度上能夠控制。但把慕與楊聯繫起來的想法，在知情人看來，不具合理性，理由很簡單，「楊是以農業的名義拿到的地」。誰是荷蘭模式與日本菜籃子的核心聽眾，是關鍵問題。記者這種追究「內幕」的好奇心，並未得到被採訪對象的認同，解釋理由之一是:「如果不看清楚整個『遊戲』的結構框架，追查個人的作用，只有特殊性而不具普遍性。楊斌找到了什麼聽眾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為什麼會找到，也就是說，政治與經濟兩種軌跡，在這裡是如何形成合力的。」
這位深知中國權力運作的知情人問記者，「在中國，官員最需要什麼？」答案是:政績。「做政績，一般的規律是做項目，通過項目樹榜樣。而選擇什麼項目，則視官員的資質與愛好，比如慕綏新，建委出身，選擇的重點『改革』方向當然是城市建設。農業口出身的官員，自然會選擇農業。就項目而言，用農業博覽會做政績，很輕巧，關鍵問題是找到什麼樣的操盤手。」反過來觀察楊斌，「無論他在東歐如何遍地取金，但在中國，他的社會資本仍然極其有限」。但因為農業博覽會項目，屬於「雙向度」的社會資本。「他成為被邀請對象，甚至無須他來追逐這個項目，項目本身也會尋找他，特別是他有那樣一個好故事與好身份。」這時候，「他所做的正確選擇，就是『賣出分散在各地的企業，將其主業收縮到瀋陽』。」
按照這套邏輯推演下來，如果後來沒有意外出現，選擇楊斌很難說失誤，即使今年夏天有關部門赴加拿大進行農業招商，一位參與者回憶說，「荷蘭村仍是樣板之一」。政治經濟兩者結合的運作，就難說僅止於此。
樓群與農業
剩下來仍然令記者不解的問題是:荷蘭村為什麼選擇北面。
那位在瀋陽房地產業做策劃的博士給記者分析過瀋陽的發展格局:先前是鐵西區的西南，也即瀋陽的西南－－張士開發區是政府重點發展區域，也有許多優惠政策配套;後來的規劃是桃仙機場與瀋陽市區一帶，即瀋陽的正南面為發展重點。如果做房地產業，在這些地方拿地，是很正常的選擇。
政府規劃的重點發展區域，拿地的開發商相應要多，而一般「拿地」程序，規劃設計資深官員穆霖說:「先要有項目選址意見書，然後去拿到規劃許可證，就是拿到土地證;隨後去辦建設許可證，再後才可以辦銷售許可證與產權證。」策劃博士說瀋陽基本的程序也是這樣，但過去一般情況是，拿到了「二證一書」後再尋找好的理由申請減免。「減免成功率不是100%，但多少也能成功一些，看各自關係。」
房地產商尋找各種理由希望減免的主要部分是「土地出讓金」。一般而言，房地產開發商拿到土地，需要交納的兩大費用是:土地出讓金與土地費。前者歸政府收取，後者系原土地上居民的補償。各地房地產商能夠動腦筋找理由減免的是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讓金部分。「這部分能否省下來，是成本降低最關鍵部分。」按照一般房地產行情，土地出讓金與土地費之和，最高可能達到整個成本的40%。
多數房地產開發商想辦法的是「減免部分」，在這種現實裡來看地處瀋陽北面的荷蘭村，記者在瀋陽規劃和國土資源局採訪，土地利用處處長鄭德日坦陳:「荷蘭村土地性質複雜，大部分土地是劃撥。」因為是劃撥，無須向政府交納土地出讓金，省去的部分何止千萬，根本不要再動腦筋想如何「減免」。免去了土地出讓金，即使未來被要求補交，「也是划算的，因為前期投入的成本大大降低，補交時已經有了樓花的收入，不應是太大負擔。」那位房地產開發商說。屬於劃撥的土地，穆霖說:「慣例是政府、教育、公益性用地，或者高科技農業也可能進入這一序列。」按照一般的程序，穆霖說，「劃撥土地的權力在政府，土地規劃部門絕無此權力。」政府決定土地使用方式，辦法又有多樣，有時候是開市長辦公會過一過程序，有時候就是「一枝筆」負責。無論什麼辦法，劃撥都是需要最重點討論的關鍵部分。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拿到3000多畝劃撥的土地，以一般規律猜度，很難得出合理的解釋。但如果仍然聯繫那次農業博覽會，知情人分析:「合乎邏輯的理由就是，作為承擔博覽會的一份回報，這片地被定為『劃撥』－－在常規體系裡，這種決定經常被解釋成『優惠政策』。政績的製造者，能夠最方便回報當事人的，是政策。」
