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位投奔中共的国民党将军：邓宝珊（左）、张治中（右）。（图片来源：网络图片/看中国合成）
看到网上一篇文章，说中共前副总理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曾写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习仲勋被迫害时，在毛泽东面前替习说话的只有两个人，而这两个人都曾是国民党将军，后投奔中共，一个是邓宝珊，一个是张治中。这个现象似乎在说明与其他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中共高官相比，来自于国民党的邓和张对于中共内部的残酷尚知之甚少，所以才敢进言，而血腥的文革则给他们补上了这一课。
毛泽东“不敢忘”的老朋友邓宝珊：吞鸦片自杀
1894年生于甘肃秦州（今天水）的邓宝珊，在民国时期也是个风云人物，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过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任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团长，是西北的名将。1924年与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7师师长、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第8方面军总司令等。彼时中共秉承共产国际旨意，加入国民党，借壳发展。
也正是在此期间，邓宝珊开始接触中共，其在陕西开办的军官传习所的所长就是中共党员，顾问则来自苏联。当时的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中也有许多中共党人，如由总司令部创办的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分别由邓小平和李子洲任政治部主任及副院长，后者也是中共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邓宝珊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合作。
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邓宝珊被南京国民政府命为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后又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在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军事叛变，抓捕蒋介石后，邓宝珊站在中共一边，给予张、杨以支持，并应杨之邀前往西安善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邓宝珊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21军军团长，驻守榆林。期间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会晤。网上有消息称，邓不仅吸鸦片而且种鸦片，跟延安互开方便之门。彼时延安把种的鸦片卖到国统区。这自然让中共是喜出望外，毛称其“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而蒋介石却没有察觉。
抗战胜利后，邓宝珊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晋陕绥边区司令兼华北“剿总”副司令，可以说，此时邓内心的天平已完全倾向了中共，成为其有一个内应。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邓宝珊秘密出任傅作义的谈判代表，与中共谈判，并代表傅在协议上签了字。
1960年 毛泽东和邓宝珊见面时留影。（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为中共立下如此大功并被视为中共的“老朋友”的邓宝珊在1949年后，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府主席、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
邓宝珊在甘肃任职时，住在兰州市广武门外的一条僻静小巷，从外边看并无特别之处，但进去后会发现别有洞天。因家中有一处小花园、假山，因此被称为“邓家花园”。它是邓宝珊1932年购得的，1941年日本轰炸兰州时，邓夫人崔锦琴携子女在此不幸遇难。
在中共1949年后发动的一次又一次运动中，由于邓宝珊的特殊背景，基本没有受到波及，但是他最终没有躲过文革。事实上，在1966年文革爆发前，邓宝珊就已经卧病在家，主持省政府工作的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胡继宗。在文革初期，甘肃省委也紧跟北京及全国各地的步伐走，大加批判、杀伐，当时兰州大学校长江隆不堪受辱自尽。而就在甘肃省委还要再找典型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以推动文革时，一批声言“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在1966年8月下旬从北京来到兰州，他们将矛头指向了甘肃省委，将主要领导推上大会主席台进行批斗。甘肃省委瘫痪，但邓宝珊暂时没被注意。
