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6年10月10日讯】我的至亲友好今年有多人离世，其中最让我失落的，是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退休教授梁英明，他享寿九十五岁。梁英明是我爸妈在印尼梭罗华侨公学（初中）的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位。其后他到雅加达巴城中学读高中，一九五〇年高中毕业后留校做高中历史老师，也是我的学长与老师，他也在这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应是印尼与中国建交后所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之一。
我们都在一九五五年的不同船期回中国。他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我则第二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两所学校虽然相隔只有一两站公车路程，但我们只是偶然见过一次面，那是一九六〇年春天，贝多芬第九交响乐在北京首次演出前夕，我在北大侧门突然看到他，他匆匆说去搞票子。那是“黄色音乐”在中国的回光返照，人大已经没有人敢提它，他还敢去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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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一九七六年到了香港，大概两年后，梁英明夫妇和两个女儿也出来。当时香港不承认中国学历，即使有北大任教经历，也无法找到合适工作。他太太是北京人，不适应香港环境，尤其语言不通，遂决定回北京，大女儿留在香港由两个弟弟照顾。
一九八三年十月他被派往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回来经过香港，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韩战是北韩首先入侵。他在哈佛看了许多相关资料。他明白我们在印尼都被共产党骗了。另外，他翻阅过期的《中报》，指里面王山写的中国专栏，就是我写的，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此后我们再也没联系。
二〇一六年我认识了一位在北京就读过的同学，后来我知道他认识梁英明，请他告知梁我在台湾。梁英明应该早知道，也没有惊讶，他了解我为何离开香港。这位同学后来转给我一篇梁英明的文章，那是他为华公建校九十周年出版的特刊写的。他在文章写道，我爸妈都是很好的老师，尤其是妈妈的音乐课，特别写到曾在香港透过我见到我妈妈。他说，因为有我的名字，特刊拒绝刊出这篇稿，但他坚持尊重事实不肯改，最后还是刊出了。
最近我用AI查了一下，梁英明从来没有对台湾说三道四，也就没有反对过台独。以他的身分，当局会利用他作统战工具，可能被他婉拒了。但二〇一六年他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应理智看待海外华人，并明确区分“华侨（仍具中国国籍者）”与“华人（已入他国国籍者）”的认同差异，显然不认同中共利用华裔，这是我们这一辈的教训。
与他形成对照的，是我梭罗表姐的丈夫罗豪才。他是新加坡侨生，比梁小三岁，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挂了各式学术与统战机构头头的头衔，一九九八年混到副国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还兼任中国和统会会长，我一生没有和他见过面。
梁英明著有《东南亚史》，是中国第一部东南亚通史，虽有突破，也有不能写的内容。如果他在香港或台湾，会有更大贡献。
（作者林保华是资深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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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华公，感念师恩（梁英明）
1931年，我出生在中爪哇的历史文化名城——梭罗市，在梭罗河畔度过了我的快乐青少年时光。我曾先后在梭罗中华学校、梭罗华侨公学和雅加达巴城中学就读，1950年高中毕业，又留在巴中任教五年。
1955年回到中国，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系讲授亚非现代史，其后调到北大亚非研究所（现归属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直到退休。
离开印尼已有六十一个年头，但美丽的椰岛之国依然是我梦中的故园。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有我亲爱的爹娘，也因为有我难忘的老师和同窗好友。我在梭罗华侨公学唯读过两年书。但是，在华公的学习生活依然给我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记忆，华公也对我的成长具有深远的影响。
日本侵略军占领印尼时期，当地所有的华文中学曾被关闭，只有华文小学还可以继续存在。1944年，我在梭罗中华学校高小毕业后，就被迫辍学了。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梭罗热心华侨教育的人士立即筹备复办华文中学。我就在华侨公学招生的第一年考进了这所学校。因为我在小学毕业后曾补习过一些功课，因而顺利升入了华公初中二年级学习。
当时，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印尼社会百业凋零，物资匮乏，华公就是在这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办起来的。当时，它只有一所简陋的校舍，连操场、实验室和图书馆都没有。我上数学课需用的三角板和圆规，都是我从旧货市场上买到的。但是，华公的老师们都以饱满的热情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教课，同学们也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在华公的两年里，这些老师们不仅给了我们许多新的科学知识，也使我们感受到优秀文化的薰陶。也许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培育了大家对母校的深厚感情。此后，师生们虽然散居各地，多年未能重新相聚，但我心中仍时时刻刻想念母校，想念当年在华公的学习生活。
