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5年12月18日讯】【苹果黎智英案，前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裁定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成，案件将于明年1月12日求情。法官裁定，黎智英是所有串谋的“主脑”，指他长年对中国怀有怨恨和憎恶，借口“协助香港”、邀美国助令中国政府倒台，而不论《国安法》生效前后，其唯一意图和最终目的，都是寻求中共倒台、即使代价是牺牲中港人民利益。
法庭又指，黎有意识地利用《苹果》和其个人影响力，进行持续不断的运动，意图削弱中央及特区政府合法性或权威；即使黎智英在《国安法》后未有公开直接请求制裁，但仍有间接隐晦地请求，意图依然如故。】
法庭说，黎智英非因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指他自由持有任何政治观点，但他意图将思想化为行动、并作出违法行为便是完全另一回事。855页的判词，到底法庭如何裁定，黎智英三项控罪罪成？又为何指黎智英证供“不足为信”？《集志社》为读者梳理判词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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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黎智英对中共深切怨恨导致今天审讯
2官：黎智英非因政治信念受审
3证人是否可信？
4控罪一：黎智英有否与《苹果》高层串谋发布煽动刊物？
5控罪二：黎智英有否与《苹果》高层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6控罪三：黎智英有否与陈梓华、李宇轩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7结语：黎为串谋主脑、唯一意图令中共倒台
引言：黎智英对中共深切怨恨导致今天审讯
官：黎对中共怨恨憎恶 使其走上荆棘之路
全长855页的判词，详列黎智英背景、双方证人供词、黎与外国连系、在《苹果》的参与等。法庭先于引言部分总结黎的生平和对其评价，判词首句便指“这宗案件的核心主要在于一个人，他就是黎智英”，并指要理解黎，就要回到起点。据黎的说法，他1947年生于中国大陆一个富有家庭，因政治动荡令家道中落，黎母被送往劳改，黎10岁便要工作养家，并于12岁偷渡来港。
法官指，黎的故事为真正“白手兴家”的成功故事，凭其勤奋与决心，终建立非常成功的纺织生意，黎将之出售后投身媒体，创立《苹果日报》，他曾形容觉得做生意很闷，而媒体事业让他有为所爱而战的理由。法官指，黎“无疑是一名非常精明的商人，但不幸的是，他对中共的深深怨恨和憎恶，使他走上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thorny path），最终导致今天的审讯”。
官：黎荼毒读者、信逃犯条例修订为“恶毒阴谋”
法官续指，《苹果日报》于1995年创立，是以狗仔队及娱乐报道闻名的受欢迎小报，2014年占中运动不久，黎在制定编采方针上更积极，利用《苹果》鼓励市民追求民主、上街反抗，此分水岭令《苹果》“蜕变”成一份反对特区及中国政府的报纸，黎开始望报纸倾向“黄色”立场。法官指，有编采立场并无不妥，但从证据可见，它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
法官形容，黎智英将一批志同道合、同样热衷于拉倒中共的人聚集在身边，首要是“神秘人物”Mark Simon，虽然黎不太清楚其背景，却让他全权管理自己的金钱和部分公司。在此背景下，证据揭示《苹果》管理的情况，及黎如何将《苹果》定位为反共、其后再反中及反特区政府的立场。法官又指，黎在专栏“成败乐一笑”荼毒读者思想，并邀请写手在《苹果》撰写有关中国的“恶毒言论”。
