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正门神武门(图片来源: 维基百科)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爆发，冯玉祥倒戈直系，联合段祺瑞发动政变，软禁总统曹锟；11月5日,随后逼迫溥仪迁出紫禁城，结束了满清皇室在北京最后的皇权。
当冯玉祥毁约下令驱逐溥仪离开紫禁城时，郑孝胥极度悲愤，认为这是对皇统与华夏礼制的亵渎。他曾留下言论：“今之共和，不足信也；华夏当有主也！”
这场政治剧变，不仅改变了中国北方的军政格局，也直接冲击了溥仪身边一批重要人物的命运，其中就包括郑孝胥与王国维。甚至包括国民党未来的命运。
郑孝胥在出逃的路上，愤然提出著名的“三共论”预言：“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亡于共管。”这段政治预言，简明扼要、掷地有声。它所暗示的政局演变，直到今天仍让人捉摸不透。
第一句“大清亡于共和”在他说这话时，是已经发生的事了。而第二句“共和亡于共产”，在郑孝胥此言之后的25年，也就是他死后的11年，都成为事实。预言的前两句已经应验了，目前第三句预言还是成谜。我们会在下一篇解读。
北京政变下的郑孝胥与王国维
相比郑孝胥的激烈反应，王国维的处境更为隐晦与沉郁。王国维当时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也是故宫博物院筹备委员之一，深度参与故宫文物、典籍的整理保护工作。他认为中华文化的精粹与国族精神，需要由这些“礼制象征”来延续。当政变发生，溥仪被逐，王国维感到的是文化命脉的崩塌、历史断裂的无力感。
他在私人通信中曾悲愤写道：斯文将亡，吾谁与归？而他更曾对友人表示：共和肇始，尚可图；今赤潮将临，中华必陷万劫不复。
这句话深刻预言了中国将面临的赤化浪潮与文化浩劫。三年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时人认为其死并非单纯感伤，而是对整个时代沉痛的告别与抗议。
这两位遗老，一文一武，一死一生。王国维选择殉道，以死护文明；郑孝胥选择逆行，在风雨飘摇中勉力延续旧制。他们分别象征了清末士人两种极端的命运抉择：或以身殉道，或与时周旋。他们的身影，在历史的残阳中，格外长，格外悲壮。
今天的主角是预言三共论的郑孝胥
郑孝胥 晚清 (图片来源: 公用领域)
在清末民国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有一位不能不提的奇人。他不仅学问出众、诗文卓绝，更是一位书法宗师。他的书法佳作，如今在收藏界已是难求之物。而你或许想不到，如今交通银行的招牌字体，正是出自他之手！
早在1915年，他为《词源》题写两个字的书名，就收了整整五百两白银的润笔费；“交通银行”四个字，润笔高达四千两白银；最夸张的是他为商务印书馆题写五字馆名，竟开价一万两白银！虽然最终因落款争执而未能成交。真可谓是一字万金。
这位传奇人物，便是郑孝胥（1860年－1938年）。他祖籍福建闽侯，出生于苏州胥门，他的家族是典型的书香门第，自曾祖父郑鹏程起，四代之中出了十个举人、五个进士，更有三人荣登翰林之列。郑孝胥可谓“出身即高峰”，22岁便高中福建省乡试解元，仕途一帆风顺。
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支持新政；立宪运动期间担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积极呼吁开设国会，实行君主立宪。他还参与创建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储蓄银行，推动新式教育和文化事业，堪称一位“思想超前的遗老”。
辛亥革命后，清廷覆灭，他却选择淡出政坛，自称“遗老”，寓居上海，以卖字为生。
1923年，他被溥仪邀请入故宫讲授《资治通鉴》。一年后的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皇宫。郑孝胥协助溥仪出逃。
要说到郑孝胥的三共论，我们还需要回到1924年前后的大环境中去看看。
风云突变的1924：冯玉祥“北京政变”的背后故事
1924年10月，北京城风声鹤唳。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撼动了北洋政府的根基，把刚刚与苏联勾搭连环的国民党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也给国民党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发动这场政变的，是号称“基督军阀”的冯玉祥。
冯玉祥是北洋军阀，但“另起炉灶”
冯玉祥出身寒微，军旅起家，自称信奉基督，常以清教徒形象示人，因此有“基督将军”之称。然而，他的政治立场却异常灵活，甚至多变。
早年投身清军，后来在北洋体系中一步步崛起。他原本是北洋军阀直系领袖曹锟的部下，位居重镇，掌握驻京部队的核心兵权。
但冯玉祥始终与主流北洋派格格不入。他宣扬节俭、提倡信仰基督教、强制士兵戒烟戒赌，一度被讥为“清教徒军阀”。在北洋内部，他属于“杂牌军”，受人忌惮，也被轻视。
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直系（曹锟、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争夺北方主导权。冯玉祥原是直系一员，却在关键时刻倒戈，突然率兵入京，发动兵变，幽禁大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宫，史称“北京政变”或“首都革命”。
