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狂潮中的批斗会。(网络图片)
“文革”狂潮中,“假”倍受青睐。“假”可以保护自己不挨整;“假”可以嫁祸于人,借机排除异己:“假”可以往自己脸上贴金,飞黄腾达;于是,“假”成了那个“疯枉”年代自我保护的流行色。它的流行同样是伴随着那惨无人道的酷刑降临人间的。
蒋介石窜犯大陆是我指挥的
在邻近M县的J县。县剧场一个管业务的,跟上一个国民党军官当勤务兵。这个军官是个绝户头,无儿无女,便将他收为义子。他拜这位国民党军官为干爸爸。中共建政后他流落回乡,在县剧场找下份差事。“文化大革命”“清队”一开始,因为他便被群众专政组专政起来。
交代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过不了关。态度不老实就进行“加工处理”,“加工”是刑讯逼供的代名词。吊打一顿,他瞎编几句;再吊打,再瞎编。打手急红了眼,怒斥道:“别像挤牙膏似地磨嘴皮子,捡最主要的说!”
他左思右想,啥“罪恶”最严重呢?自小苦出身,给人家当勤务兵,是个受气的差事。当了干儿子还是受气。没杀过人,投抢劫过,没赌没嫖过,哪有最“严重的罪行”?无奈,捡最惊人的先交代过关再说。“那年蒋介石窜犯大陆是我指挥的!”
蒋介石是国民党头儿,指挥他窜犯大陆,颠覆中共政权,不是“十恶不赦”吗?这一听就知道是“假”话,居然被认为态度老实,交代彻底。谎言比真话有效应。
打手们接着又问道;“你怎么和蒋光头联系?”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但答不上这句问话,前边的将被否定,又要挨打受刑。他说:“我家有两部电台!”于是去抄他家,果然抄回两台废旧收音机。不言而喻,收音机就是“电台”。
现代人看了一定会发笑,连三岁小孩都哄不了,大人怎么会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挑起来的
无独有偶。在“文革”的高压酷刑下,一位共产党的县委宣传部长,竟招供:“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挑起来的!”
姜××是H县的县委宣传部长,他是被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抓进“专案组”的。
开始“专案组”对他还算照顾,对他没有严刑拷打,只是采取一些体罚,然而,那一连串名称怪异的体罚方式,也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忍受住的。
“专案组”先是让他“搭独木桥”。具体方法是:在坑沿前放一把椅子,让他双脚蹬着坑沿,两手按着椅子,用头顶着椅子背,把腰拱起来……
这种“搭独木桥”让人坚持几分钟还可以,若是整小时整小时地让人保持这种姿式,一动也不许动,而且还得不停地回答“专案组”的审问,用不了多久,被审者就得从椅子上摔下来、被审者刚摔下来,“专案组”就逼着重新搭起,稍有迟误,就会说被审者“抗拒无产阶级专政”。上下几次,被审者就会被摔得鼻青脸肿。
姜部长搭了几次“独木桥”就坚持不住了,他索性开始胡说八道。
“你躲躲闪闪、藏头露尾,只说小的,不说大的。快老实交代大的问题。”“专案组”的成员厉声问道。
“我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转移革命群众的视线。”姜部长说。
“都挑动谁了?说!”
“李庄的武斗是我挑起的。”
“不行!说大问题!”
“县里‘东方红’和‘八.一八’的武斗是我挑起的。”
“不行,再说大的!”
姜部长觉得没法再大了,可是,他实在坚持不住“搭独木桥”了,就颤抖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挑起的!”
魔鬼是谎言的祖师爷。在那疯狂年月,兽性膨胀,真假颠倒,谎言越说越大,荒唐事越编越离奇,一切都见怪不怪了。
文革奇案:“选”个“国民党县党部”。(网络图片)
震动M县“朝野”的“国民党”案
还缺点什么材料呢?一位上级领导的讲话提了个醒儿。他说:“M县的党政财文大权,被一小撮叛徒、国民党反动派所篡夺……”政权已经变色,缺就缺一个“国民党的县党部”。
搞了那么多人的逼供信,这“县党部”难道还落实不下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干吧!召来专案人员,来个先公议后选举,“选”也要选个“国民党县党部”出来。
世上竟有如此咄咄怪事,滑天下之大稽!
上级公检法、军管会派来两位定案专家,在M县住了四个月,看了数不清的交代揭发材料,又查验了有限的物证,二位军管会的“高级干部”感慨道:
“这些交代,确实是千真万确啊!”
一锤定音!
至此,人证、物证都已齐备,又有上级领导核实、审定、表态,经过精心谋划的一场大“冤案”、大“假案”就这样完成了它的从“构思”到“定型”,而且天衣无缝,波及四面八方。
M县革委会的一个“头头”,四处介绍M县的经验,并依据讲话归结出一篇充满火药味儿的檄文:《触目惊心的国共两党大搏斗》。
如同瘟疫一样,大抓“国民党”迅速漫延到附近的十六个县市。它辐射的冲击波则更强烈,竟株连到全国十六个省、市,五十二个县,十个部队,中央八个部委,一百多名干部祸从天降,一夜间就成了“国民党”。被隔离、被专政、被关押,惨遭迫害。
受M县这颗“原于弹”辐射冲击被残害的人有多少,已经无法统计了。单是就近的十六个县市,就有三万一千七百多人被扣上“国民党”的帽子,一千三百七十多人含冤九泉。
一位在海南工作的高级干部,回家乡M县探亲。谁知此次探亲竟是“自投罗网”,一踏上故土便身陷囹圄。他被扯进“国民党”要案中,脱不得身,完全丧失了自由,还被逼着写交代材料、揭发材料,妄图从他嘴里,掏出更多的“国民党”来。
家属盼他探亲早归,但杳无音讯,后来才知道他已被家乡“造反派”的专政组织扣压起来。于是单位不远万里,派人前来联系,希望这里放人,表示如真是暗藏的“国民党”,回到单位一样会处理。M县门关得很死,就是不放人。
他爱人见丈夫蒙受不白之冤,便四处投诉,并给周恩来写信,秉明冤情,讬人转交。直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中央转下来总理批过的信件,M县革委会的“头头”似乎还不服气,忿忿地说:“他怎么知道他不是国民党!”
(本文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方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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