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图片来源：中央社）
【看中国2026年2月25日讯】在加拿大公民协进会与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合办的“阅读自由”讲座上，三位讲者陈健民教授、前中大学生会会长周竖峰，以及《消失的档案》导演罗恩惠女士，不约而同地谈到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开除关靖丰的事件。
关靖丰因宏福苑大火后发起联署，提出四大诉求而“得罪”特区政府，特区政府找不到适当理由来惩罚他，于是由中文大学出面，以莫须有的“泄密”问题对他作出开除学籍的决定。
关靖丰已修完四年大学学业，即将毕业走进社会，如此一来四年光阴付诸流水。中大此一处理决定相当无人道。这也证明，今日香港的大学，也成了中共门下一条乏走狗，根本不再属于香港人。
在我印象中，中文大学学生关心社会的氛围历来相当浓烈，早年的“认中关社”培养一批社会精英，六四时大学生们投入支援爱国民主运动的大潮，多年来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的抗争，中文大学学生都走在前面。大学本非净土，社会思潮汹涌而入，大学生岂能无动于衷？更别说，当代历史上，很多改变历史的政治运动，都是在大学里发端。
关靖丰关心社会，只不过希望政府秉公处理，主动发起联署，也是公民权利之表现，这也成了大逆不道的破坏行为。这件事证明，现在的政府便是要剥夺巿民过问社会事务的权利，政府以关靖丰为例杀鸡儆猴，禁止大学生为社会事务发声。
大学生关心社会，为正义发声，从来都是一种个人道德情操的体现，也是大学生们磨炼自己的见识与意志的最好的试炼场。大学生们关心社会议题，大学当局不但应乐观其成，甚至应多加鼓励与支持，那才配称为“作育人材”的学府。
今日香港中文大学当局，早已不知何为教育？教育不是知识的灌输，不是培养书呆子，教育是培养道德完善、专业能力强而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关起门来背书，两耳不闻窗外事，这种大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只是千年封建时代的私塾。
当学生过问国事，关心社会议题，而与政府当局产生冲突时，大学当局应该站在哪一边？今日大学校长校委会、董事会成员的任免，都操控在政府手上，大学当局必须服从政府，便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在关靖丰问题上，大学当局做了政府不能做、或不好意思做的丑事，成为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帮凶。
以开除学籍来惩罚学生，可以说是大学对学生施加压力的最无耻的手段，学生四年苦读，家庭为他付出一大笔学费，只凭大学当局一句话，这一切便化为乌有，这简直欺人太甚，简直是没有人性的一种野蛮行为。
五四时北京大学学生上街游行，当时的校长蔡元培虽然不赞成学生走出校门，但当学生被军阀政府逮捕时，蔡校长四处为学生奔走，更以自身作担保，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最后政府不得不释放学生，当学生返校时，蔡校长率领师生亲自在校门口迎接。
北京大学因为学运遭到政府巨大压力，蔡元培为保北大而选择辞职，北大师生为挽留校长，发起“挽蔡运动”，最终因五四运动取得成果，蔡元培先生仍重返北大。什么才是一个大学应有的样子，便是校长教师与学生是一个整体；什么才是身为校长应有的风范，便是维护学生的基本权利，关心学生的人格成长。香港中文大学这一班政府奴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民国时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不是有大楼之谓，是有大师之谓”，但何谓大师？大师不只是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传道。何为传道？便是人格之问，道德之求，家国情怀之建立。大学当然是求学问的地方，但更是追求人格完善、建立家国关怀初衷的地方，这些学问之外的“道”，更是大学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
大学里要有大师，但真正的大师不只是深研专业、不问世事的人，而是将学问用于改造社会、为国家培养社会栋梁的人。胡适先生因为推动社会改革造福国人，被后代视为大师；陈寅恪先生因忧国忧民、关心国祚民瘼，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被后代视为大师。与他们稍有不同的是钱钟书先生，虽然学贯中西，但对家国社会保持一种疏远的姿态，他的历史地位便不如上述两位。
拿胡适与陈寅恪来警策香港中文大学这一班主事人，不免陈义过高，即使钱钟书，虽然表面上对世事冷淡，维持一种明哲保身的边界，但从他的待人接物与中外学问根底的精神来看，他对道德还是有追求的，至少，当北京大学生们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时，他没有站在政府的立场去诋毁学生。香港中文大学这一班没有灵魂的校长和跟班们，实在不配称作“为人师表”，他们只不过是另一种卖身求荣的可怜虫。
真正优秀的人材，是不会被社会埋没的，做人也不一定要有一张大学文凭才能对社会有贡献。我相信关靖丰就是一个有丰富内心世界，又有个人道德追求的大好青年，他被中文大学开除出校，不是他的过错，而是大学的沦落。对于他自己，那只是人生宝贵一课，让他认识到人世有正邪之分，人生有善恶之辨。我不担心他的未来，他会比现在这一班惩罚他的“师长”有更好的出息。
何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关靖丰便是了。未来不是属于特区政府和中文大学这一班政治奴才的，是属于关靖丰他们这一代有为青年的。
（文章由作者授权转载自颜纯钩facebook脸书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