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在金朝眼中是一块迟早要吃下的肥肉，宋高宗卑屈的乞和姿态，只会更加助长金朝的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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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湾总统马英九一心对中共求和的态度，曾被嘲讽是宋高宗的翻版，其所属国民党所倡议的“两岸和平协议”恐怕会重蹈宋金“绍兴和议”的下场，只能维持短暂的和平。话说以史为镜，国民党在处理两岸关系上应该引以为鉴。
金朝崛起
公元1005年，宋、辽两国签订“澶渊之盟”，互约为兄弟之国，自此之后的百余年间，宋辽两大强权不再有大规模战事，双方礼尚往来，通使慇勤，可能就像《辽史》说的，“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然而在1115年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诸部、建立金朝之后，宋辽关系开始产生了重大变化。
完颜阿骨打痛恨辽国，故于建国之后，兵分二路展开灭辽之战，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攻克辽的北方首都上京（1120年）。北方滚滚烽烟唤起了宋朝自立国以来的百年梦想——收复燕云故地，于是宋徽宗君臣不惜背弃与辽的盟约，发动“联夷制夷”联金灭辽之策略，没想到竟是弄巧成拙，自树强敌，失去半壁江山。金朝在灭辽之战中看见宋朝武备皆废，兵力松弛，故于灭辽后（1125年），旋即将手中刀锋挥向大宋，进围北宋首都汴梁。
当各地百姓听闻金兵围闭京城，皆义愤填膺，纷纷自组抗金团体，四方八方赶来勤王，其声势之浩大如东京留守宗泽所言：
“自贼围闭京城，天下忠义之士，愤懑痛切，感励争奋，故自广之东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数千里，争先勤王……今河东、河西不随顺番贼，虽强为剃头辫发，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几千万人，诸处节义大夫，不敢顾爱其身而自黥面，争先救驾者，又不知几数万人。”。
不过当时宋廷中主和派势力强盛，专务讲和的大臣唐恪、耿南仲说：“今百姓困匮，调发不及，养数十万兵于京城下，财用何以给之？”又说：“今朝廷讲和，不务用兵，使金知朝廷集兵阙下，志不在和，岂不激怒。”以无力赡养数十万义军和岂不激怒金帅的理由，禁止各地军队进驻汴京，也不许义军妄动，迫使千里迢迢赶来勤王的民兵流散各地，甚至沦为盗贼。最后宋廷沦落到怎样的下场——“金人至城下，四方卫士无一人至者”。
汴京被围困四十一日后，终被攻克（1127年），金人一举掳获徽、钦二帝与一干皇室宗亲大臣，史称“靖康之难”，北宋宣告灭亡。当时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因奉诏在外，不在汴京城内，故躲过这一祸劫；为持续赵宋王朝之政权，在李纲、宗泽等朝臣的拥戴之下，以及各路义军牵制金兵的情况之下，赵构得以从容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是为宋高宗。此政权仅有原宋朝的半壁江山，史称“南宋”。
四面八方的反金义士
女真入主中原以后，华北将领粘罕和挞懒采取恐怖统治，并推展女真化运动，强迫汉人“易服”、“剃发”和采取其他女真习俗，更加激化沦陷区百姓的叛变及义军的顽强反抗。金朝为了压制汉人，在制度和政治上歧视汉人，并把大量女真族人迁移到华北地区，与当地汉人混居。到了后来，还把女真军事编制的“猛安谋克”安置在征服之地，由政府授田给他们，让他们成为地主，拥有奴隶，所纳税赋仅是汉民的四十四分之一。他们历代世袭，享受着种种特权，活得就像是欧洲中古时期的封建贵族一般，时间一久，渐染浮靡之气，失去原有吃苦耐劳、勇悍善战的精神，当然这是以后的事。
另一方面，宋朝重新立国，为巩固政权，振奋二帝蒙尘后的民心士气，“每惟和好是念”的宋高宗只得起用素有清望的主战派李纲做宰相。李纲、宗泽、张所、傅亮等人招抚与联系中原沦陷区的义军，将群龙无首的义军聚集起来，不再各据一方，各自为政。根据学者黄宽重指出，自金兵包围汴梁至宋金缔结“绍兴和议”的十六年间（1126∼1141），有名有姓且史料可考的义军领袖就有上百余人，手下之义军卒勇更是不下百余万人。这些义军领袖有的是北宋末年民变首领方腊、宋江的余党，有的是被遣散的勤王师，有的是忠义巡社（地方性民间武力组织），其他还有土豪、官吏、农民、僧侣等。他们掀起了一股浩大的抗金浪潮，于宋金开战期间，在后方牵制金兵行动，分散金兵兵力，削弱金兵税气，并与宋军互通声息，为大宋勇往直前，屡有捷报。
