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华盛顿特区白宫玫瑰园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听取美国总统乔·拜登的讲话。（图片来源：SAUL LOEB/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4月16日讯】（看中国记者路克编译）《外交政策》报道，美国在阿富汗、乌克兰和中东等地区威慑失败的困扰下，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成为一个相对亮点。本届政府加强了美国在亚洲的联盟，限制中国获得美国关键技术，并支持两党的竞争情绪。然而，美国政府却陷入了一个熟悉的陷阱，从而浪费了这些早期成果：优先考虑与中国领导人的短期解冻，而牺牲了对其恶意战略的长期胜利。拜登团队与北京“管理竞争”的政策可能会强调过程而非结果、以牺牲全球安全为代价的双边稳定以及旨在合作但只会产生自满情绪的外交举措。
美国不应该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它应该赢得它。北京正在推行一系列旨在瓦解西方并引入反民主秩序的全球举措。它为俄罗斯、伊朗、朝鲜和委内瑞拉的扩张主义独裁政权提供支持。自2020年以来，它的核武库增加了一倍多，并且其常规力量建设速度比二战以来任何国家都快。这些行动表明中国无意陷入僵局。美国也不应该这样认为。
获胜会是什么样子？中国的共产主义统治者将放弃在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冷热冲突中获胜的尝试。中国人民——从统治精英到普通公民——将找到灵感，探索不依赖于国内镇压和国外强迫性敌对的新发展和治理模式。
除了更加明确其最终目标之外，美国还需要接受这样的事实：实现这一目标将需要美中关系中出现更大的摩擦。华盛顿将需要采取可能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对抗性言论和政策，但实际上对于重建北京及其追随者所侵犯的边界是必要的。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为其助长全球混乱的政策付出代价。这意味着坦诚地谈论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这意味着美国国防能力的迅速增强，以取得对北京明显的质量优势。这意味着切断中国获得西方技术的途径，并挫败习近平将国家财富转化为军事力量的努力。正如华盛顿和北京都认为的那样，这意味着只能从美国的实力地位来与北京进行密集的外交。
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乐于发动另一场冷战。然而，中国领导人已经对美国发动了冷战。华盛顿不应该否认这场斗争的存在，而应该承认并赢得这场斗争。假装冷战不存在的冷淡言论反而会引发热战；它们向美国人民发出了自满的信号，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了和解的信号。与原来的冷战一样，新冷战不会通过半途而废或胆怯的言辞来赢得胜利。要想取得胜利，就需要公开承认，一个实施种族灭绝、煽动冲突、威胁战争的极权政权永远不会成为可靠的伙伴。就像华盛顿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苏联采取的声名狼藉的缓和政策一样，目前的做法不会给中国领导人带来多少合作，同时会强化他们的信念，即他们可以破坏世界稳定而不受惩罚。
拜登的新基线
政府的对华政策最初显示出了希望。乔・拜登总统维持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为应对猖獗的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行为而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的关税。他重申了特朗普发布的行政命令，并进行了一些调整，以限制对某些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公司的投资，并阻止进口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技术。2022年10月，拜登迈出了尤为重要的一步，大幅扩大了特朗普政府对高端半导体及其制造设备出口的控制，减缓了北京主导先进微芯片制造的计划。在整个亚洲，拜登的外交官拉近了长期盟友和新伙伴的距离。他们组织了首次四方峰会，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并与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召开了高调的三边峰会。拜登还公布了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防务协议AUKUS。
然而，事实证明，侵略将来自相反的方向，即欧洲。在入侵乌克兰前不到三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签署了“与习近平在北京签署的“限制”安全协议。入侵后，拜登谨慎地划出了红线，在视频通话中警告习近平，如果中国向莫斯科提供“物质支持”，美国政府将实施全面制裁。尽管如此，习近平还是找到了很多方法来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发送半导体、非武装无人机、火药和其他商品。中国还向莫斯科提供急需的资金，以换取俄罗斯的大量石油运输。据美国国务院称，中国官员在全球亲俄宣传上花费的资金甚至比俄罗斯本身花费的还要多。
