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4年9月11日讯】8月26日周一那天，北京的雨下得很大。
程序员张衡像往常一样，来到中关村软件园一期的环宇大厦。这里是IBM软件研发中心的所在地。
张衡在周六凌晨收到了IBM总部的全员邮件。在这前一天，他和同事们的内网权限，已经被关闭了。邮件上通知，周一将有一场全员线上会议。那是张衡度过的最长的一个周末。
会议在上午准时开始。IBM负责全球企业系统开发的副总裁率先发言。他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是：中国的开发任务，将会转移到其他海外基地。紧跟着，负责IBM Z和 LinuxONE的总经理，存储工程副总裁先后发言。三位高管结束会议，总共用了：不到三分钟。
短短的几句话，终结了IBM中国研发中心的命运。包括中国开发实验室CDL和中国系统实验室CLS，涉及到北京、上海、大连的数千名员工，一夜之间，都失业了。
从此，IBM在中国，只剩下咨询销售和技术支持。
接下来的两天里，张衡得到了补偿方案。两个月的缓冲期，补偿N+3，明年会折算年终奖。节奏快得让张衡难以反应，这种感觉，就像是：被断崖式分手。
“慢慢瓦解,顷刻崩塌。”海明威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这样描述商人陷入绝境的。张衡也是这样听到自己公司瓦解开裂的响声。
原来，真正的离开，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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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在北京的研究中心，成立于1995年9月。
当时，IBM是第一个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的IT跨国企业。很快，英特尔等一批企业随之涌入。同一年，华为也在北京设立了研究所，专门负责当时刚刚兴起的数据通信领域。
进入中国时，IBM其实正在经历一场财务危机。连年亏损，累计已经超过了160亿美元。当时的一把手郭士纳，想了很多办法，开始推行一揽子改革策略。
1997年，IBM实现了扭亏为盈。当年的圣诞节前夕，任正非拜访了很多IT巨头，其中就有IBM。和其他企业不同的是，IBM没有对这个外来者提防，而是花费了整整一天，给任正非讲项目管理。
正是这份毫无保留，让IBM收获了中国第一单管理咨询生意。他们很快拿出了方案，向华为派出70位顾问，按级别分为300美元、500美元和680美元，计时收费。5年合同期下来，差不多得要20亿。
1998年的华为，全部的销售额不过才89亿人民币。但华为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爽快答应了。任正非说，IBM提供的改革辅助，是双美国鞋：就算削掉脚后跟，也必须要穿上。
IBM给华为开出的药方，叫集成产开发，简称IPD。原来，华为的研发部门是独立且分散的，改革后，研发成为市场主导下的环节。
当时的华为已经有了2万员工，而因为强硬的改革，光是芯片研发部门的员工就流失了三成。
在IPD的推动下，一个全新的部门在华为诞生了。营销工程部，直属于市场部。这意味着，华为研发的方向，将由市场需求引领。
推进IPD的时候，华为的3G研发已经投入了2年。当时，2G还是主流，3G研发是一场未知的冒险。但IPD让这场冒险，变成了路径清晰的流程。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3G，把华为推向了新的巅峰。
一直到2003年6月，IBM的顾问们才从深圳坂田的华为研发大楼撤离。到此时，IPD思维已经彻底流进了华为的血液里。而华为内部培养的一批流程专家，也足以接替IBM顾问们了。
当人们再一次注意到IPD，已经到了2021年。在新造车的浪潮中，理想汽车是第一个宣布全面向华为学习IPD的车企。
20多年前，华为要求高管必看《培思的力量》。这正是当年IBM高管送给任正非的书。20多年后，李想给高管的书单里，其中很多都和华为IPD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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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中国研究院重要的研究产品之一，是沃森。
沃森是语言大模型的祖师爷。它比阿尔法狗打败围棋冠军李世石要早5年：比ChatGPT要早11年。IBM研发沃森，其实只用了4年。当时，全世界总共就有30位研究员参与项目，除了美国、日本、以色列，也有中国研究院。
直到2021年关闭之前，沃森都是中国研究院拳头产品，也确实在中国度过了一段商业化的蜜月期。
IBM最先切入的，是癌症治疗的临床应用领域。IBM当时委托一家咨询公司进行了一项调查。他们发现，在中国东北的一些地区，医生对癌症患者的治疗计划，符合标准指南的：只有三成。
组建一套医院信息系统成本极其高昂。如果是高端私人医院，可能需要数亿美元。另一方面，医生与医药公司利益深度绑定，沃森的应用，无疑会动了他们的蛋糕。所以，即使面临重重困难，沃森还是在2016年入市了。通过分析300种医学期刊、200多本教科书和近1500万页文本，沃森可以辅助肿瘤医生做出医疗方案。
