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拍摄于1962年5月的照片显示，中国难民在香港排队领餐。在由中共“大跃进”政策引发的饥荒期间，有14万至20万人非法进入香港。（图片来源：AFP via Getty Images）
在中国灾荒史上，“逃荒”是穷人在生路断绝时最后的自救方式。如果人们在家乡没有饭吃，便投亲靠友，或沿着河道、官道、铁路往有粮之处去；求工、讨饭、典卖衣物，甚至携家带口流徙千里。无论是明清的黄河水旱灾害，还是民国时期的华北饥馑，地方社会虽然冷酷，至少仍承认一个朴素的常识，人总得设法活下去。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河南大旱并爆发严重饥荒，大批灾民沿陇海铁路、平汉铁路等交通线外流。在战争、交通困难与政府财政窘迫的条件下，饥民离开灾区寻找食物，仍被视为需要救济和疏散的对象，而不是必须加以消灭的“社会问题”，当时，蒋介石下令铁路不得向河南饥民索要车票。
然而，中共建立起统购统销、户籍与城市粮食定量供应相互扣合的制度以后，1953年，政务院发布《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同年，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制度开始把城市居民的口粮与户口、购粮证联系起来。1956年至1957年间，中央和国务院又连续发布多份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规定：农民由农村迁往城市，须持城市劳动部门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迁证明，才能办理迁出手续。也就是说，农民不能随便进城找活路。
不准人迁户口，而人们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城市粮食是计划供应体制，不能自由购买，没有城市户口、没有迁移证件的人，往往也无法取得定量供应。于是，农民一旦离开公社，纵使设法走到城市、工矿区或铁路枢纽，也未必能以劳动换得食物。国家把人口身份、居住资格、就业机会与粮食供应环环相扣，农民被束缚在农村，被排除在城市配给之外。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将这一制度推到最残酷的时刻。1959年春荒出现后，外流农民迅速增加。据当时中央文件所引各地不完全统计，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辽宁、吉林、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外流农民约达300万人。这些人并非所谓游手好闲的“盲流”，而多是因公共食堂断炊、口粮不足、家中已无可食之物，才被迫携老扶幼离乡求生。1961年凤阳干部检讨材料中便承认，有些农民外流，是因为“食堂停火没有饭吃”；哪个愿意离开家呢？没有办法才外流”。
但是，政权面对这一求生潮，优先处理的不是如何让饥民活下来，而是如何使饥民不要出现在城市、车站与交通线上，不要让饥荒的规模被外界看见，更不要使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神话在流民潮中破产。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3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发《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文件明令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不得再招用流入城市的农民；已招用而不符合条件者，原则上也要“动员”返乡。文件并要求在外流严重地区的交通要道进行劝阻，对已流入城市、工矿区而未找到工作的农民，组织临时机构“收容和说服动员”，尽快遣返原籍；同时反复重申“没有迁移证件不准报户口，没有户口不供应粮食”。
饥民不能在原籍获得足够食物，逃到城市又不能落户、不能买粮、不能就业，最后还要被收容并送回原来挨饿的地方。“遣返原籍”，是把人重新送回口粮早已断绝、公共食堂早已无米的村庄。
到1960年，外流人口更多，各地的控制也随之升级。火车站、码头、公路、渡口成为拦截饥民的前线，一些地方以民兵设卡、封锁村口、严查渡口，阻止农民离开。饥民为逃避拦阻，只能改走小道、夜行，甚至攀爬货车。1961年，内务部、公安部更提出以铁路交通为中心限制人口自由流动，要求严格查票、查粮票，防止无票乘车、爬车，必要时增派武警甚至请驻军协助，中共以国家机器堵截逃生通道。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收容遣送”并非后来1982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意义上的正式全国行政法规；但在1960年至1961年，城市收容遣送站、接收站与中转站已迅速铺开，对外流人口实施收容、转送和遣返。1961年1月的《城市收容遣送站工作方案》甚至规划了收容站、接收站、中转站三级网络。仅江苏11个收容遣送站，自1960年至1961年1月就处理流动人口52万余人次，其中被收容者逾24万人次。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被当作“流动问题”处置的饥饿农民。
收容站的实际状况也远非官方文件中承诺的“解决临时食宿”。有当事人对多个收容站的描述称，九江站将人关在破庙中，没有床板，人只能睡在潮湿土地上；门被锁住，角落里放着粪桶。南昌站则是漏雨的茅草棚，食具不足，卫生恶劣。另有材料显示，郑州遣送站在1960年发生严重违法虐待，内务部文件记录有大量工作人员违法乱纪，并称当年1月至9月有246人被折磨致死，其中5人被活活打死。对于已在饥饿与疾病边缘的人而言，收容站哪里是救助站，简直是另一道死亡关口。
在河南信阳地区，大饥荒暴露后，地方当局立即将“人员外逃”视为必须消灭的政治问题。据相关史料整理，信阳地委曾要求“限期消灭人员外流”，村干部与民兵在路口、渡口堵截，城镇机关和工厂不得收留农村来人，并设置收容所和监狱。逃荒者被没收财物、殴打、拘捕乃至饿死于羁押场所，“消灭外流”在基层成为政治目标。
饥民一旦出现在车站、城市街头、外省公路上，便会“破坏”“大跃进”丰收、人民公社优越与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宣传。因此，饥民被命名为“盲流”，逃荒被描述为“不安心农业生产”，求生被怀疑为破坏秩序，向外界求救则可能被政治化为“反革命”。
安徽凤阳农民王家来在1961年批判原县委书记的会议上所说的一段话，揭穿了这种制度性残酷：“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一九六○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战争中的百姓尚可逃难；在和平年代、在号称代表农民的政权之下，农民却被户籍、粮票、民兵哨卡、收容站和遣返制度困在饥饿的原地。
中共宁可让民众饿死，也不让人逃荒。中共为掩盖大饥荒，把人祸说成“三年自然灾害”；把浮夸征购造成的断粮说成“大丰收”；把逃荒求生的农民污名为“盲流”；把揭露饥饿、向外求救者视作“造谣”与“反革命”；再把责任推给苏联撤走专家和所谓“逼债”，目的只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