法官形容，黎沉迷将中共的文化价值，改变为“西方价值”，并令中国屈从于美国和西方的权力，使中国成为顺从西方的仆人（make China subservient to the might of the US and the West,turning China into alackey of the West）。黎相信《逃犯条例》修订是“恶毒阴谋”，是刻意策划、以将像他一般的中共政权反对者“送中”，故借出500万元全球登报、到华盛顿演讲请求美国支持港人抗争，又热心招募和培育年轻人参与其抗争，包括从犯证人陈梓华和“揽炒巴”刘祖廸。
法官续指，黎对中国的憎恨坚固，即使被捕后不准离港，仍要求Mark Simon安排他于华盛顿与高层会面，并于2020年6月向法庭申请更改保释条件时隐瞒拟进行的会面，“幸好”其申请失败。法官指，黎对中共有强烈憎恨，即使出庭作证时也仍然强烈。
官：黎智英非因政治信念受审
称黎非因政治信念受审 《国安法》前言行只构成证据背景
法庭于判词强调，黎智英并非因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他可自由持有任何政治观点，但他意图将思想化为行动、作出违法行为是完全另一回事。而法庭须了解其立场，以确认他案发时的意图和目的，包括他多大程度准备好和决心利用《苹果》为平台，传播其政治理念和实现其政治议程。法官又指，黎在《国安法》前的言行，并非控罪主体，只构成控罪相关证据的背景。
证人是否可信？
官裁从犯证人诚实可靠
针对控辩双方证人的口供，辩方曾批评，从犯证人陈梓华是“连环说谎者”。法庭指，共谋者或有动机说谎换取较低刑期，会留意有否文件支持其证供，考虑到他们与黎智英和Mark Simon之间的讯息，很多时亦支持其供词，而证人经深入盘问亦无动摇，裁定所有从犯证人均是诚实可靠证人、证供清晰有力。
批黎智英多处前后不一、不足为信
至于自辩的黎智英，法庭则批评他多处“自相矛盾、前后不一、闪烁其词和不足为信”，亦不接受他是因事情久远、记忆力衰退、压力过大或年老所致，拒绝接纳其证供。法庭举例，虽然大部分控方证据为文件证据，但黎答问题时没表示不记得，而是完全否认指控，认为黎刻意在作供时冒险，希望不会有短信推翻其证供，但当控方提出证据反驳，黎便会给予不可能或牵强的解释。
称与彭斯等会面非预先安排 惟与证据相反
法庭举例，黎称从未向人付费影响外国对中港政策，但证据显示他曾向美国前副参谋长Jack Keane、前国防副部长Paul Wolfowitz，支付2,300万元为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提供咨询的费用，认为黎是主张利用台湾作为“杠杆”对抗中国，影响外交政策。
法庭又举例，黎称2019年7月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及国务卿蓬佩奥见面，并非预先安排，惟Mark Simon发出的讯息显示事前已安排和确认，认为黎显然欲淡化他知情及游说目的；黎亦一度否认该行曾请求制裁，但被展示《苹果》在他访美后一篇报道后，改称有提及。法庭又指，黎称“Live Chat”是个人节目，与《苹果》无关，但WhatsApp讯息显示他常与《苹果》高层谈及节目制作，认为节目是在《苹果》员工、高层和平台协助下进行，用意参与国际战线。
拒信对IPAC完全不知情
就袁弓夷在《苹果》发布影片，促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驻军保护香港，黎称不知情，惟讯息显示他曾与袁弓夷谈及影片、又表示支持，法庭认为黎是尝试与袁撇清关系、说法难以置信。至于黎称会见陈梓华是要安抚“勇武”，法庭同指不合理，指难以理解陈作为“和理非”如何安抚“勇武”，证据亦显示黎同样望陈梓华参与国际游说。
至于黎智英称上庭前完全不认识“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法庭同样不接纳，指根据他与IPAC创办人裴伦德（Luke de Pulford）和顾问罗杰斯（Benedict Rogers）的大量讯息、其Twitter帖文及《苹果》就IPAC的报道，均显示黎对IPAC游说活动知情，认为黎称无兴趣、不知道等解释，是荒谬可笑、完全难以置信，拒纳黎的案情，即“由《国安法》前热切地要求制裁，至《国安法》后突然停止请求”。
针对黎智英的三项控罪，法庭是如何裁定罪成？
控罪一：黎智英有否与《苹果》高层串谋发布煽动刊物？
