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落难时，苏轼如何渡过人生经济危机？（图片来源： 手绘图 志清/看中国）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诗文中讽刺新法，被御史台弹劾，从湖州知州任上被捕，押解到汴京，关进御史台狱，反复审讯了四个多月，史称“乌台诗案”，案子最凶险时几乎要了他的命，弟弟苏辙冒死上书，愿以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年底案子了结，苏轼被夺官，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是个闲职，没有实际政务权力，他原有的正式俸禄和职田等常规收入，也随之中断或大幅缩减。元丰三年二月，他抵达黄州，因是戴罪之身，没有官舍，先与长子苏迈暂寓城郊的定慧院。他后来在《黄州安国寺记》里写，那段日子他“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反复检省自己过去的言行。寺院生活虽简朴，他自己倒说得知足：“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甚自幸也。”
此后，妻子王闰之带着侍妾王朝云、两个儿子苏迨、苏过，也陆续来到黄州。僧舍窄小，容不下这一大家子人，才移居江边的临皋亭。苏轼形容那里“甚清旷”，风晨月夕，能沿江散步，就着江水喝茶，只是临皋亭西晒严重，到了夏天暑热难当。
住处有了，吃饭却成了实打实的难题。苏轼自己在给秦观的信里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他在职时是出了名的清官，家里并无多少积蓄，一大家子人的开销，顿时没了稳定的来路。
这时候，苏轼展现出的第一层本事，是精算。他把手头的钱盘算清楚，定下“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天只能花一百五十文；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在屋梁上，每天清晨用画叉挑一块下来当天用，取完就把叉子藏起来，剩下没用完的钱，另外存进一个大竹筒，留着招待客人。他自己在诗文里说，这是“痛自节俭”，把家用拆成日额、结余单独存起来待客，用今人的眼光看也足以称得上是一套相当完整的现金流管理。
当然，光靠省也撑不了几年。到黄州第二年，苏轼的处境已是“日以困匮”。替他解困的，是一位交情很深的老友马正卿。马正卿本是太学正，早年读到苏轼手书杜甫《秋雨叹》，心生感慨，当天就辞了官职，此后追随苏轼四处漂泊，自己也一路清贫，人称“夺得万古穷冠”。
见苏轼在黄州快揭不开锅，马正卿出面替他向州郡申请了一片城东的废弃营地，约数十亩。苏轼在《东坡八首》序里记下这件事：“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余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可这片地并非良田，是荒废多年、长满荆棘瓦砾的废地，那年又赶上大旱，苏轼开垦到几乎耗尽气力。他后来还专门写诗谢马正卿，语气里满是过意不去：“我今反累君，借耕辍兹田。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意思是，这么多年，反倒是自己连累了马正卿替自己东奔西走，就像在乌龟背上刮毛，刮到什么时候才能攒够一件毡衣。这片来之不易的地，苏轼把它叫做“东坡”，多少也有仿效白居易当年在忠州开荒种花的意思。
元丰四年冬到五年初，他又在这片坡地上盖起几间屋子，落成时恰逢大雪，四壁画满雪景，取名“雪堂”。自此以后，他渐渐以“东坡居士”自号。“苏东坡”这个后来比本名还响亮的称呼，就是从黄州城东这几年的躬耕生活里，一点点叫开的，而这份家业的起点，其实是一位穷朋友替他跑断腿求来的一片荒地。
还有一件事也显出苏轼的经济眼光，黄州当地的猪肉，按他自己在《猪肉颂》里的说法，是“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富人嫌它低贱，穷人又不懂怎么煨煮，因此没什么人碰。苏轼倒把它当成解馋又省钱的办法，写下了慢火煨炖的方子：“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若借用今天的说法，他看中的是当地价格低、烹饪门槛却不高的一样食材，花了一点心思，把它从没人要的东西，变成了饭桌上的实惠。后世以苏轼烹肉的故事，发展出了好几路“东坡肉”的做法，其中以杭州一支流传最广。黄州这几年，苏轼以这个方法解决了“没钱吃肉”这个具体问题。
自己家的日子缓过来之后，苏轼还把目光投向了当地的民生。那时候岳鄂一带贫困人家养不起孩子，往往按陋俗弃养，女婴尤其容易遭殃。苏轼写信给邻近的鄂州知州朱寿昌，希望官府出面禁绝这个风俗；自己则联合当地士绅，发起了一个民间的“育儿会”，请富户按年捐钱，专门用来接济养不起孩子的贫苦人家。这是一套具体的资金募集和分配机制，找得到愿意出钱的人，靠着这个会，得以存活下来的婴儿数以百计，苏轼自己也出资了——“吾虽贫，亦当出十千”。
大文豪的财务能力
黄州四年，苏轼办成的这三件事，若拿今天的说法来对照，倒也能看出三层不同的思路。
画叉分钱这套办法，有点接近今天说的“承诺机制”：他没有单靠意志力硬撑，他把钱分成三十块挂上梁，取一块要用叉子挑，取完还得把叉子藏起来，每多花一文钱都要多一道手续。这不是跟今天的强制储蓄、信封预算法，思路上有相似之处？
开荒种地、自己煨肉，则更接近用劳动去顶替现金开支。苏轼手里没有多少现钱，有的是时间和力气，于是不去买米买肉，转而自己种、自己煮，把一部分原本非花钱不可的日常所需，尽量换成了自给或补给——只是这份“自给”，背后还有马正卿这样的朋友替他先垫上了人情和奔走之劳，不是他一个人凭空变出来的。
“育儿会”这件事，做成的其实是一种风险分摊的雏形。一户人家养不起孩子，是谁都没法提前预知，苏轼把这份不确定的风险，摊到了愿意按年出一点钱的富户身上，每家出得不多，凑起来却能接住不少户具体的难关。这跟今天的保险、互助基金的思路是同一个方向。
苏轼在黄州的这四年，虽然没有把贫困彻底解决掉，家里的日子也始终紧巴巴的，但他那能可贵的是在收入骤减、身分受限和精神重创之中，重新建立了一套可维持的生活秩序：日用有额，余钱有储；粮食尽量自给，待客仍留余地；面对民间苦难，则尝试把富户的捐助组织成长期的救济。
赤壁两赋、《黄州寒食帖》那些照亮千年的文字让苏轼名垂千古，而黄州的经历则让人看见苏轼的另一面，他极懂得怎样筹算生计、调度资源，他以优异的财务头脑渡过了人生的经济危机。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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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答秦太虚书》（亦收于《答秦太虚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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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朱鄂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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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猪肉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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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仁恕：〈东坡肉的形成与流衍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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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局：《苏轼的人生路：失意、求索、超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