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一名中学生被同学霸凌打进ICU（图片来源: 公用领域/微博）
【看中国2025年8月14日讯】从2025年8月5日四川江油特警镇压人民之后，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校园霸凌屡禁不止，单最近两年就听闻数起，更甚者孩子被虐待致死，河北邯郸13岁男孩凌虐致死并被埋尸，陕西蒲城职校学生坠楼案，河南许昌初中女生跳楼案等等最后都没有了关注度。尤其蒲城事件与江油案件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却被中共警察镇压的场面如出一辙。
理应每次群体事件发生后，作为中国人民要向制度问责时，避免惨剧再次发生，而中共制造的舆论导向却总能把节奏带到“避重就轻”，网络的千军万马让清醒者看着中国人的境地更加可悲。
这次倒也不是高谈阔论谈霸凌和维稳一再发生的体制原罪，而在此次事件中有一股充斥恶意的声音异军突起，在中共统治下尤其显著，以制造“男女对立”疯狂打压“女性“再转移矛盾重点。
而恰恰有一批中国男人在辛亥革命时刚剪的辫子，如今就喊着“短发”成了男性性特征。这是我在公共群体事件中如何也想不到的走向。
事情起因简单，一张霸凌事件的AI图。为了能最大可能规避掉中共在中国境内的审核机制，让公共事件不被屏蔽而传播，用漫画还原或做修改现场事件再加标注是最容易过审的。而该引战图片恰恰正是从中国社交下载回传至推特，为保护扩散者，我特意截掉了原出处，甚至损失了原图标注的“公民”。谁料到一群嘴里喊着一定要奸杀女性的人冲到评论区，刻意放大漫画右上图“校园霸凌者”短发问题，批评一张为了让”镇压事件”广为传播的漫画图是刻意制造男女对立。（有兴趣查看详情可以点击推特链接）
漫画霸凌（图片来源：作者推特截图）
从漫画制作来看，可以明白标注者把“上位”都统一用了“者”来表达，“下位”只是单纯标明身份，无论是普通的“父母”还是“女生”以及被作者截掉的“公民”。而批评者的重点却在漫画里的霸凌者是短发，为什么画成男生，我不禁要问什么时候短发成了男生的“性特征”？中国男人的辫子从辛亥革命才剪掉，留短发也百年了了，有些还是让政府拿着剪刀强制剪的，如今的中国男人倒是留不得长发，女人就不能是短发了。
在中共恶政的原罪下，“下位”不配为“人”，也是漫画所传达出来的涵义。谁会在乎上位者是男是女？政府对校园暴力的不作为、对民众抗议的压制，反倒被模糊乃至遗忘。
无论是霸凌还是镇压的现场视频以及照片足够多，保持正确记忆靠的是视频、照片，也并非是几张为了躲避审核的漫画。就算是男女混淆，真的重要吗？
霸凌本身得不到妥善处理这件事不比男女重要吗？
普通百姓需要跪在中共官员脚下祈求公正这件事不比男女不重要吗？
中国公民为维护公义和平抗争却被中共政府暴力镇压这件事不够重要吗？
我从这些如此重要的事情中，看到了“恨意”与“恶意”，是在中共统治下的舆论带来的并且在逐步扩大的矛盾，对女性的恨与恶，这不禁让我背后发凉。
中共从未建国开始就不断制造内部斗争来转移党与人民的矛盾。更甚是执政以后，例如文革中制造的文化阶层冲突，地主与农民冲突等等，数不胜数，如今我似乎又看到新一轮的“内部仇恨”，性别仇恨。
2025年8月10日，一则曝光出来的男生因骚扰女生不成功，连捅十几刀致女生死亡的小新闻，更是印证了涌入作者推下只关注“男女对立”评论者的刻画形象。
现在在中国，一部分男性群体在面对公共悲剧时，不选择批判权力、不关注制度压迫，却执着于性别争斗，这背后折射的，不仅仅再是性别意识的扭曲，更是一种政治冷感与被规训后的集体心理防御机制。
在民主社会，当民众面对警察暴力、制度冷漠、司法不公时，天然会将注意力投向制度改革、权力制衡等议题。但在中国，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中，一部分中国男性网民似乎极少质疑“警察为什么镇压群众”“学校是否承担监管责任”等关键问题，反而更关心“是不是女权分子炒作了这件事”“是不是女的打女的就该被嘲笑”。