当时，华公的老师们几乎都是从中国著名大学毕业的。他们都是学识渊博而又循循善诱，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们的校长林维新老师和他的夫人国怀瑛老师。这两位老师都毕业于中国当年著名的燕京大学。林老师教我们的国文课，他的讲解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又很重视我们的写作训练。除了作文课以外，每个星期还要我们写一篇周记。这对我们提高汉语写作能力很有帮助。后来我在巴中当老师时，也要求学生写周记。这不但可以让学生提高汉语水准，老师还可以从中了解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加强师生间的思想沟通和感情交流。可以说，华公的教育理念正是秉承教书育人的原则。
国怀瑛老师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在梭罗这个小地方的华校中，能够有这样好的老师来教我们的音乐课，是十分难得的。国老师教音乐课，与以前的老师最大的不同是，她首先教我们认识五线谱，我们此后学唱的歌曲也是用五线谱记谱的。我们在音乐课上除了唱歌以外，有时还要练习将五线谱的乐曲改写成简谱。国老师教我们唱的歌曲都是中国和外国的名曲。在我们学唱的著名歌曲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创作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这段乐曲在中国经李叔同先生填词，称为“思故乡”。这略带忧郁伤感的乐曲，体现的是淡淡的乡愁，令人回味无穷。不知为什么，上了国老师的音乐课后，我就特别喜爱音乐，特别是喜爱欧洲古典交响乐。而国老师教给我的五线谱知识，我也牢记不忘。直到现在，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仍是我深爱的交响乐曲之一。而那一段“思故乡”的优美旋律也常常使我想起在梭罗的少年岁月。
当时，我曾特别羡慕那些家中有钢琴的同学，很想跟他们一样有机会学习弹钢琴，但限于家里的经济条件，我始终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梦想。1947年，我初中毕业后离开华侨公学，到雅加达巴城中学读高中，从此就没有机会再上音乐课，但是华公的音乐课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几十年来，在我的学习生活中，我一直深深地感受到音乐的无穷魅力。
记得我在回国以前，曾在国老师家里看到她和林老师在燕京大学的“姊妹楼”门前台阶上照的一张相片。当时的“姊妹楼”包括南北两座建筑，南边的甘德阁是燕京大学女部主任办公室，北边的麦风阁是燕京大学音乐系用房。这两座小楼都是古色古香的中国式建筑。我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时，燕京大学已经不存在，它原有的校园已经成为北京大学校园，“姊妹楼”也已分别改名为南阁和北阁，但模样依旧。我到北大报到的第一天，就首先去看看燕园著名的南阁和北阁。后来，每当我走过这两座小楼时，我总是想起在国老师家看过的那张相片，也仿佛听到房子里传出当年燕大学子们弹奏的悠扬琴声。
说起来也凑巧，国怀瑛老师的公子林保华在巴中就读时，就听过我的世界历史课。他后来移居香港，国老师晚年也定居香港，我有机会去香港时，曾与保华同去看望过她。国老师离开燕京大学多年，却始终怀念母校。她知道我在北大工作，便委讬我代她向燕大校友会捐款。我曾买了一本燕大校友会出版的纪念刊送给她，纪念刊内有她当年毕业时的照片，她看到后感到十分开心。国老师后来在香港的养老院安详离世。
我至今难忘的另一位华公老师是教我们英文的林友仁先生。林老师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没有威严的外表，却以他的渊博学识赢得了学生们的敬爱。华公继承了当年印尼华校的一个传统，就是中英文课程并重。我感到最受启发的是林老师教的英语语法课。他用图解法（diagram）分析英文的三种基本句式，即simple sentence,compound sentence and complex sentence的结构差别，条理分明，使人一目了然。我在此后学习英语句式结构时，就经常使用林老师教给我们的图解法，感到受益良多。
我们除了上课使用上海开明书局编印的英文教科书以外，林老师还让我们学习其他的英文补充教材，包括莎士比亚的作品，如《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剧本中的一个片段。林老师曾让我们背诵安东尼（M.Antony）在凯撒被政敌刺杀后，在葬礼上发表的著名演说词。安东尼的演说辞藻华丽，逻辑严谨，既含蓄地赞颂了凯撒的丰功伟绩，也谴责了布鲁图斯（Brutus）等杀手的凶残。后来我在雅加达巴中任教时，曾在一家欧洲语文书店买到一部英文的《莎士比亚全集》（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终于读到这部剧作的全文。我1955年回国升学时，将这部书带到北京，珍藏至今。林老师讲课时，还经常介绍一些与英语有关的趣闻轶事，启发我们的学习兴趣。我在离开华公多年以后，竟然还记得当年背诵过的莎翁剧作的一些名句。
告别华公将近70年，点滴往事却依然时时萦绕心头。而特别无法忘怀的是华公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华公没有巍峨的校舍，却鼓舞我们追寻人生的广阔天地。华公没有华丽的校园，却使我们感受到世界的多彩绚丽。这就是我心中的华公！
2016年5月
写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载《印尼华公建校90周年纪念刊》，2016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