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李强于2024年11月5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说。（AGATHA CANTRIL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1月12日讯】（看中国记者孟浩报导）2025年初，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一次国务院专题学习会上，公开批评地方政府滥用行政裁量权，严词要求各地执法机关不得滥用司法手段迫害民营企业家。这番表态引发了广泛关注，被外界视为李强“越权”干预公检法系统的标志性动作。前内蒙官员杜文在自媒体的《内部视角看中国》节目中分析，作为中共控制社会的“刀把子”，公检法系统一向由中央政法委和习近平直接掌控，历来是中共高层维系权力稳固的核心工具。因此，李强此举不仅被认为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一次重大挑战，更被视为触及了中共体制的敏感神经。
刑事执法权是中共维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工具，涉及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院及中央政法委等机构。在中共权力体系中，国务院虽然名义上拥有行政执法监督权，但刑事执法权却直接听命于政法系统。李强作为国务院总理，竟通过国家发改委和司法部发文，干涉刑事执法工作，实际上是跨越了中共内部的权力红线。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是李强借整顿执法乱象之名，尝试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然而，这样的做法在中共内部引发了巨大的政治震荡，并成为观察中共内部权斗走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经济困局与司法乱象：地方政府的“远洋捕捞”手段
杜文表示，近年来，中国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外资撤离、民营企业主转移资产的现象愈演愈烈。地方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地方政府为了填补财政漏洞，频繁使用“远洋捕捞”式执法手段。所谓“远洋捕捞”，是指地方政府跨区域执法，通过查封、罚款、没收财产等手段敛财，以解决本地财政危机。这种执法方式严重损害了企业家群体的利益，导致无数民营企业主破产甚至被迫流亡海外。
李强在国务院会议上点名批评这些执法乱象，要求严禁跨省执法和不当冻结企业资产等行为。这不仅是在呼应社会对执法乱象的不满，也是在为恢复市场信心、吸引外资做出努力。然而，这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地方政府的乱罚款、跨省抓捕，已经不是简单的执法不当，而是地方财政收入模式的“常态化”操作。在经济持续下滑、税收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很难放弃这一“生财之道”。因此，李强的整顿意图，实际上是在触碰地方利益集团和公检法系统的“奶酪”。
地方政府与公检法系统之间形成了一张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地方执法部门不仅通过大额罚款和资产查封获取收入，还以此作为稳定地方秩序、打击异见力量的手段。这种执法乱象进一步加剧了民营经济的寒冬，让中小企业丧失信心，甚至引发恐慌性资本外流。在这种背景下，李强提出整顿司法执法的政策，被视为试图扭转这种恶性循环。然而，政策的推行需要强大的政治支持，而这正是李强最大的挑战。
权力博弈中的李强：改革者还是权力斗争的筹码？
李强高调介入司法领域，被外界解读为试图提升个人权力地位的政治操作。他以“保护民营经济、规范市场环境”为口号，借此树立“改革者”形象。然而，中共的权力运作逻辑表明，这一系列行动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复杂的政治博弈。
首先，公检法系统作为中共控制社会的重要支柱，一直由习近平掌控。李强此举等同于插手中共权力核心，挑战习近平对刀把子的绝对控制。这在中共内部被视为“越权”行为，容易引发高层内部的权力冲突。如果习近平认为李强的行动威胁到其权力基础，完全有可能对其进行“反制”，将李强推到风口浪尖，成为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其次，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一向激烈且残酷。从历史经验来看，挑战既有权力格局的高官，往往下场不佳。李强作为总理，虽然在名义上主管经济事务，但插手公检法系统需要强大的政治盟友支持。如果无法在高层中获得足够的力量平衡，他的“改革”之路将步履维艰，甚至可能成为政治牺牲品。
此外，李强面临的不仅是高层的政治博弈，还有地方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地方政府在财政困境中依赖罚款和资产没收等手段生存，早已形成利益共同体。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失去这些手段就意味着财政破产。李强如果试图切断这一链条，必然引发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弹。地方政府与公检法系统深度绑定，已形成难以撼动的利益网络，单靠李强的行政指令很难撼动这种根深蒂固的格局。
更为关键的是，李强此举能否得到习近平的默许或支持。部分分析认为，李强的行动可能是受习近平授权，旨在通过“唱红脸”的方式稳定社会情绪，重塑中央权威。然而，如果李强表现出超出“限度”的权力野心，习近平完全可以迅速“抽梯子”，将其边缘化甚至清洗出局。因此，李强能否在政治博弈中全身而退，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在高层中赢得更多的支持，并巧妙应对潜在的政治反击。
改革困局与法治幻像：民营企业的生存挑战
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普通民众来说，李强的行动短期内或许能带来一定的缓解。地方执法部门在舆论压力下，可能会暂时收手，减少跨省执法和乱罚款行为。然而，这种“缓解”很可能只是暂时的。在中共现有体制下，执法乱象和司法滥用不会因一次“改革”而彻底根除。
中共体制的根本问题在于，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始终是党控制社会的工具。在这种架构下，公检法系统的权力来源于党，而非法律和宪法。因此，所谓的“司法整顿”只能停留在表面，无法触及根本。李强提出的整顿行动，虽然打出了改善营商环境的旗号，但实质上仍未突破中共体制内的权力桎梏。
此外，经济困局的持续存在，使得各级政府面对巨大财政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即便短期内减少了“远洋捕捞”式执法，地方政府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变相增加收入。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远洋捕捞”式执法只是其中一种风险，税收、收费等多重手段都可能成为敛财工具。因此，企业主们为了自保，依然会选择将资产外迁或寻求其他避险方式。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共内部的“改革”往往只是权力斗争的外衣。无论是上世纪的“反腐”运动，还是近年来的“优化营商环境”政策，都无法真正改变中共体制下的权力结构。李强的高调行动，无论是出于权力扩张还是危机应对，都很难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和制度性变革。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场权力博弈更像是一场“宫廷戏”，与改善法治环境、实现公平正义无关。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或许短期内能在政策上获得一些喘息空间，但从长远来看，中共专制体制下的经济环境仍然难以令人乐观。政府一旦面临财政危机，便会再次通过各类手段向企业和民众“搜刮”资金。
杜文认为，李强此番高调整顿，表面上是为了恢复市场信心、改善民营经济环境，实际上却反映了中共体制内部的深层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无论李强最终能否在这场博弈中“夺刀成功”，对中国整体的法治和经济环境产生深远变革的可能性仍然极低。中共的政治惯性和权力运作逻辑，决定了司法独立和公平执法不会轻易实现。对于企业和普通民众而言，真正的生存出路或许不在于寄希望于体制内的“改革者”，而是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寻找更为稳妥的自保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