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9日，左侧是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右侧是时任中共中央赵副主席紫阳。（图片来源：/XINHUA/AFP via Getty Images）
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或称《国家的囚徒，英文版名为《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是根据他在软禁期间秘密录制的30个小时录音整理而成的。这些录音在他去世后被秘密带出中国，留下了重要的历史证言。
该文件详细记录了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于2004年两次探访赵紫阳的谈话内容，揭示了赵紫阳在软禁中的真实想法。一段有趣插曲是，当姚监复提到李锐将赵紫阳与陈独秀并列为中共史上唯二拒绝作违心检讨而下台的总书记时，赵紫阳表现出极大的欣慰并放声大笑。
胡耀邦三子说出1980年代的根本分歧
胡耀邦在1980年代大力推动“平反冤假错案”，释放了数百万在毛泽东时代受迫害的干部与知识分子；他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试图将中国从极左的意识形态狂热中解救出来。胡耀邦在西藏、新疆问题上主张怀柔与放权；在对待知识分子（如方励之、刘宾雁）的态度上，他也坚决反对邓力群等左派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在1987年逼退胡耀邦的“民主生活会”上，陈云、薄一波等大佬高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旗，实则是在捍卫既得利益、为夺取政治主导权而发动的政变。关键在于，胡耀邦触碰了党内大佬们的权力底线。当时陈云、王震、薄一波等保守派大佬在私下串联时，将胡耀邦对学生的宽容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后台”。传闻指出，在决定胡耀邦命运的小范围高层会议上，大佬们达成了共识：如果任由胡耀邦这种带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路线发展，共产党不出几年就会被和平演变，面临“亡党”下场。这才是直接促成了那场名为“民主生活会”逼退胡耀邦的真正原因。
胡德华（注：胡耀邦三子）曾说：“邓小平搞改革是为了救党、胡耀邦搞改革是为了救民、救老百姓。”这段话说出了中共党内保守派与良知派在1980年代的根本分歧。曾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学者程晓农进一步分析：“他的悲剧本身说明，共产党制度有它的一系列宿命。就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想要凭着本心，多为民众着想，而不是为一批官僚和他们的子弟着想，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为共产党统治机器所不容的……尖锐点的话就是说，共产党的统治实际上容不得任何真正的改革开放。如果是容得了开放，这个统治就不稳定了。”
共产党本身就是反人类、反人性、反文明的，共产党只把每一个普通百姓当工具而已。胡耀邦试图在体制内唤醒良知的努力，最终被列宁主义的暴力本质所反噬；在“保权第一”的中共大佬眼中，一切危及一党专政的开明举措，都是必须被彻底碾碎的谋反。西方世界错也就错在长期误将胡耀邦视为可以引导中国走向民主的体制内改革派，却严重忽略了中共作为列宁主义政党的刚性结构；西方误以为中共内部存在一股可以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健康力量”，而胡耀邦的抑郁而终以及随后的六四屠城，即时用鲜血向世界证明了：任何触碰到一党专政这根红线的改革者，无论其地位多高，都会被中共体制清洗。
大佬们对胡耀邦的整肃，向世界证明了中共绝不允许任何削弱其政治垄断的“良知”存在。共产党要求的是泯灭人性的绝对党性。中共文革后面临崩溃边缘，邓小平推行经济改革的纯粹动机只是为了救党以延续政权。中共体制依靠的是绝对的权力垄断与暴力恐惧。当胡耀邦的开明导致民间觉醒、引发1986年底要求民主自由的学潮时，邓小平与陈云等大佬立刻意识到，这种偏离阶级斗争的温和路线将瓦解党的绝对专政。因此，胡耀邦的人性在大佬们眼中就是不折不扣的“毁党”行为。
胡耀邦最终未能改变体制，反而被体制所吞噬，与其说是证明了中共内部有改革的希望，不如说是用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与生命本身，证明了中共体制根本无法容纳任何真正的改革。
赵紫阳：所谓新领导班子皆是功利主义者
在《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中，赵紫阳对六四后上台的“江朱体制”有着极为通透的评价。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共根本没有真正的改革派。
赵紫阳称，乔石不敢担风险，凡事模棱两可；李瑞环只会搞小恩小惠和小聪明。至于被外界捧上天的朱镕基，赵紫阳一针见血地指出：“朱镕基是强调控制这套办法的，还是计划经济思想体系。”
当年朱镕基能去上海，还是赵紫阳“将了江泽民一军”才定下的，而江泽民当时甚至不敢当面承认自己的反对意见。赵紫阳又说：这批新领导人没有任何政治抱负，也不存在为了贯彻原则的路线之争。他们所有的分歧，都是为了维护地位。这些人完全是功利主义者，被潮流和形势推着走；对自己权位有利，就怎么走。在利益一致时他们会结盟应付局势，在危机来临时则会毫不犹豫地分化倾轧。
“贸易与人权脱钩能促使中国民主化”30年战略幻觉梦醒
赵紫阳生前断言，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必将催生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在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党内权贵家族疯狂瓜分国家资产；而到了习近平时代，这股力量引发了政权合法性的空前危机。习近平没有去解决体制弊端，从整肃明天系、安邦系，到打压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习近平推行的“共同富裕”与“国进民退”，实质上是将江朱时期散落在权贵家族手中的“财权”强行收归党中央，也就是收归习近平个人。这正是赵紫阳所预言的：当经济自由威胁到党的绝对控制时，这台机器会毫不犹豫地开倒车。
旅美学者程晓农曾分析，随着外资撤离、房地产泡沫破裂与地方债务危机爆发，中共依靠经济增长换取合法性的“邓小平模式”已经破产，习近平正把中国推向数位极权与内循环的战时体制。过去西方资本输血与经济不发生大问题，是维系中共稳定的两大支柱；而在习近平任内，这两根支柱已全面崩塌。说来也讽刺，最清楚中共现状的恰恰是中共高层，就像面对已经从内到外而腐烂的苹果，谁都知道已无回天之力，只是什么时候扔掉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