然而，11月又一批北京中学生红卫兵来到兰州，他们直接冲进了邓家花园。据邓的女儿邓引引回忆，红卫兵上午冲进来一直闹到中午才走。他们进得门来不由分说，各个房间乱窜乱翻，并找到了一把刻有“蒋中正赠”字样的佩剑，这成了邓反动的证据。有病的邓宝珊被从床上拉起来，被迫跪在地上，红卫兵则拔出剑来架在其脖子上，对他进行审问、批斗。反复折腾了一上午才离开，并带走了宝剑等。邓宝珊受到了严重的惊吓。
此事被北京知晓后，邓宝珊被接到了北京治病。两年后的1968年11月，邓宝珊吞鸦片自杀，终年74岁，而中共官方发的简讯是“因病去世”。1979年文革结束后3年，邓宝珊的追悼会才举行，中共对其做了重新的评价。帮了中共大忙的邓宝珊收获如此下场，究竟怨谁呢？
1945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左起张治中、毛泽东、赫尔利、周恩来。（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蒋介石的四大心腹之一张治中：文革中受到冲击
张治中是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也曾经是蒋介石的四大心腹之一。他在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全司令时，因涉嫌火烧长沙而引起公愤，蒋介石曾言：“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此为甚。”但蒋并未将其枪毙，只是将其革职。
深得蒋介石如此信任的张治中，却是国民党将军中唯一没有与中共打过仗的将军，而且在最后背叛了蒋，反助中共夺取政权。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为避免战火再起，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治中亲自去延安接毛赴重庆，还将其护送回去。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周恩来跟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国共双方的军事整编。张经常向马歇尔抱怨国民政府，替中共宣传，客观上推动了美国对国民政府的不信任，对其腐败的厌恶，从而在军事上美国也减少了对蒋介石的援助。
三年内战，内有中共间谍，外有与中共勾结的将领，加之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误、组织上的松散、内部腐败等原因，国民党在1949年初败局彰显。国民政府拟与中共和谈，方针是反对中共渡江、“划江而治”等。当年4月，张治中率团赴北平与毛泽东谈判。由于毛和中共缺乏诚意，张治中拿回的是“惩办战争罪犯”及“解放军渡江”条件在内的《协定（草案）》，代总统李宗仁最终没有签署，下野的蒋介石则怒斥张治中“无能，丧权辱国”。
其后，张治中在北平投奔中共，并劝说新疆守军不战而降。中共建政后，张治中受到了毛的礼遇，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毛、周的庇护下，虽然他也表示过不满，但还是躲过了中共建政后发起的一次又一次的运动。
据张治中长女张素我回忆，在“反右”中，张治中对运动不理解，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对党与非党的问题曾作长篇直言。同时他对民革中央的“反右”颇有看法，态度消极。他的言行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一夜间民革大院贴满了邵力子和其的大字报。因毛、周的干预，此事不了了之。
不过，与邓宝珊类似的是，张治中在文革中还是受到了冲击。1966年文革爆发时，张治中夫妇还在北戴河度假，就有一批红卫兵来其家中“破四旧”。在接到女儿电话后，张治中提前从北戴河返家。就在他到家的当天，即8月28日，红卫兵再次来扫荡，楼上楼下，翻箱倒柜，砸了花瓶，最后取走了一把水果刀和一把佩剑，扬长而去。临走前，红卫兵还责问：“你们这里没有领袖像，没有毛语录，没有一点革命气氛，要马上把墙上的字画取下来，换上相片和语录。”亲眼目睹这一幕，张治中感慨地对秘书和家属说：“今后若干年，这必将是一个大笑话！”果然言中。
红卫兵走后不久，秘书就跑到新华书店买了毛像和毛语录挂上。余秘书无意中在张的座椅对面挂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语录。张治中看了很不高兴，问秘书语出何处。秘书说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听后，张治中一言不发。
不久，张素我的丈夫、在水利部工作的周嘉彬被隔离审查。看着昔日熟悉的老干部、部下被打倒，被游街示众，甚至被逼死，被特别保护起来的张治中对于文革愈发不理解了，心情十分沉重。在张素我眼中的张治中，是“从此很沉默，也不说话，每天看着报纸，一言不发”。
在这样的精神折磨下，张治中在1969年4月抑郁而终，终年79岁。张素我认为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在其最后三年中，每天晚上都问下班回来的儿子张一纯文革的情况，问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他对文革很反感，曾对儿子说过：“文化大革命”比军阀混战还乱。谁也管不了谁，政府说话也不管用。
张治中离世后，中共为其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不知张治中至死是否明白，文革的始作俑者正是毛和中共，而他被欺骗了几十年，实乃是个悲剧。在最后的那一刻，他是否后悔自己背叛了蒋介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