黎智英为“舵手”、利用《苹果》为平台实现政治议程
控罪一指黎智英与《苹果》高层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法庭接纳前《苹果》高层供称，黎作为《苹果》“舵手”，密切管理和亲自控制《苹果》编采方向，期望员工跟随其指示行事，他们不能对黎智英说不、如“鸟笼”自主；黎的政治观点亦对《苹果》编采方向有重大影响，社论及论坛文章以其立场为指引、社论作者亦须获其许可才聘请。
法庭认为，黎是主导和支配（dominating and controlling）的老板，在《国安法》前后，利用《苹果》为平台传播其政治观点、实现其政治议程，如发布同情示威者、支持小店等报道，并进一步推论，黎意图并知悉《苹果》报道与文章观点，与其政治立场一致。
指涉案文章显示对中共严重敌意及偏见
就涉案161篇文章，法庭指“小心全面审视”后，发现文章普遍及持续显示对中共“严重的敌意和偏见”，包括把中共、警察、中央和特区政府描绘成意图伤害港人的“敌人”；中港政府官员受严厉批评、亦成嘲笑和贬低的目标，如将前特首林郑月娥描述为“邪恶”、习近平为“习帝”、警察为“黑警”，引憎恨和蔑视。
此外，即使2019年10月撤回修例，文章仍呼吁公众公开反抗香港政府；在《国安法》实施前，公开要求制裁政府高级官员；《国安法》后仍间接但易于理解地表达希望实施制裁。法庭认为，其中17篇文章均客观上具煽动性，旨在引发对政府憎恨、藐视及挑动对其离叛。
2019年4月28日的反修例游行。（资料图片）
持续削政府合法性、远超法例容许范围
针对有否串谋发布的协议，法庭认为，黎智英与高层案发时均知悉文章具煽动性，该些文章与黎的政治观点一致、亦获黎的同意，黎批准发布是希望让抗争运动持续。法庭认为，须从黎的政治立场解读涉案文章，并进一步裁定，黎是利用《苹果》实现其反中国的议程。
法庭指，黎认同西方价值，视中国堀起为对世界威胁，并认为西方应团结对抗中国，其“终局之战”（end game）是要改变中共政权。法庭形容，黎沉迷于将中共价值改变为西方价值，以制衡中国影响力；又认为中国是独裁政权，希望中共不再执政、或至少习近平下台，目的争取美国及西方支持，动摇中共管治。
法庭认为，涉案文章普遍支持黎的议程，黎是有意识地利用《苹果》和其个人影响力，进行持续不断的运动，意图削弱中央及特区政府合法性或权威，及损害中港政府与香港居民关系的目的，远超出煽动罪第9（2）条免责辩护所允许的范围。
指高层成为协议一分子 黎智英为主脑
就《苹果》副社长陈沛敏等从犯证人供称，涉案文章非为批评而批评，而是旨在改变认为错误的政府政策，包括希望撤回修例、不要滥暴等，法官认为，高层完全知道黎智英反中立场、及望损政府合法性的议程，但他们仍愿意随黎行事、成为协议一分子，同样超出法律范围，裁定案发时存在协议，黎智英为主脑，其他人知情及愿意参与发布煽动刊物。
控罪二：黎智英有否与《苹果》高层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请求”可明确或隐晦、毋须实质致制裁
至于黎智英另面对的两项勾结罪，控辩双方早前就何谓“请求”争议。法庭裁定，按一般及普遍意思，“请求”可以口头或书面提出，亦可以是明确或隐晦（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重要的是作出请求的人，意图由外国实施制裁。法庭不关注制裁措施的有效性，而是相关措施是否针对中港政府；亦认为对政府官员的制裁，也符合条文对外国制裁的定义，科技禁运亦可算作“封锁”或“敌对行动”。
法庭续指，就勾结的控罪元素，仅包括被告作出请求、该请求是向外国作出、目的是制裁中港，并不要求行为实质上导致任何制裁、封锁或敌对行动发生，罪行是“行为罪”而非“结果罪”。法庭亦不同意，须证被告知道协议是违法，因对法律无知并非辩护理由。
黎“意志坚定、大胆和不服从”
控罪二指黎与《苹果》高层勾结外国势力。法庭指，无疑黎智英在《国安法》生效前透过《苹果》、Twitter帐户、访问等公开请求制裁，亦与《苹果》高层达成请求制裁的协议，问题是《国安法》后，协议有否继续？