2018年，沃森医疗系统已经遍布中国22个省、43个城市的近80家医院。整个大中华区的销售收入，占到了沃森医疗在全球季度收入的一半。但2019年开始，随着中美关系的急转直下，沃森进入中国的医院越来越难了。而更现实的一面是，沃森动了很多医生的蛋糕——影响了他们开肿瘤药物的回扣、冒犯了专家教授的权威。有些医生还要求沃森加上中医的功能。
沃森的故事在2021年戛然而止。2020年第四季度的财报不仅带崩了IBM的股价，也让中国研究院一夜关门。沃森也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美国媒体说，沃森惨败离开中国。美国记者用美剧《继承之战》里的台词，来形容沃森的黯淡立场：没有人愿意成为紫禁城里的最后一个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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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是美国IT巨头最难熬的一年。
一场互联网泡沫，让思科、英特尔这样的老牌IT公司，都没摆脱股价蒸发80%的厄运。而当年的IBM一举超越微软，成了中国最大的软件供应商。在中国的软件营业额超过了2.4亿美元；市占率达到了10%。而微软和甲骨文，只有IBM的一半。
软件成了IBM利润最高的业务，占了企业总利润的1/3。他们卖的最多的软件，是数据库。客户大多是政府部门、铁路部门和证券公司，尤其是银行。
软件业务之所以能卖爆，归根结底还是IBM留下的服务器老底子。而当时，中国的算力产业还不成气候，甚至可以说一片荒瘠。
中国银行业的电子化，就是从IBM开始的。80年代，人民银行总行启动了YBS（银行保险系统）项目。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引进IBM 360系统。香港13家中资银行的电子化，也因此得到解决。
1987年，IBM给工商银行定制的SAFEII系统，开始大面积上线。很快，中行、建行也跟上了节奏。当时大多数银行操作业务，还是流水记账的传统手工方式。
其实，工行在决定投用SAFEII之前，就曾找了一个参谋天团来做调研：中科院计算所、国防科委15所、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正是成功押宝IBM，让工行获得了行业先发优势，以至于成为后来的宇宙行。而IBM也从银行开始，业务逐渐扩散，凭着服务器的客户基础，卖软件、卖服务，风生水起。
但这样的蜜月期依旧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从2013年开始，银行业开始进入IOE倒计时：IBM、Oracle和EMC。
数十年的交融，IBM已经渗透到银行的服务器、存储、操作系统、数据库，方方面面的基础设施。这场改造是痛苦的，打断骨头连着筋。
2019年，华为推出了自己的GaussDB数据库。最先上线投产的，就是工商银行和招商银行。第二年，华为数据库的市场份额就狂飙猛进。曾经的学生，在去IOE的时代浪潮里，一步步吃掉了老师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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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已经是IBM的收入高峰，4800亿；2023年，IBM的收入是4381亿。和美股七大巨头比，已经远远落伍了。过去的20年，这家公司错过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现在似乎也要错过AI。但放眼全世界，它仍然是一家顶级的科技公司，更不用说深厚的技术积累。
2020年还有一件事，IBM的现任CEO Arvind Krishna上任了，他是一位印度人，把中国业务搬到印度去，都是在他任上完成的。
在那场3分钟的会议里，IBM的高管解释，之所以将研发任务撤出中国，有两个理由：市场动态、激烈竞争。
鲍勃·迪伦说过：每个人都从自身所处的位置来判断历史。这是人们理解历史的唯一方式。
如果只看数据库的市场现状，华为数据库的份额，已经接近14%。他们的客户，有中国农业银行、国信证券和广东省财政厅。这一次，IBM宣布关闭的中国系统实验室，就是专门负责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设备以及相关的软硬件解决方案。而另一个中国开发实验室，则是负责云计算、人工智能（AI）、大数据和企业软件。
80年代，中国想要发展国产汽车，选择了从顶层开始干预。给国产车的生长发育设个框，称为以市场换技术。几十年过去，市场确实是给了。但真正的技术，其实还是没能换回来。只能换思路，发展新能源车，换道超车。
像IBM这样，来中国的目的，完全是一个国际企业自然生发的趋利。没有官员写药方，也没有大政策荫蔽。深厚的技术，让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活在了舒适圈中。
他们并没有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而华为和更多的中国企业，却真真正正从IBM那里学到了本事。但在过去数十年的技术浪潮中，应该没人能否认，IBM是非常重要的那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