可惜的是组织义军工作稍有成效、亟待开展之际，就遭致主和派以“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之辞，推翻李纲匡复故土之计划，瓦解义军与朝廷的联系工作，对于中原义军的求援也不予理会。李纲于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初五任职宰相，这位被“金人所恶，不宜为相”的名臣，重整朝纲不过七十五天，便在八月十八日遭致罢相，仅剩下留守汴京的元老重臣宗泽还在苦心积虑孤独地奋斗着。
宗泽整合的义军人数名义上已达百万，且都相当有战力，他的苦心没有白费，在金人第一次进兵南宋时，北方义军如翟兴、翟进两兄弟一再挫败金兵；王彦的八字军（脸上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太行山为据点，横扫河北；李彦仙收复陕州；邵兴于解州击败金兵……这一连串的牵制作用，使得金朝无法达成灭宋之目的。据说宗泽之名已令金人丧胆，私下称他为“宗爷爷”。
宗泽认为宋军实力已充沛，可以准备对金朝反击，便与几位义军领袖共订北伐大计；可惜此中兴大业被主和派阻挠，然后宗泽病逝了（1128年）。宋廷派遣一个惧战的杜充来接掌宗泽的职位（东京留守），杜充遵循宋廷“深戒妄作”之指示，中止宗泽北伐的布署，甚至视义军为盗贼，率部众围攻一二，使得两河民心士气为之一挫，令义军寒心，原本攥在一起的义军分化成许多独立的小团体，遭致金人各个击破。
宗泽一死，金朝开始第二次进兵南宋，目标是活捉高宗，大呼“搜山检海捉赵构”。高宗仓皇逃窜至杭州，为了向金人示好，竟然抑止边将与北方义军合作，还在一系列的国书中反复表示“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也就是愿意奉金朝为正统，自愿为臣属。但是，南宋在金朝眼中是一块迟早要吃下的肥肉，宋高宗卑屈的乞和姿态，反而更加助长金朝的气焰，于是金朝统军三路加大规模南侵，逼得高宗狼狈地逃到海上避难。
宋高宗在海上避难的四个月中，北方义军又聚沙成塔重新活跃起来，活动范围由黄河扩展到江淮，甚至到长江南岸，这些义军各自为战，屡屡以游击方式袭击金兵，有效地分散金的兵力。金军见后方空虚，战线漫长，又屡遭突袭，决定撤兵北返回国；途中被韩世宗截断退路，逼入黄天荡；韩世宗以八千水师战胜十万金军，后人称之为“黄天荡大捷”。逃出的金军在健康又被岳飞伏击，损失相当惨重，过此以往，金人再也不敢轻言渡江。
秦桧从北方回来了
经过几次金兵入侵的经验，宋廷才后知后觉到一向不被看重的义军其实是抗金的一股主力，若是加以整合，可以成为南宋抗金的一道防线。于是不少义军领袖被任为镇抚使，一些沦为盗贼的义军也相继受招安，编入正规军，宋朝的军力因此大幅提升。然而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回来了，当初随钦、徽二帝一同被掳到金国的秦桧“自称”逃回来了。建炎四年（1130年）秦桧于高宗召见时提出“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的南北分治方针，对心存苟安的高宗而言相当合意，主和派气势再盛，宋金双方使臣往来不绝。
宋金且战且议，可喜的是宋军与义军纷纷传来捷报，王彦、岳飞、韩世宗、解元、牛皋、徐庆等人打出一连串的胜仗，打出了可以恢复中原故土之气势。据《宋史》记载，绍兴六年（1136年），太行山忠义巡社梁兴等百余义军投奔岳飞；岳飞由襄阳派兵长驱北上，进兵至洛阳长水县，黄河北岸义军蜂拥而起，接应岳家军，于是再传捷报，收复长水县，一时北伐之声势震动天下。然而，高宗与秦桧不顾群臣反对，坚持与金谈和，双方议定：宋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同意归还河南、陕西旧地，以及徽宗的棺木和高宗生母韦太后等条件。
和议没多久，金朝发生政变，由主战派兀术当政，他撕毁合约，于绍兴十年（1140年）倾全国之力，兵分四路大举南侵。结果被宋军与义军战的节节败退，岳飞差点活捉兀术，金人大恐！宋军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就在这关键时刻，宰相秦桧力主退兵，岳飞被迫班师回朝，部分义军跟着南下，收复的各地又失去了。不久，岳飞被杀。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再度和议，宋接受苛刻条件：宋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两国国界东以淮水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为界，史称“绍兴和议”。秦桧“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张就此实现，从此北方汉人不得南逃，南方汉人也不得北上。抗金义军活动也在合约签订后渐趋沉寂。而绍兴和议也只维持了短短的二十年。（参阅黄宽重《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