这种“失焦”是有根源的是中共执政几十年来，通过一整套话语体系，将“民权”“人权”“民主”“维权”等词语污名化，植入“境外势力”“颜色革命”等负面标签，成功在大众心理中建立起“反权力即危险”的条件反射机制。尤其是男性群体，被灌输为“国家的脊梁”“家庭的支柱”，在体制内外都被鼓励维护现状、服从权威、回避对国家机器的质疑。
换言之，权力对男性的规训方式不是压迫，而是同化。相比之下，女性在就业、教育、婚姻中往往面对更直接的压迫，更容易意识到制度对个体的压迫性，因此许多维权议题中常有女性身影。而那些不愿反思体制的男性，则将这种女性参与视为“挑衅”——于是，女权主义，甚至仅仅是女性，在他们眼中成为“最容易被攻击的替罪羊”。
中共近年来不断强化民族主义宣传，并将“传统性别秩序”作为民族复兴的一部分。宣传“女人别太强”“男孩该阳刚”，否定女性、鼓吹传统父权家庭结构。这种思潮的扩散与性别对立的产生密切相关。
在当下宣传的意识形态中，男性被灌输“主导社会”的集体角色，被寄予“拯救中华民族”的厚望。而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内卷、失业、婚姻恐慌等焦虑时，又无法指向真正压迫他们的体制——因为那被定义为“不可触碰”的红线。于是，他们将愤怒转嫁到“看起来比他们更自由”的女性身上，构建一种“幻想中的剥削链”：
“我们当牛做马，结果女的还要权利？”
这种想法荒谬却具有传播性。它建立了一个被压迫者之间的敌对想象，从而巧妙地替权力系统卸责，让人民互斗，转移矛盾。
不少研究指出，中国近年来“厌女文化”明显抬头。从“母狗”“公主病”“田园女权”到“短发=男”“不化妆=装中性”，性别刻板印象极端化，成为社交网络语言暴力的核心内容。这种厌女并非出自单一仇恨，而是社会结构与文化情绪的复合产物。
婚恋市场失衡下的焦虑外化，男性面对“娶不起”“找不到对象”的现实困境，将其归咎于“女性挑剔”“女权害的”。当社会阶层上升通道受阻，阶层固化下的剥夺感导致性特权的幻觉开始破裂，一些人便需要一个“过得比我好”的靶子作为出气口——在网络上看似独立的女性成了最合适的对象。并且传统观念中，“男人要挣钱养家”，现实中，这一角色要求往往让底层男性感到失败与羞耻，于是他们更容易借助网络攻击“她们”来掩饰自我否定，实则是自我价值感的崩塌。
回到江油事件，我必须清醒地指出：一名年轻女孩被霸凌，求助无果，是校园与社会共同失职的悲剧；父母正当维权要跪在权贵脚下，而民众自发和平抗议，却被警察粗暴镇压，是权力与人权的严重冲突。
这三个问题，本应成为社会共同追问的焦点。
但如今，舆论在“女权是不是带节奏”“短发是不是男的”上浪费时间，恰恰说明了极权体制话语操控的成功
。只要群众彼此对立、互相撕咬，就不会有人再去问：“学校怎么管教失职了？”“公安凭什么镇压群众？”“一个女孩的命运，谁来负责？”“中国人如何问责中共政府？”
真正该反思的，是一个制度如何制造出如此多不信任、不团结、不理性的受害者。而在这些受害者中，一部分男性选择以“反女权”来逃避直面社会结构问题，这不是偶然，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我不能否认性别议题的重要性，但也必须强调：所有权利的基础，都是“人”的权利——不分男女、不论性别、不论阶层。
在一个权力结构不断制造“次要矛盾”的国家，任何真实关心公正与自由的个体，都应该学会抵抗被操控的舆论节奏，重新把焦点投向体制的原罪。
今天一名女性的死亡、一群女性被辱骂，并不是“性别之间的战争”，而是制度冷漠对“普通人”的一场共同压迫。将其简化为“男女之争”，只是在帮助权力遮蔽真正的罪行。
在每一场人命关天的社会事件中，在每一场中国争取自己应该有的权利中，在民众对抗中共权力的受，如果一个人最在意的是“男女”，那么他其实早已被权力训练得失去了同情、判断与行动的能力。
而这一点，才是最值得警惕的。
而这样的现状，是中共极权最喜欢看到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