荷蘭村土建與標誌性建築的承建方之一的一位當事人說:「我們也注意過他的各種手續，都有，但不標準。」記者追問「不標準」更準確的解釋，沒有得到答案。變更土地性質，必須報土地規劃部門批准，否則違法，記者在調查中發現，至少荷蘭村在事後曾辦理過這種手續，但沒有成功。
荷蘭村經濟分析
那家拒絕給楊斌與荷蘭村貸款的銀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雖然他的各項手續一應俱全，但沒有走完貸款程序的第一步就被拒絕了，理由很簡單，「對這種突然冒出來、利潤高得驚人的企業，以前是藍田，現在是荷蘭村，我們吃不准，所以不敢貸。」但並不是所有銀行都這麼謹慎小心，無償得到的劃撥土地，在這當口，是重要的抵押物，而房子修得越多，抵押物的價值也就越高。
荷蘭村土建與標誌性建築的承建方之一的一位負責人，說他和同行知道《福布斯》排行榜後，十分意外，曾議論楊是否為上排行榜而做過什麼工作。意外的原因很簡單－－荷蘭村的項目太大，當地多數建築公司或多或少都參與其間，但同時，「荷蘭村拖欠所有公司的款項」。這位當事人向記者證實，南通市委書記與市長曾幫助被欠最多的南通三建要過工程款。資金鏈一直是楊斌的麻煩。回憶起自己公司決定參與荷蘭村承建，這位負責人說:「預付款他們倒是給得非常爽快，前兩筆也還行，但當你越陷越深，要錢就困難了。」他們公司目前還有2000多萬元欠款沒有收回，當然建築工程也停了下來。
坐在記者對面，這位建築公司負責人回憶楊斌，最直接的印象是「很暴躁」。「他最注重的是外觀，並不考慮內部工程的進度與要求，所以經常與施工方發生衝突，看起來他甚至不像是在做房地產，而更像是在做形象工程。」那位策劃博士也感覺，「(楊斌)不像是在做經濟，更像官員那樣做觀念、做政治、做政績」。如此局面，在北面拿到的無償的劃撥土地，固然在前期投入成本上佔了大便宜，但複雜處在於資金用度必須有細緻的考量。因為，拉動這裡人氣的景觀成本也是極其龐大的一筆資金，所以，策劃博士甚至認為:「目前荷蘭村2000多元一平方米的售價，已經低於成本了。原因就在於前期的景觀成本投入太大。」
從房地產的角度，以農業用地改做房地產，又不辦全手續，是最麻煩的地方，博士說:「不走運地方在於，由於『慕馬案』多數腐敗是在土地上，因此大家也慢慢知道房地產商應辦全什麼手續，才是合法的，這時候開始銷售的荷蘭村，手續不全的毛病，被廣泛注意到了。」如此格局，荷蘭村的房價不僅拉不起來，反而往下掉。
斷裂的網路
從純粹經濟的角度看，以劃撥方式拿到了土地，然後變更用途套現，後期必須解決的是手續齊全問題，但解開這個「套」，仍然需要政治層面的援力。
有一個讓圈內業詫異與不屑的故事這樣描述:遼寧的一位富豪在瀋陽花去46萬元人民幣買了一枚鑽戒，後來鑑定發現不如珠寶商宣稱的好成色，珠寶商可能面臨1∼6倍的罰款，為免去麻煩而找到了楊斌，出價30萬元請他擺平，楊沒有客氣，但事情並沒有擺平。
還有一樁傳說是:十強賽結束後，五里河體育場要舉行大型演唱活動，拉贊助者找到楊斌，要求贊助60萬元，楊問了句，「我跟領導坐一起嗎？」得到肯定答案後，爽快地付了錢。但結果，楊沒有被安排與領導在一起。
這種種傳說，被採訪者不少都能夠向記者表示他們有過耳聞，其間所傳遞的信息並非資金鏈的麻煩那麼簡單。楊碰上了他難以解開的套。
瀋陽規劃和國土資源局是多數記者嘗試過採訪的部門，顯然他們也不勝其擾。土地利用處處長鄭德日倒是樂意向記者提供瀋陽市土地出讓金的政府標準，那本1994制定併發布的瀋陽市土地等級及出讓金標準，已經被翻得很舊，許多地方都用膠水重新粘貼過。但當記者問起楊斌土地變更及土地出讓金的等級時，鄭顯然無法用這些「標準」來回答記者的問題。鄭德日起身走向保險箱，拿來出一份會議記要，簡要地向記者念了一遍:「荷蘭村面積很大，僅履行土地出讓手續的，是32萬平方米。2001年3月12日，我們與他(楊斌)簽訂土地出讓合同，他承諾10天內交齊，但10天內他沒有交。同年4月5日，我們解除了合同。履行土地出讓手續與是否交納出讓金是兩個概念，中止了合同，就意味著非法！」
說起楊斌，鄭的語氣陡然變快，回答也極其簡單:「楊斌是以8級(標準共分10級)土地出讓金、30年的標準確定的，每平方米127.5元。這並非荷蘭村全部土地，只是他一期住宅開發用地的土地出讓金。」但是，楊為什麼沒有交納這4000多萬元的土地出讓金，鄭德日沒有解釋，不過，他最簡短概括的整個局面是，「中止合同、不辦手續、查處問題」。從去年4月5日「中止合同」，到今年10月的「查處問題」，雖然時間過去了一年半，但荷蘭村變更土地用途的隱患還是終於引爆。
