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抗议后的“下一代美国政客”会是怎样(图)

作者:李濠仲 发表:2024-05-13 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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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2024年2月26日,纽约911悼念水池(图片来源: 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5月13日讯】直到今天,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仍被视为美国世代政治的重要分水岭,因为那是近代以来,许多美国人第一次真正且充分意识到自己国家面临了迫切的危机。当时有多少家长在看到新闻后,第一时间是马上放下一切冲去学校接小孩(纽约之外亦然),“恐怖主义”突然间不再只是一个外交用词,而是彼此生活中实际的威胁。

那么,当年属于千禧世代(约莫1980出生的世代)最早期一代的“大学生”,又是怎么反应?

就在美国911遇袭的一个月后,哈佛大学政治学院向全美青年进行一次民调,结果显示,有79%的美国大学生支持对阿富汗进行空袭,68%支持出动地面部队,有四分之三的大学生相信美军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做正确的事,有92%的人认为自己是爱国的。如此舆论基础,间接促成当年小布什政府中的鹰派占了上风,进而也让美国出征阿富汗“师出有名”。

至于政治、心理学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倘若如研究显示:“一个人在14到24岁间发生的政治事件,对塑造其一生的政治态度影响最大”,以及“18岁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对一个人世界观的影响是40岁遇到时的三倍”,则借由911事件为例,或许也印证了“美国校园”和“美国外交/国防政策”的对应关系。

回到当下,自去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及随后以色列在加萨持续发动攻击,这场冲突不仅成了尖锐的全球事件,现在也是美国棘手的政治问题,它一面鼓动了激进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公民参与,并可能在即将而来的美国大选中发挥作用。

根据皮耶研究中心于以哈战争后,今年4月初的调查,便呈现出了这番面貌:

30岁以下美国人中,有三分之二完全或大部分同情巴勒斯坦人民。只有14%的人表示他们完全或大部分同情以色列人民。

在65岁以上的人中,有47%的人表示他们完全或大部分同情以色列人民,而完全或大部分同情巴勒斯坦人的仅仅只有9%。

在这之前,皮耶研究中心曾在2022年针对美国人对以色列、巴勒斯坦态度进行调查,当时已有显著的“世代差异”。即18到29岁受访者中,有61%的人对巴勒斯坦人民持正面看法(对以色列持正面看法尚有56%),且是唯一对巴勒斯坦人好感度高于以色列人的族群。(30到49岁人中,有65%对以色列人民有好感;50到64岁的人中,有68%对以色列人民持正面态度;65岁以上,有78%对以色列人民持正面态度)。

如此一来,20余年前后对照,我们是否发现了,“911事件时的大学生”(今天约莫40岁左右),和“以哈战争时的大学生”(今天约莫20岁上下)两者的思维差异。20年前的大学生中不乏“美国外交鹰派”的支持者,20年后的大学生,则又有为数不少是站在美国外交鹰派的对立面。至于以哈战争下的Z世代,是如何形塑出对美国长期盟友以色列的负面态度,这也是美国人自己正借由这次学校抗争,想问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确实有舆论将美国年轻人愈来愈同情巴勒斯坦,部分归因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习惯(尤其指向18到34岁美国人中,有超过五成人使用的TikTok),但即使社交媒体上确实存在亲巴勒斯坦言论,但光是“短影音”的效用,似乎仍不足以解释美国这次大学的抗争风潮(TikTok算法造成的政治效果学界继续研究中)。此外,若稍事探究美国政界、学界近来提出的分析,倒是可见在“众说纷纭”中,还是有几个可见的交集。

其中一个是Covid-19大流行期间发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氛围影响。不可否认,在这波校园抗议中,确实是有部分活动人士是把美国过去对有色人种的差别待遇,移作对比加萨走廊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另一个是非操之在美国的“以色列政治”,尤其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浓郁的右翼政治手段,在美国年轻族群中相当不受喜爱,他对加萨的强势军力压制,所造成的反感,甚而已远超过“哈玛斯的恐怖攻击”,至令美国校园“反犹主义”高涨也在所不惜。第三则是属于一种长期的内在变化,且让美国年轻人对“拜登军援以色列”产生相当的质疑。

就第三点看,它的成因其实又和911事件的后续具有相关连结。虽说当年有将近八成美国大学生,基于对国家安全的强烈不安,支持美国政府攻打阿富汗,但今天的美国大学生,却只“见证”到了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的后半图像和后果。2021年,拜登宣布美国自阿富汗撤兵,尽管强调它标示着“美国武力改造他国时代的结束”,不过,如此结局,也等同于一并反映了“美国力量的局限性”。

如果说,911事件时的美国大学生,是成长于雷根时代开始的繁荣和和平,然后被911事件给惊醒,那么,以哈战争下的美国大学生,就是成长于美国为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付出巨大血汗,且仿佛除了麻烦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期。这样一来,再又一定程度影响了这一代美国人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出现两个特征,一是“冷感”:2005年一份哈佛大学政治学院的调查,有43%受访的美国青年将国防、外交问题视为个人最关心议题,到了2019年,认为国防、外交是个人首要关注议题的美国大学生,只剩下1%;二是在美国世界角色上的“退位”:在同为哈佛大学政治学院2019年的民调中,关于“过去十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利大于弊”一题,只有26%的大学生表示同意,而绝大多数的回答是“不确定”。

根据上述民调所产生的最严苛描述,或是“美国Z世代(也就是这波校园主要抗议者)的成长过程,刚好伴随着美国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失败”(关于“失败”一词,尚须连结美国“内政”为之定义,也许较精准)。这又解释了为什么相较于911时期,这一代的美国大学生,会更排斥美国对外军事的参与,而倾向投入在气候变迁、人道危机和经济承诺此类“软实力”议题。

美国政治上的世代分歧,并不是今天才有,就像党派政治愈显差异化一样,也有继续走向扩大的味道。当年911事件,引领了无数带有反恐政治意识的青年步入政坛,不少还成为今天的决策中坚,如今,美国各大学“帐篷抗争”虽已渐次平息,但近日在密西根大学毕业典礼上,仍有抗议者高举巴勒斯坦国旗,当众呼喊反对以色列的口号,而美国年轻人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数十年历史中,当下表现出大幅倾向支持巴勒斯坦的态度,虽然真正缘由还有待进一步回溯厘清,不过,放眼未来,基于政治心理推论,这波大学生的示威风潮,应该也已为我们对美国未来的外交(国防)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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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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