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批斗右派。(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著名翻译家傅雷。（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57年3月6日～13日，翻译家傅雷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在给国外的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
“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暂停），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毛的讲话让傅雷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得出结论：这次整风运动，党外人士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
与傅雷不同，也有看出其中端倪并表现出几分谨慎的。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写出了自己也是当时一部分知识份子的顾虑：
“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份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吃不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能看出个中隐情是一回事，说出来又是一回事，说出来就成了口实，成为打成右派的言论了。
文学大师钱钟书。（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
也有看出问题并知道不能行诸笔墨的。譬如钱钟书这样的知识份子，对形势的认识有足够的清醒，所以采取的态度是：你说你的，我自岿然不动，不予理会，“不鸣不放”。
钱钟书因此躲过一劫。而单纯热情的傅雷就因主动“出洞”被划成了右派，甚至连费孝通这样顾虑重重的学者也被一网打尽，无一幸免。
最初，傅雷并不在右派名单之中，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想保他过关，暗示傅雷不妨将检讨错误的调子定高点。但宁折不弯的傅雷回应说：“没有廉价的检讨。”周而复知道傅雷的性格，又让柯灵去劝说他，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
无奈之下，恰逢周扬来了上海，周而复便将傅雷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周扬同意周而复的意见，可以不划傅雷的右派，并将此事汇报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柯点头说：可以不划傅雷右派，要他检讨一下过关。谁知柯庆施是有名的“一言堂”，最烦中央部委过问上海的事情。周扬前脚一走，他后脚就把傅雷的名字划入了右派名单。
1961年9月，傅雷被宣布“摘帽”，有关部门希望他写个感谢的表态，被傅雷一句话顶了回去：“摘帽子是你们的事，和我没关系。”
傅雷始终不承认强加给他的右派，如果他感谢摘帽，岂不认可了当初戴帽是对的？
他的骨头，比起许多文人墨客来，无疑硬了许多。这也为后来文革时，面对横来之逆，他为维护自身尊严，义不再辱，毅然赴死埋下伏笔。
却说那一年的反右运动，无数人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哀鸿一片。然后是整整二十年的光阴，有人判刑，有人劳教，有人失去生命，有人开除公职，沦为无业游民，时时接受监督管制，被剥夺了正常人的权利。
熬过来的右派，直到1978年5月，中央成立摘帽办，才给他们摘帽平反。
这些人一共有多少？说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据当年参加摘帽办工作的胡治安说，右派份子有55万，其他如“中右分子”是21万6000人、“反社会主义分子”是19万人。此外，各地还有名目不同的“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孬分子”……
这么粗略一算，就已经是上百万了。后来之所以说成55万，那是胡乔木在听胡治安汇报时，认为他拖泥带水，打断他的话说：“以后对外一律说55万，统一口径。”
统一口径当然是可以的，但对于实实在在遭受歧视和迫害的人来说，统一口径未免太过于轻描淡写了。在有些人眼中，别人的痛苦，是连数字也算不上的。
毕竟，胡乔木处于上层，上层有时不能体恤下情，或可理解。但最可怪者，是身处知识阶层而形同麻木。
顾颉刚是著名历史学家，是复旦教授谭其骧的老师。顾有写日记的习惯。1957年的春天，天气异常，他在4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仍大雪，北风颇厉，以清明后四日而有此，为我生所未见。气候又降至零度下，如此倏寒倏暖，不知又病倒几人！”
这段日记的记载，说明顾颉刚对气候异常的变化，是深有感触的。
然而对于另一种气候异常的变化，顾颉刚却非但视同正常，而且用了高度肯定的语言，称其为具有提高觉悟的划时代意义。
顾颉刚在他的年终日记中写道：
“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苏联贡献最多，有人造卫星，有星际火箭，有北极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阳能之发现。中国方面，以完成长江大桥为最显著之成功，而发动反右派斗争，使人知物质建设必须赖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间路线，亦促进觉悟之大事，有划时代之意义者也。”
身为著名历史学家，以这样的笔墨记录历史，其见识也足以令人惊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