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许成钢（本人提供）
【看中国2025年2月27日讯】（看中国记者孟浩报导）经济学家许成钢近日针对中美洲媒体近期报导的苹果公司与阿里巴巴合作开发中国市场AI功能的现象，发表了深入分析。他认为，这一合作不仅凸显中国在人工智能（AI）赛道上的技术进展，更揭示了制度性缺陷如何阻碍科技创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深层问题。许成钢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剖析“科技热、经济冷”的悖论，并强调制度而非技术本身，是制约中国经济活力的核心症结。他进一步探讨了全球竞争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发展，并对其未来走向提出反思。
苹果与阿里巴巴合作的背后
许成钢在最新一期《美国之音-许成钢谈经论政》节目中，首先分析了苹果与阿里巴巴的合作案。他指出，这并非阿里巴巴在AI技术或公司治理上已足以比肩苹果，而是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使然。AI应用于科学研究时看似与制度无关，但当其面向广大用户时，必然涉及社会与政治层面。中国实施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将大量内容列为敏感词，例如“1989”“64”甚至“小熊维尼”。苹果若直接在中国使用其全球通用的AI模型，势必因触碰言论禁区而受限，因此不得不依赖阿里巴巴开发符合中国审查标准的AI。
他进一步解释，这种合作的本质是技术应用受政治环境制约，而非技术实力的平等竞争。阿里巴巴必须按照中国制度打造AI模型，满足新闻管制要求，这使得其角色更像是制度妥协的执行者，而非技术领先的象征。许成钢以此为例，揭示中国科技发展与经济应用之间的结构性断层，并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制度背景下进行分析。
科技热与经济冷的悖论：表象与现实
近年来，中国在AI（如DeepSeek）、电动汽车、生物医药和量子通信等领域屡获突破，科技创新看似“日新月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5年1月23日发布的初步数据，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超过3.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投入力度位居全球前列。然而，许成钢指出，这些成就并未有效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持续下滑，形成“科技热、经济冷”的鲜明对比。
他将科技比喻为奥林匹克运动会：若以国家为单位，美国队领跑，中国队紧随其后。但他质疑：“科技发展不是奥运会，仅靠前沿团队跑得快，能否带动经济整体提升？”答案是否定的。许成钢援引经济学理论指出，科技进步对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欧盟）的增长至关重要，因其生产率提升直接依赖研发。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经济增长更多来自模仿和应用先进技术，而非自主研发的高昂投入。他认为，中国政府过分强调科技创新作为增长引擎，忽略了技术转化的制度基础。
全要素生产率的误解与制度瓶颈
中国政府将提高TFP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并将其简化为科技进步，投入巨资于研发。许成钢批评，这是对TFP的错误解读。他解释，TFP不仅包括技术，还涵盖制度、管理和经济效率等非投入因素。在制度稳定的发达国家，TFP确由科技驱动；但在制度缺陷显著的发展中国家，TFP更多受制于经济结构而非技术前沿。
他以苏联为历史对照：苏联研发投入曾超发达国家，科技指标与西方接近，但经济停滞，TFP极低。原因在于制度和管理缺陷阻碍了技术转化。中国今日的情景与之类似——研发投入激增，论文与专利数量领先（2022年AI专利超美国4倍），但生产率和经济增速却下滑。他认为，中国误将“奥运式”科技竞赛当作经济解药，未能正视制度性障碍。
许成钢进一步分析，中国的研发热潮更多是政府主导的资源集中，而非市场驱动的创新。他提到，中国的科技政策倾向于追求可量化的指标（如专利数量），却忽视技术应用的实际效果。这种策略在短期内制造了科技繁荣的表象，但长期看难以弥补经济效率的下滑。
后发优势与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许成钢援引经济学中的“后发优势”理论，该理论由哈佛学者Gerschenkron于1950年代提出，指出落后国家可通过模仿先进技术快速发展。理论上，经济差距越大，追赶速度应越快。然而，现实中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也不例外。目前，中国人均GDP约为美国的1/4，低于苏联巅峰时的1/3，理论上具备追赶潜力，但增长放缓显示其未能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他分析，问题根源在于制度瓶颈。中国经济效率下降，内需不足，无法与科技进步匹配。即便DeepSeek等创新引发轰动，其技术多依赖模仿与蒸馏（如借鉴谷歌模型），成本低廉（如李飞飞团队50美元训练费），但难以转化为广泛经济效益。许成钢认为，中国若停留于模仿阶段，而非自主突破，将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门槛。
制度的双重限制：自由与资本的缺失
许成钢深入探讨制度对科技与经济连结构成的双重限制。首先是个人自由与学术自主。他引用经济学家对中国海归科学家的调研，发现中国大学缺乏独立培养顶尖人才的能力。海归科学家带来海外经验，但本土科研人员难以突破，原因在于大学资源分配受行政干预，而非学术导向。科学进步需年轻人挑战前辈，这在僵化制度下几乎不可能实现。他以屠呦呦为例，指出其诺奖成就虽源于中国，但国内学界对其争议反映了制度对创新的压抑。
其次是风险资本与市场机制的缺失。许成钢强调，科技转化为经济动力依赖风险投资，而风险投资需与证券市场和法治相连。中国风险投资几乎丧失外资（主要来自美国加州）与民间资本支持，过去扶植顶尖企业的资金链已断裂。他回顾历史，中国许多成功企业（如早期网际网络公司）曾受益于美国风险资本，但如今这一管道几乎枯竭。这导致科技成果成为高成本负担，而非经济增长的动力。
全球视角：专利数字的误导与安全隐患
许成钢提到，中国AI专利数量激增，但数字本身具误导性。革命性创新（如DeepMind、Hinton的突破）多源于美国、英国等地，中国则以渐进式改进为主。他以诺贝尔奖为例，除屠呦呦外，所有获奖华人皆在美国受训并取得成就，凸显中国制度难孕育顶尖人才。他认为，专利与论文数量的增长反映研究活跃度，但无法衡量突破性影响。
此外，他援引美国副总统JD万斯于2月11日在巴黎AI峰会的警告，指出中国AI（如DeepSeek）因政治对齐符合政府要求，却在伦理与安全上存隐患，例如可生成毒药配方。这可能促使民主国家限制其应用，对中国高科技发展构成间接压力。许成钢补充，测试显示DeepSeek在信息安全与伦理对齐上存在缺陷，这进一步削弱其国际竞争力。
中国科技的未来：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许成钢认为，中国科技与经济的断裂源于制度性瓶颈。巨额研发投入打造了“奥运式”科技表象，但无法弥补自由、法治与市场机制的缺失。他指出，中国天才众多（如硅谷3万名清华校友），但在国内制度下难以发挥潜能。相反，美国的开放环境吸引全球人才，成为革命性创新的摇篮。
他进一步反思，中国若继续依赖政府主导的研发模式，而非市场化的创新生态，科技热难以转化为经济冷解药。他以DeepSeek与美国团队的竞争为例：美国迅速模仿并超越，显示市场与自由竞争的优势。中国若不改革，可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失去长期优势。
许成钢总结，中国要让科技成为经济新引擎，必须正视制度缺陷。他呼吁改革学术自由，重建风险资本体系，并与全球市场接轨。否则，科技投入将沦为昂贵的展示，而非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全球高新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中国若不突破制度瓶颈，恐难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在经济效率与创新潜力上进一步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