法庭考虑的，包括黎智英的性格。法庭指《国安法》后，黎智英无再公开直接请求制裁、高层亦尝试减低风险，但与此同时，从黎对个人背景的自述、以及《国安法》前后不同场合的公开发言，可见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强烈看法、且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如被捕后曾受访称，如知道将发生的事仍会做同样选择，因这是其性格。法庭指，黎塑造的形象，是虽年纪较大，但“意志坚定、大胆和不服从”，为其目标奋斗至最后一刻，“此形象与我们对他52日出庭作供的观察完全吻合”。
黎《国安法》后仍间接隐晦请求制裁
法庭续指，大量证据显示黎在《国安法》生效后，仍继续表达其反中国的立场及请求外国制裁，只是透过较间接和隐晦的策略、收敛激烈言辞。例如2020年7月1日《国安法》生效当天，报章列出两页政府高官等肖像、指为“历史纪录”；7月4日论坛版主题“国际棋盘上的香港”，有三篇文章支持制裁；黎智英〈时间就是武器〉、〈大时代快将来临〉称美国制裁不会减少；黎12月受访称，希望美政府会以人权、法治等作为与中国贸易谈判的条件。
此外，法庭指黎智英《国安法》实施约一周后开始的“Live Chat”节目，形容中国为西方世界“敌人”、每一集充满黎的反中立场，举例黎曾提及“如果我们不改变中国，就将被中国改变⋯⋯美国现在是在单独对抗，当德国、欧盟、澳洲、加拿大等意识到无法靠自身抗衡中国时，就会慢慢加入美国的联盟”，是隐晦地请求外国与美国合作，对中国采取行动。法庭又指，黎的Twitter在“灰色地带”运作，如他于8月评论美国制裁中港官员的新闻，提及“那些取消参选人资格的选举主任呢？他们应该为决定负责任吗？”，是隐晦但清楚地请求制裁选举主任。
法庭认为，黎智英《国安法》前请求外国制裁的行为，在《国安法》后没有停止，黎即使知道有法律风险，仍继续请求外国制裁，其唯一调整是形式而非实际上，由《国安法》前公开直接请求、改为较间接和隐晦地请求，但其意图依然如故、继续推进串谋，协议亦持续至《国安法》后，裁定罪成。
公司被告对串谋知情且愿参与
三间《苹果》公司同时面对控罪一及二，法庭裁定两罪串谋得到各公司被告配合，而黎智英和六名高层共同行事，是各公司被告的生动体现，他们身为董事，也是各公司被告的决策者和指导意志，故他们就控罪所具意图，也是各公司意图，裁定公司被告对串谋知情且愿意参与。
控罪三：黎智英有否与陈梓华、李宇轩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黎对IPAC及SWHK等工作知情
控罪三指控黎智英与“重光团队”勾结外国势力，法庭指，无疑《国安法》前后，Mark Simon、李宇轩、陈梓华、刘祖廸等人有协议，进行国际游说，寻求国际支持在港的抗争运动，并有意将请求外国制裁纳入其行动之一；黎智英亦一直意图请求外国制裁。那黎智英是否这协议的一分子？
法庭指，控罪三主要依赖陈梓华证供及黎智英讯息，法庭接纳陈的证供，包括陈供称黎知道“G20”众筹，并透过Mark Simon给予财政支持；黎望团结“勇武”与“和理非”，藉陈梓华与“勇武”连系；黎又指陈可透过Mark Simon联络他，Mark Simon会尽力协助和满足其要求，法庭认为如非黎的指示，看不到为何明显是大忙人的Mark Simon，会不怕麻烦与陈梓华见面、帮助他及给意见。
法庭又接纳陈梓华称，Mark Simon建议SWHK（Stand With Hong Kong）加入IPAC，认为考虑到黎与Mark Simon的关系、对IPAC的认知和对寻求国际支持的重视，黎“本质上不太可能”从未被告知SWHK加入IPAC；亦接纳陈称在Mark Simon协助下成为SWHK US的成员，组织几乎每周向Mark Simon汇报。法庭认为，若Mark Simon非黎的“左右手”，不可能有如此影响力，唯一合理推论是Mark Simon得到黎的同意处理SWHK US事宜，黎全部知情。
指Mark Simon向黎汇报游说活动
法庭又认为，黎智英知道李宇轩、陈梓华和刘祖廸在《国安法》前后也有参与国际游说，当中Mark Simon作为“耳目”，向黎汇报香港对美游说的活动；陈梓华亦供称，黎智英知道李宇轩2019年12月与SWHK成员访美之行，又在台北叫陈和刘祖廸与较低级别的“枱底”外国官员建立连系。法庭亦裁定，黎智英知道IPAC及其工作，当中《苹果》曾大篇幅报道“揽炒巴”加入IPAC、又曾访问“揽炒巴”，黎Twitter亦有分享访问及向他致敬。