北京还与伊朗和朝鲜进行了更密切的协调，尽管这些政权派遣武器帮助莫斯科在欧洲发动战争。然而，华盛顿正在推行孤立的政策——同时抵制俄罗斯、安抚伊朗、遏制朝鲜，并寻求与中国竞争和接触的混合体——这显然是不连贯的。事实上，习近平在拜登执政之初所预测的情况正在成为现实：“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一句话，就是‘混乱’，而且这种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习近平在2021年1月的一次高级共产党官员研讨会上说道。习近平明确表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发展。“时和势都在我们这一边，”他补充道，“总体而言，机遇大于挑战。”到2023年3月，习近平透露，他不仅将自己视为全球动荡的受益者，而且也是这场动荡的缔造者之一。“现在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我们100年来从未见过这样的变化——而我们是共同推动这些变化的人，”他在结束对克里姆林宫的访问时在镜头前对普京说道。
如果说谴责北京煽动混乱并开始系统性地让国家为此付出代价的时机已经成熟的话，那就是2023年初。令人费解的是，拜登却做了相反的事情。2月1日，蒙大拿州居民发现一个巨大的白色球体向东漂移。美国政府已经在追踪中国间谍气球，但一直计划让它在不通知公众的情况下从头顶飞过。迫于政治压力，拜登下令气球一到达大西洋就将其击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推迟了原定的北京之行以抗议此次入侵。媒体报道称，政府对气球保持沉默，是为了收集有关气球的情报。但北京淡化冒犯行为的令人不安的模式在其他情况下仍将持续存在。
2023年6月，向媒体泄露的消息显示，北京正计划在古巴建立一个联合军事训练基地，并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针对美国的信号情报设施，这与冷战时期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称有关间谍设施的报道不准确后，一名匿名白宫官员向媒体发表讲话，暗示中国从古巴进行间谍活动“不是新事”，从而将这些报道最小化。政府还对新的证据表示欢迎，这些证据表明，COVID-19可能是在中国实验室意外泄漏后最初传播的。如果这种导致全球约2700万人死亡的病毒在逃逸之前被人为增强，那么这一发现将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就像核武器的出现一样——这种情况这已经要求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来管理全球危险的生物研究。
2023年春天，随着北京的行动变得更加大胆，拜登发起了白宫所谓的“全力以赴”的外交行动——不是为了让北京付出代价，而是为了奉承北京，派出五名美国内阁级官员到中国。五月至八月。布林肯六月与习近平的会面就体现了这一动态。几天前，习近平还和亿万富翁比尔・盖茨亲切地坐在一起，而当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的一张桌子上发表讲话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坐在了一边。多年来，习近平似乎首次成功地将美国定位为双边关系中的恳求者。
美国通过所有这些外交得到了什么回报？在拜登政府的统计中，好处包括北京承诺恢复军事对话（北京已单方面暂停）、就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北京已经将其武器化来对付美国人民的技术）进行新的对话。通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虚假图像和其他宣传，以及尝试性合作阻止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前体化学品泛滥（这些化学品主要由中国公司供应）。
哈马斯10月7日在以色列进行大屠杀后，任何关于习近平将美国的姿态视为软弱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北京利用这次攻击，通过TikTok进行无休止的反以色列和反美宣传，而TikTok的算法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与俄罗斯外交官一样，中国外交官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并为该恐怖组织提供了外交掩护，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哈马斯的决议。尽管华盛顿提出要求，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北京采取了任何行动来帮助遏制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和美国军舰的袭击——也门叛乱组织使用伊朗导弹（包括拥有中国技术的导弹）进行的袭击。（不出所料，中国船只通常可以自由通过杀伤区。）
无论习近平是在投机取巧还是在按照宏伟的计划行事——或者几乎可以肯定，两者兼而有之——很明显，他看到了煽动危机的好处，他希望这些危机能够让美国及其盟友筋疲力尽。在十月中旬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的一次发人深省的讲话中，拜登似乎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他说：“我们正面临历史的转折点，我们今天做出的决定将决定未来几十年的未来。”然而奇怪的是——实际上是挑衅性的——他没有提及中国，而中国是他在演讲中点名的侵略者的主要支持者：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由于疏忽，拜登给了北京通行证。
70年代的重演
