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2025年12月，中国大陆视频网站B站上，一个解读电影《芳华》的视频系列引发了巨大反响。通过三集视频，从全新的视角重新解读了冯小刚于2017年执导的这部电影，重点分析了影片镜头语言中所蕴含的隐性表达与象征意义。系列总时长超过两个小时，却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观众，三集视频的累计播放量高达3700多万次。
在观看过程中，许多观众通过弹幕评论表达个人感受，竟然大量出现“人民万岁”、“把革命进行到底”等带有强烈文革色彩的政治口号。这类评论迅速引起了中共网警的关注，平台方也感到压力倍增。不久这三集视频便从B站下架，但目前仍可在YouTube等海外平台上看到拷贝的版本。
电影《芳华》讲述的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年轻人，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在时代变迁中所经历的命运转折。这部作品原本更容易在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观众群体中引发共鸣，然而此次B站上对《芳华》的重新解读，却在当代中国年轻人中激起了强烈的共情。难道当代中国的年轻人与文革时期的那一代人产生了某种相似的心境，从而形成了跨越时代的情感共鸣？
要理解这一点，不妨将视角拉回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回顾当年五位著名学生造反派领袖的个人经历，考察当代年轻人究竟能够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
时间回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序幕的那一年。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出现了一张后来影响深远的大字报。张贴者是聂元梓，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篇大字报公开批判了上述三人，指责他们未能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反而压制群众开展革命运动的热情，并在文末高呼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张措辞激烈、充满斗争激情的大字报很快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肯定。毛泽东批示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1966年6月1日，这一批示通过广播系统向全国播出，使得这张大字报迅速产生全国性影响，并成为点燃文化大革命造反运动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在此有必要补充一个重要背景。早在聂元梓张贴大字报之前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份重要文件，即后来被称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该通知被普遍视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通知》中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定性为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这些政治标签在今天看来或许显得抽象而空泛，但在当时，却具有极其严厉的现实后果，其效力甚至超过司法判决，足以使一个人从政治高位瞬间跌入深渊。
在张贴大字报之后，聂元梓迅速成为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重要领袖之一。然而，需要澄清的是，聂元梓并非人们通常印象中的青年学生。她出生于1921年，1966年张贴大字报时，她已45岁，是一名中年女性。聂元梓籍贯河南，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位知名中医，家庭经济条件较为优渥。其长兄在北京求学期间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随后对全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聂元梓亦在其中。
聂元梓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受长兄影响，她早在1938年未满20岁时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了情报工作。此后，她在党内系统中逐步晋升。1950年，她获得第12级干部待遇，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厅局级干部，享有较为优厚的津贴。她的丈夫同样是高级干部，曾担任哈尔滨市副市长。
由此可见，这位后来被称为“北京红卫兵一姐”的人物，并非青年学生出身，也并非社会底层群众。与其他几位造反派领袖不同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聂元梓已经是党内体制中的一名高级干部。
在她的大字报中被点名批判的三人中，陆平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佩云为北大党委副书记，宋硕则是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聂元梓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陆平实际上曾是她的恩人。她为何会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发起如此猛烈的攻击？对此，聂元梓在晚年的解释是，当年的革命者往往以“纯洁”的思想去理解复杂的现实，于是像她聂元梓这么“纯净”的人，就很自然的把一盆脏水什么反党、走资本主义道路泼到了她恩人身上，这都是时代的错，不是她的错，她一直就是这么想的，而且直到晚年，聂元梓对此都毫无悔意。
事实上，在此之前，聂元梓与陆平的人生轨迹并无交集。聂元梓长期在哈尔滨工作，而陆平则在北京任职。两人命运的交汇源于聂元梓个人生活的重大变故。随着其丈夫官职升高，聂元梓的婚姻关系逐渐恶化，家庭矛盾不断升级。尽管二人育有三个孩子，但仍未能维系婚姻。1959年，聂元梓最终与丈夫离婚，随后带着孩子前往北京。
此时，聂元梓的长兄已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主管干部征调与培训工作。由于陆平与聂元梓的兄长相识，在兄长的推荐下，聂元梓被安排进入北京大学工作。陆平在工作和生活上对她给予了不少照顾，加之聂元梓自身能力突出，她在北大内部的职位逐步上升。按照她后来自己的说法，那一阶段她对自己的生活状况相当满意。
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鼓励知识份子“大鸣大放”。作为一名自认为忠诚而积极的革命干部，聂元梓响应号召，与部分同事联合，向校长陆平正式提出意见，批评其工作作风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意见提出之后，她与陆平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转而形成对立局面。然而，陆平背后有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支持，反对者难以撼动其地位。参与批评的人员逐渐感到在北大难以立足，纷纷设法调离岗位。聂元梓亦心生倦意，准备申请下乡，参与当时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的“四清运动”，其内容包括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就在此时，聂元梓迎来了关键转折。康生的夫人曹轶欧率领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准备整顿校领导层。曹轶欧注意到聂元梓此前敢于公开挑战校长陆平，认为其政治立场激进，遂鼓动她留下，继续与陆平展开斗争。康生原名张宗可，是中共内部以擅长政治斗争著称的人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在这一过程中，聂元梓内心并非毫无犹豫，但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发布，她再次被强烈的政治氛围所裹挟。她认为，与党内“潜伏的敌人”斗争关系到党的生存与未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最终，她联合此前反对陆平的七人，共同署名发布了那张后来广为人知的大字报。
在获得毛泽东的公开肯定之后，聂元梓迅速声名鹊起，成为北京地区红卫兵造反派的核心人物。随着官方媒体对其行动的持续放大，她所批判的陆平等人被正式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内部权力结构迅速发生变化。原本支持陆平的人员要么转而表态支持造反派，要么保持沉默，或主动与陆平保持距离。此后，北京周边高校纷纷前往北大“取经”，学习其造反经验。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曝光了他与储君刘少奇之间的政治冲突。此举进一步激化了政治斗争。随之而来的是，北京地区红卫兵组织迅速扩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他四位学生造反派领袖也开始陆续登上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