指需议会、国际、街头三战线 才能“支爆”
陈梓华曾供称，2020年1月，黎智英与他和刘祖廸在台北会面，黎希望刘和陈进行国际游说、请求外国制裁，又指需团结议会、国际、街头三条战线，才能达到“支爆”。法庭接纳陈的供词，裁定在2020年1月台北会面后，黎智英与Mark Simon、李宇轩、陈梓华、刘祖廸的协议成立，同意进行国际游说，并知道会涉及请求外国制裁；而此协议在《国安法》后仍继续，各共谋者意图继续依从黎智英的指示、执行有关协议。
就协议在《国安法》后继续，法庭援引证据，包括IPAC和SWHK继续推动制裁，李宇轩、陈梓华、刘祖廸在相关组织的参与，以及2020年6月陈梓华与黎智英的会面。陈梓华供称该次会面上表达对《国安法》忧虑、认为应停止推动制裁，但黎指《国安法》“雷声大雨点小”，会以身作则于媒体呼吁制裁，又着陈让其他SWHK成员在文宣及国际游说上“继续做”，并问及IPAC会否使用众筹资金、指IPAC很重要。法庭认为，显示黎在《国安法》下仍坚定不移推进请求外国制裁的协议。
结语：黎为串谋主脑、唯一意图令中共倒台
黎借口帮助港人 邀美帮忙令中国政府倒台
法庭在结语表示，证据显示，黎智英远在《国安法》实施前，已思考美国对中国可使用什么筹码，其中一项是聘用前美国高官，透过蔡英文助手向蔡提顾问意见；而从其《苹果》专栏、Live Chat节目等可见，黎成年后长年对中国深怀怨恨和憎恶，经常以协助港人为借口，邀请美国帮忙推翻中国政府，情况犹如一个美国公民假装协助加州，要求俄罗斯出手协助推翻美国政府。
指“神秘人物”Mark Simon致力为黎办事
法庭续指，Mark Simon这位“神秘人物”致力为黎智英办事，从中游走协助安排黎与美国高级官员会面、游说和寻求支持，包括2019年7月安排黎与美国时任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见面，就港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提出制裁，又尝试安排黎与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总统特朗普等见面。法庭指，Mark Simon并非《苹果》正式员工，但黎就其个人及公事上的决定，“几乎完全盲目信任（almost blind trust）”他。
法庭强调，黎在华府具人脉、影响力，证据显示他知道IPAC成立目的、并从创办人裴伦德收到IPAC活动更新资料；陈梓华亦称黎2020年8月被捕后对国际线很大打击，因对取得美国政府进一步资料变得非常困难。
黎为串谋“主脑” 三公司被告同意、知情及协助
法庭续引多项证据，显示黎智英对制裁的支持，包括2019年11月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后，黎曾向张志伟说“非常好，现在所有人都可以松一口气”，并于2020年5月发起“一人一信救香港”，张剑虹称黎表示望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制裁中国。而陈梓华2020年5月28日，曾向黎发讯息提及国安法，黎回复指预计该周末特朗普会实施更多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法庭形容黎“几乎带着一种高兴的心情”回复。黎又在6月《纽约时报》撰文提到是时候向中国制裁甚至惩罚，让美国制造完美风暴令中共灭亡。
法庭认为，毫无疑问黎智英动摇中共管治的意图从没改变，即使国安法生效，他仍以较隐晦方式进行；张剑虹亦供称，探望还押的黎时，黎向他表示继续如常经营《苹果》。
法官认为，从本案大量证据的唯一合理推论，是不论《国安法》生效前或后，黎智英唯一意图是寻求中共倒台、即使最终代价是牺牲中港人民利益，这亦是相关串谋或煽动刊物的“最终目的”。法官信纳，被告有蓄意意图进行涉案串谋，相关串谋对中国及香港特区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和危害。法庭信纳，黎是三项串谋的“主脑”，利用《苹果》不同平台，获公司被告的全面同意、知情及协助，遂裁定黎智英及三间公司，所有罪名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