当前的时刻与20世纪70年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苏联正在损害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对其盟友埃及1973年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没有发出任何警告；援助安哥拉、葡萄牙和越南的共产党人；并迅速扩大其核武库并大力投资常规军事。这些都是缓和政策的苦果——由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他的最高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倡导的一系列政策，基辛格在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的领导下继续坚持这一方针。通过施压和利诱，以及淡化意识形态差异，美国试图引诱俄罗斯进入全球权力的稳定均势。在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华盛顿削减了国防开支，并缓和了莫斯科侵犯人权的行为。可行的假设是，苏联在海外采取破坏稳定行动的胃口会以某种方式自我限制。
但俄罗斯人对于缓和关系的效用有自己的想法。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观察到的，苏联人“可能已经看到了当他们完成了施加压力的最终手段——成为美国的全面军事竞争对手时，他们就将其作为自己诱导西方自满的工具。”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缓和关系将确保苏联在管理世界各地的危机方面得到帮助，正如加迪斯所说，“使苏联陷入一个经济关系网络，这将使俄罗斯人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但该政策未能实现其目标。
1977年，吉米・卡特总统上任，打算维持缓和关系，但这项政策对他来说也不起作用。他试图将损害美国利益的苏联行动与苏联军控合作“脱钩”，最终在这两方面都遭遇了挫折。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而谨慎的美国国会对莫斯科的诚意失去了信心，拒绝批准卡特团队煞费苦心谈判达成的《第二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与此同时，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对缓和局势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布热津斯基认为，1978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苏联资助了数千名古巴士兵在非洲之角发动暴力革命，支持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战争。布热津斯基在日记中写道，次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军控谈判以及更广泛的缓和政策的“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当罗纳德・里根总统于1981年进入白宫时，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发明已经岌岌可危。“放松政策一直是苏联利用来追求自身目标的单行道，”里根在担任总统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直言不讳地说道，他有效地埋葬了这一概念。
里根寻求赢得冷战，而不仅仅是管理冷战。与他的前任截然不同的是，他坦率地谈论了苏联威胁的本质，并认识到独裁者经常通过将诚实描述为一种侵略形式来欺凌民主国家，使其保持沉默。1987年，当里根准备在柏林墙附近发表演讲时，他的一些助手恳求他删除他们认为无端挑衅性的一句话。他明智地否决了这些建议，并说出了他总统任期内最具标志性的一句话：“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
无烟的战争
华盛顿今天必须采取类似的态度，更加努力地在中国境内传播真实信息，让中国公民能够彼此安全地沟通。拆除——或者至少炸开——中国的“防火长城”必须成为华盛顿今天政策的核心，就像拆除柏林墙对于里根的政策一样。
北京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激烈的信息战——尽管美国拥有天然优势，但它正在失败。习近平和他的核心圈子将自己视为一场针对西方的存在主义意识形态运动，习近平在2014年的一份官方出版物中明确表示：
“精神控制”之战发生在无硝烟的战场上。它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谁掌控了这个战场，谁就能赢得人心。他们将在整个比赛和战斗中掌握主动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我们没有任何妥协和退却的余地。我们必须取得全面胜利。
对于习近平来说，互联网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主战场”。2020年，学者袁鹏在以中国最高间谍机构副部长的新名字重新出现之前写道，也认识到控制网络言论的力量：“在互联网时代……。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谁掌握了话语权。”习近平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来建立和利用他所说的“外部话语机制”，其他中国领导人也特别强调TikTok等短视频平台是话语权的“扩音器”。他们并不害怕使用这些扩音器。根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024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国宣传机构运营的TikTok账户“据称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周期中针对了两个政党的候选人”。
