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文革中遭到残酷的批斗。（网络图片）
一九八Ｏ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从二月至四月，围绕《人民日报》为刘少奇平反的社论题目，应当是《还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同主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面对面的争论，而背后实际上是胡耀邦同邓小平的暗斗。这场斗争的结果是：胡耀邦、胡绩伟在邓小平的压力下，被迫采用了邓小平确定的题目：《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胡绩伟至今认为，这是一篇难以自圆其说的为刘少奇平反的社论。
《胡绩伟自述》透露胡、邓暗斗真相
《胡绩伟自述》一书记录了这场明争暗斗。胡绩伟在书中写道：“《人民日报》要根据五中全会精神，写一篇为刘少奇平反的社论。编辑部的同志们都感到这是一篇很难做的文章。因为这篇社论不可避免的要涉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涉及他晚年左的理论和左的实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如果按照事情本身发展的逻辑去写，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也许比较容易顺理成章，也比较容易被各界人士理解和接受；如果只是重复五中全会决议上的话，不能超越五中全会决议的提法和评价，那么这篇社论就不大可能被广大读者所认同了。”
胡绩伟认为“决议完全回避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这一极端错误的目的以及他所应负的责任，完全推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身上，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更难以服众。”
胡绩伟、王若水和评论部讨论几次，决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撰写。撰写社论的任务落在当时担任评论部主任的范荣康身上。他从三月五日开始，几经讨论修改，二十天后完成了一稿，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平反的重要意义》为题，于三月二十六日送胡乔木审阅。四月三日，胡乔木找范荣康等人谈话，提出将社论题目改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胡绩伟等人认为在刘少奇冤案问题上，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不就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所宣告的要打倒刘少奇吗？毛泽东本人对此都直言不讳。一九七Ｏ年十二月十八日，埃德加•斯诺曾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确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的第一条就是‘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可见打倒刘少奇在毛泽东思想上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为刘少奇平反和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问题，根本无法统一起来。
一九七九年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时候，当时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许多人就提出，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应当分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部分与错误部分，不能混淆起来。这个正确意见在当时竟被指责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到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时这个问题仍未解决。胡乔木说：“现在很多同志对五中全会公报中的‘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这句话意见很大，很不理解，就拿这个作题目。”
胡耀邦与邓小平暗斗：中共平反刘少奇内幕。（网络图片）
胡乔木的幕后支持者是邓小平
胡乔木还向《人民日报》理论部口授社论内容。社论不得不进行重大而艰难的修改，几乎等于重写。编辑部有关人员看到修改后的社论，觉得社论题目不好，文气不顺，说服力不强，提了不少意见。写评论的同志根据这些意见，集体研究出一个修改稿，并给胡乔木、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打倒刘少奇，是席卷中国大陆长达十年之久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并有毛泽东同志一整套的理论思想来进行发动和作为指导。毛泽东本人用这种思想否定了他在一九五七年以前的许多思想，一直到去世前他也没有改变。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不能说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信和改样送出前，胡绩伟在电话中向胡乔木作了口头汇报，遭到胡乔木的批评和拒绝。胡乔木强调，他转达的是邓小平的意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的题目与他口授的社论内容，一个字也不能改。题目不能改，内容也不能改。胡绩伟将胡乔木的话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也没办法。因此，胡绩伟只能把改样送上去，提出不同意见的信只好不发了，留作历史资料。
社论最后经胡乔木审改后，于四月二十五日送给胡耀邦，胡当天审阅了社论，改动了几个字，并在信上作了批示：
“这是一篇极大胆极重要的文章，必须慎重对待。先送小平同志审阅，再送华主席、李副主席、紫阳同志审阅。如果可用，我意放在追悼会前三四天发。胡耀邦四月二十五日”
中央一位负责人仍旧认为社论中有些话，不宜由社论发表，五月十六日发表这篇社论时，删除了第三部分中的几段话。其中一段话是：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从‘打倒刘少奇’开始的。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是打倒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打倒林彪、‘四人帮’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算作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本来就缺乏说服力，因为林彪、‘四人帮’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没有这两个司令部。刘少奇这个司令部早就只剩下‘光杆司令’。现在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的最后幻影也就消失无余了。”关系到要不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此外，第二部分最后一段开头几句也有重要修改。这段开头的原文是：“其次，要不要公开平反，下这个决心也很不简单。刘少奇同志的案件，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牵涉到毛泽东同志本人。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直接是毛泽东同志的责任。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刘少奇同志视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曾经针对刘少奇同志写过《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央在考虑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时，不能不考虑它的后果。”涉及要不要否定毛泽东的错误。
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许多读者批评《人民日报》“不敢说真话”。社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发表后，国内外反映十分强烈。绝大多数人对为刘少奇平反表示赞同、支持和拥护。但是对社论本身提出了不少意见，胡乔木在修改社论的谈话中，提出《人民日报》“要恢复社论的权威”，有意以这篇平反社论带头。但事与愿违，不仅没有恢复原来《人民日报》社论的权威，反而影响了已经享有的权威。《人民日报》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批评这篇社论。
中国科学院陆士礼来信说：从打倒“四人帮”以来，《人民日报》越来越好，希望你们能爱惜这来之不易的声誉。在不便说话的时候，最好保持沉默，千万不要说谎！刘少奇的冤案是毛泽东亲手制造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为了维护一些不得不维护的信念，在社论中不提这一点是可以谅解的。但是你们还要把他说成是实事求是的典范，是带头平反的英雄，就未免太过份了。他要是肯以革命利益为重，多少说几句公道话，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陶铸等一大批革命前辈，何至于屈死在狱中呢？
一位不愿留下姓名的读者在电话中说：社论题目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一看就很不舒服。应该说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要为刘少奇平反，又要为毛泽东的错误涂饰，只能越涂越黑。明明是毛泽东搞成的冤案，还要扯到他的功劳，不实事求是。社论第三部分列举了毛泽东亲自过问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这是事实。但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那么一大批老干部，没有毛泽东点头，办得到吗？毛泽东平反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社论有以偏概全之嫌。不要再搞实用主义了，什么都是毛泽东思想，到底什么是客观真理？发表这样的社论，人们认为这是共产党、《人民日报》公开的、赤裸裸的愚弄群众。这篇社论一发表，把你们几年来逐步恢复的威信一下子搞光了。说是不说假话，实事求是，统统都是糊弄人的。不要认为群众是完全可以糊弄的人物。
邓小平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
二十八年前，胡绩伟与胡乔木围绕《人民日报》为刘少奇平反社论题目之争，是用《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还是《还历史本来面目》为题，现在看来匪夷所思，当年却反映出胡耀邦同邓小平政治思想路线的分歧：邓小平仍然坚持斯大林、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胡耀邦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是一场关于“两个凡是”的尖锐之争。
邓小平同意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只是为了自己从毛泽东撤邓小平职的批示中解放出来，而思想深处仍然是坚持毛泽东的“六条标准”，简化为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凡是”是邓小平和华国锋共同创造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早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冀鲁豫一次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就说：“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牴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上册，第一七八∼一七九页，明报出版社，二ＯＯ七年九月初版）
不为反右派斗争彻底平反和“六四镇压”学生运动的政治理论根据和认识根源都是邓小平自己的“两个凡是”论。邓小平八十年代制造出胡赵冤假错案根源也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