这场突袭成功的政变，令冯玉祥一夜之间成为北方军政主脑。
冯玉祥政变前，已受苏联秘密接触
许多人不知道，冯玉祥政变并非孤立行为，而是在政变前数月，就已与苏联秘密往来密切，当时苏联于中国政治中日益活跃。
据史料记载，政变前冯玉祥已多次与苏联驻华代表鲍罗廷接触。苏联承诺，只要他发动政变，推翻亲英美的直系政权，便会提供军火与金援支援。这场“交易”为政变铺平道路。
1924年6月，苏联驻华代表越飞抵达广州，与孙中山正式会谈，促成了“国共合作”。但与此同时，苏联特使鲍罗廷也秘密与冯玉祥接触，许诺提供资金援助与政治支援。苏联是一手握两家。
冯玉祥虽然信基督，但极为务实。他当时正与吴佩孚等直系将领矛盾重重，资金匮乏、军心不稳，正需外援，而苏联提供的金援与武器恰中其需。加上他早有北上之意，因此在判断直系失势时果断倒戈，发动政变，彻底打乱北洋格局。
他政变后还邀请苏联顾问驻京，并欢迎中共成员在其势力范围内活动，甚至接受共产国际提出的改造军队意见，可谓“左右逢源”，充分利用苏联这张牌。
孙中山的最后北上：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政变发生后，冯玉祥迅速成立了“国民军政府”，邀请孙中山北上，实现“国共合作”。苏联方面则加快向中国输出革命势力，派遣大批顾问与军事教官支援冯部与国民党，推动赤化。
就在冯玉祥发动政变的同时，远在广州的孙中山，也正进行他人生最后一次北上尝试。他深知，单凭南方之地，难以一统中国当上大总统。冯玉祥政变为他打开了进入北京的大门；而苏联支持国共合作，也为他带来了新盟友。
虽然他明白：这场政变都是出于算计；冯玉祥、张作霖、甚至苏联，都在相互利用而已。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应冯之邀，于11月毅然决定北上。
1924年底，孙中山乘坐永丰舰北上，沿途受到“表面上的”热烈欢迎。他原本希望与北方军阀协商统一大业，推行其“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却逐渐发现形势远比预期复杂。
首先，冯玉祥表面亲近国民党，实际上并不真正听命孙中山；其次，奉系张作霖并未被完全击败，北方局势依旧诡谲；第三，苏联虽承诺支援，但其目的是为了积极扶持中共发展，反而令孙中山内外交困。
可惜天意难违，孙中山北上途中已重病在身，1925年初在北京协和医院病危，3月病逝。未能见到统一全国的那一日。只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一场政变，改变中国走向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爆发，冯玉祥一举囚禁曹锟，宣布改组政权，邀孙中山北上，接管中央。他自诩为推动时代进步的将军，实则在军阀斗争、国际势力与理想政治中左右摇摆。
政变表面上是军人反腐，实际上是一场“赤化加政变”的复合体，拉开了北洋末路与国共合作的序幕。
而这一切，都发端于政变前的那段迷雾与躁动时光——当理想、野心与外力齐聚一堂，历史的巨轮便再也无法后退。
更可怕的是，他为“国共合作”创造了难得的战略空间：冯玉祥在北方欢迎共产势力，孙中山在南方借力苏联整军，这场政变之后，中共借壳国民党成长，整个中国的政治棋盘，从此进入革命与红潮的前夜。
孙中山和冯玉祥都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他们在引狼入室。
1925年1月，孙中山病情恶化，被诊断为肝癌。他在北京寓所（铁狮子胡同）静养，在最后时刻，还未醒吾。他留下遗言，继续强调要“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并敦促国民党同志以“三民主义”为国本。
苏联与中共的暗影：谁在操盘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背后，苏联的影子无所不在。当时的苏联正积极输出革命，试图将中国纳入其全球共产主义网络。他们扶持国民党，也秘密协助中共渗透军政各界。
1924年政变之后，大批中共党员被安排进入西北军内部，甚至有人担任政工人员。冯玉祥虽未正式加入共产党，却默许甚至利用这些人巩固军队。
这也引发不少当时知识分子的警觉。著名学者王国维就在政变后忧心忡忡地记录：“赤化之祸，旦夕不测。”他认为苏联与中共的渗透已对中国政局构成重大威胁。
1927年，在北伐军如潮席卷北方、遗老势力灰飞烟灭之际，王国维选择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以死明志。他的最后一封手札中，仍反复提到“赤祸”、“共产之毒”，表达对传统中国的残念与对文化命运的哀叹，成为民国初期士人悲歌的缩影。
而在同一时代，郑孝胥则选择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虽亦深感国破家亡之痛，却未如王国维般消沉绝望，而是以更实用主义的姿态与现实周旋。在北京政变发生后，他并未与溥仪断绝往来，反而积极协助其策划“东山再起”之路。1924年冬，溥仪逃出紫禁城，短暂居于天津张园时，郑孝胥便前往相助，并提出著名的“三共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亡于共管。”这句预言后来被许多遗老视为天机，并在历史中引发无数讨论。
那么三共论里存在哪些因果、玄机和内涵，因为篇幅有限，我们下次再说，谢谢您的阅读，下次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