当中共试图制定全球话语权时，它最希望美国和西方国家保持沉默——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对台湾的侵略保持沉默，对西方的侵略保持沉默。自己根深蒂固的信念，与党的信念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比。因此，毫不奇怪，中共在无烟战场上的大部分战略都是为了淹没中国境内外的其不喜欢的言论。真正具有挑衅性的是美国的沉默，而不是坦白，因为它向中共发出这样的信号：中国在进，美国在退。
重新武装、降低、招募
美国官员首先需要明确与中国的竞争。他们必须认识到，如果美国要遏制战争并赢得长期竞争，短期内紧张局势升级是不可避免的。一旦他们面对这些事实，他们就需要制定更好的政策：重新武装美国军队，降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并招募更广泛的联盟来对抗中国。
习近平正在为台湾战争做好准备。按照目前的轨迹，美国可能无法阻止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可能会导致数万名美国军人死亡，造成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并导致我们所知的全球秩序的终结。避免这种未来的唯一途径是华盛顿立即建立和增强足够的硬实力，以阻止习近平成功入侵台湾。然而拜登政府最新的预算要求放弃了急需的战斗力，提议退役10艘舰艇和250架飞机，并将弗吉尼亚级潜艇的生产目标从每年两艘降至一艘。它只补充了国会授权总统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10亿美元的一半。在2023年的补充请求中，白宫要求为印太地区提供略高于50亿美元的武器和工业基础支出，仅占整个补充请求的5%。看预算趋势线，人们会认为是1994年，而不是2024年。
拜登政府应立即改变方针，扭转经通胀调整后的国防开支削减措施。华盛顿不应将GDP的3%左右用于国防，而应支出4%甚至5%，这一水平仍处于冷战时期支出的低端。对于台湾海峡的近期威慑，未来五年每年应额外支出200亿美元，这大约是在亚洲增加和分散足够战斗力所需的金额。理想情况下，这笔钱将存放在由国防部长监督的专门“威慑基金”中，国防部长将向最适合台湾防御的项目提供资源。
威慑基金应该成为总统领导的一代人为恢复美国在亚洲主导地位而做出的努力的主要内容。当务之急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生产线，并为亚洲关键弹药建立新的生产能力，例如可以远距离摧毁敌方目标的反舰和防空导弹。五角大楼还应该利用威慑基金来改造现有的军事系统，甚至民用技术，例如可能有助于保卫台湾的商用无人机。其“复制者计划”要求各军种部署数千架低成本无人机，将台湾海峡变成一些人所说的“沸腾的护城河”，五角大楼应迅速采用其他创造性解决方案，以补充这一计划。例如，它可以分散隐藏在商业集装箱箱中的导弹发射器，或部署动力联合直接攻击弹药，这是一种低成本套件，可将标准500磅炸弹变成精确制导巡航导弹。
美军要想真正威慑中国，就需要能够在打击范围内移动。考虑到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地理以及中国庞大的导弹库对美国基地构成的威胁，国务院将需要扩大与盟国和合作伙伴的托管和准入协议，以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将需要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设施，并在整个太平洋地区预先部署燃料、弹药和设备等关键物资。
但如果中国在经济上成为西方的人质，美国就可以遏制中国的军事力量，但仍然会输掉新冷战。北京决心将其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和对关键新兴技术的主导地位武器化。为了降低中国的影响力并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开发未来的关键技术，华盛顿需要重新设定双边经济关系的条款。首先应该废除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该地位为中国提供了以慷慨的条件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并让中国进入新的关税列，其中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的产品逐步提高关税。提高关税带来的收入可用于抵消美国出口商因中国不可避免的报复措施而承受的成本，以及加强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的美国供应链。
华盛顿还必须停止美国资金和技术流向支持北京军事建设和高科技监视系统的中国公司。拜登政府于2023年8月发布的限制部分对华对外投资的行政命令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还远远不够。华盛顿必须扩大投资限制，将高超音速技术、太空系统和新生物技术等关键和新兴技术纳入其中。它还必须结束美国金融公司提供公开交易金融产品（例如交易所交易基金和共同基金）的令人不安的做法，这些产品投资于美国政府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以当前先进半导体出口管制为模式，商务部应通过对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美国创新的其他关键领域实施类似的出口禁令，减少关键技术流向中国。