顯然，去年3月對楊斌而言是可能轉折自己命運的關鍵時刻，但現在已經無法調查清楚是楊自己不樂意或者沒錢交納這筆土地出讓金，還是其他什麼因素。有知情者提請記者注意去年3月這一時間點，「慕綏新及那一班人，在這時已經差不多水落石出了」。一位接近權力系統的知情人告訴記者:「楊不是那種能跟各方面維持良好關係的人物，支持他的非常支持他，其他的人則更多選擇觀望。」
總結楊失敗的原因，那位房地產策劃博士說:「項目的策劃週期過長，沒有預料當事人的政治前途過於短暫。」顯然，楊斌斷裂的不僅是資金鏈，而是其根本－－社會資本與網路的鏈環。另外一位知情者分析說:「從某種意義上，《福布斯》幫了他一把，但也是最終毀滅他的源頭，後來他選擇的種種解套方案，已經不在瀋陽，不在中國了，但晚了。」-
楊斌的片斷與細節
最後的新聞發布會
「我記得那次記者招待會的場景－－現在想起來還是非常不真實。我也看過其他國際貴賓走進會場的樣子，不過，當國際新貴39歲的南京人楊斌走入現場時，我立刻想到了《賭神》等影片裡老大進場的經典場景。」
這樣的記者招待會，最後一次舉行，是在10月3日，「比較接近中午的上午」。大約二十多位外國記者，比較多的是韓國與日本記者，參與了這次新聞發布會。一位此次招待會的參與者後來回憶說，「當時看不出楊斌有什麼異樣」。而變化就在此刻發生。記者們剛從荷蘭村的會議室出來，即有著便服者上前向他們出示警察身份，直接而明確地表示:「此次新聞發布會非法」。比較隨後發生的種種事件，這位參與者承認，「他們的行動顯然有意識直接傳遞了一層信息，那就是:(事態)嚴重！」
第二天，也即10月4日，中新社的報導說:「(楊斌)凌晨5點被當地公安機關依法傳喚」，「下午，瀋陽市公安機關根據行政執法部門移送的荷蘭籍華人楊斌及其相關企業涉嫌犯罪的問題，依法對楊斌立案偵察並執行監視居住」。
突變的事件，可能只讓當時在場的記者和不在場的其他人感覺突然。那位最後一次招待會的參與者當天下午便與荷蘭村裡的朋友聯絡，得到的答案是，「三天前這裡就有了很多這樣的人」。顯然，這一狀況，「很難說楊斌毫不知情」，但他仍然沒有取消10月3日的招待會，對此可以想像出的解釋是:「第一，(楊斌)非常自信;第二，追求衝突的戲劇性。」
身份考察
更準確地說，在這場用荷蘭語對話的嘗試中，當事一方只聽到一句半荷蘭語。
「你現在還能講荷蘭語嗎？」
「一點點。」
「你現在每年回荷蘭幾次？」
「兩……次。」
對話的嘗試者、一位荷蘭女士告訴記者，在荷蘭語裡，量詞「次」稍稍特別。而當時的場景是，楊斌需要求助她才可以說出完整的「兩次」。自然，隨後的對話變回了漢語。「當然僅僅憑此對話，你並不能確認他就不可以在荷蘭讀書與經商，」荷蘭女士說，「在荷蘭，如果你很精通英語，也可以上學，大多數荷蘭人也通英語。」
有意思的是，在楊斌自己作為主信息渠道發布的報導內容裡，他被描述為「精通英語、荷蘭語和比利時語」。比利時語是什麼？那位荷蘭女士解釋說:「比利時北部講荷蘭語，南部講法語。比利時語？可能是帶有荷蘭味的法語吧。」
比起這種稍顯戲謔的花邊細節，韓國記者要嚴肅的多，他們對照楊斌的介紹，逕直將電話打到楊自稱求學的荷蘭萊頓大學，得到的答覆是:「萊頓大學所有學生的資料保密。」但另外一個通道查詢得回的信息:「可以肯定的是，萊頓大學從來沒有一位出生於1963年、姓楊的人在這裡上過學。」還有一個可以求證的人物叫Tony Saich，一位國際關係教授，現在美國哈佛大學教書－－楊斌自稱是他的學生。有意思的是，那位接受記者採訪的荷蘭女士碰巧認識這位教授，他們曾在歐洲同一所大學，當然一方是學生另一方是教師。「我問過Tony Saich，他說他認識楊斌，但楊不是他的學生。」
Tony Saich與楊斌的認識，與楊當時的身份和後來取得荷蘭國籍有關。比較多的傾向認為，楊取得荷蘭國籍的方式相對特殊。
尋找肯定性答案的困難並不僅是國籍問題，楊斌當年如何獲得留學機會，至少是境外媒體關注的內容，有一個答案是「當年(1987年)賣掉了自己的房產去了荷蘭」。一個孤兒，在80年代擁有的房產，非中國大陸人士可能都無法進行準確判斷。
三聯生活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