随着中国加大经济自力更生力度并逐步停止从西方进口工业产品，美国需要招募友好伙伴联盟来深化相互贸易。华盛顿应该与英国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它应该升级与日本的双边贸易协定，并与台湾建立新的双边贸易协定，该地区其他符合条件的经济体可以加入这些协定。它应该建立一项印度-太平洋数字贸易协定，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设定的高标准为基准，促进志同道合的经济体之间的数据自由流动。
为了彻底改造其破旧的国防工业基础，美国应该通过从盟国招募人才来推动国防工业的创新。每年，美国政府通过EB-5计划批准大约10,000个签证，该计划允许移民在美国企业投资数十万美元即可获得绿卡。该计划充斥着欺诈行为，远远偏离了创造就业计划的初衷，主要成为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百万富翁成为永久居民的一种手段。这些签证应重新用作对在国防关键领域拥有高级学位的伙伴国家公民的工作授权。
美国政府还需要招募下一代冷战战士，将他们的才能运用到与中国的较量中。它应该从扭转征兵危机开始——不是通过降低标准、承诺宽松的薪酬或向军队注入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的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毫无歉意地宣扬精英、色盲、全志愿部队和具有挑战性的美德。美国年轻人挺身而出。情报界还需要招募新兴技术、金融和开源研究领域的专家，并让他们更容易暂时离开私营部门进入政府工作。国家安全机构需要在亚洲以及中共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培养深厚的专业知识。军种学院和战争学院的课程以及正在进行的专业军事教育应该反映这种转变。
最后，美国官员需要招募普通美国人来为这场斗争做出贡献。尽管昨天的苏联和今天的中国存在着诸多不同，但美国决策者对于“冷战”一词的战战兢兢使他们忽视了这个词汇如何能够动员社会。冷战提供了一个可关联的框架，美国人可以用来指导他们自己的决定——比如一家公司是否选择在中国建立敏感的研发中心，或者一个个人是否选择下载TikTok。然而，左右两派的当选官员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即与中国的竞争范围非常狭窄，美国人可以毫无顾虑地采取这样的步骤。他们让人相信，与北京的竞争不应太过关注普通公民，而应该通过外交上的精确手段和国会立法来处理。
中国作为一个正常国家
当今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独特特征是，房间里的大象——华盛顿在与北京的竞争中所希望的最终状态——是一个禁忌话题，以至于历届政府都从未阐明过如何结束竞争的明确目标。拜登政府提出将管理竞争作为目标，但这不是目标；这是一种方法，而且是适得其反的方法。华盛顿正在让其对华政策的目标成为一个过程：会议本应成为美国推进其利益的工具，而会议本身却成为核心目标。
华盛顿不应该担心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期望的最终状态：一个能够制定自己的路线、摆脱共产主义独裁的中国。习近平的严厉统治甚至让许多中共党员相信，导致中国繁荣、地位和个人幸福度急剧下降的制度值得重新审视。这个制度产生了全方位的监视国家、强迫劳动殖民地以及对境内少数群体的种族灭绝，它同样亵渎了中国哲学和宗教——而更好的模式最终将由此而产生。
几代美国领导人都明白，通过战争或美国投降来结束冷战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给华盛顿带来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试图与强大而雄心勃勃的列宁主义独裁政权实现稳定和持久的权力平衡（缓和）也注定会适得其反。最好的策略在里根时代得到了最终的综合，那就是让苏联人相信他们正在走向失败，这反过来又加剧了人们对他们整个制度的怀疑。
美国的胜利当然不仅仅是里根一人的功劳。它建立在两党总统制定的战略基础上，并体现在诸如NSC-68这样的文件中，这是1950年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文件，认为美国的“政策和行动必须促成苏联体系本质性的变革。”可以从那份文件直接追溯到1983年里根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75，该指令要求“对苏联施加内部压力，削弱苏联帝国主义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放松政策的年代，而不是里根年代，是冷战战略的异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里根最终会与苏联展开比他的前任更全面、更富成效的接触，但前提是他已经加强了华盛顿相对于莫斯科的经济、军事和道义地位，而且前提是苏联产生了一位可以与里根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里根明白，顺序是至关重要的。他也知道，对抗性的第一阶段并不容易或舒适。1982年5月，他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一项指令预言道：“八十年代可能会对我们的生存和福祉构成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毫无疑问，那是一个紧张而令人不安的时期，里根在这期间将苏联称为“现代世界的罪恶焦点”，并刻意试图削弱其经济并对其在世界各地的破坏性活动进行抗衡。然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习近平曾诋毁戈尔巴乔夫，并在斯大林之后塑造了自己的领导风格，他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不是一个可以与美国人一起解决问题的领导人。他是混乱的代理人。华盛顿应该寻求削弱中共帝国主义的根源，并支持一位表现得不像无情敌人的中国领导人。这并不意味着强制政权更迭、颠覆或战争。但这确实意味着实事求是，正如中国领导人喜欢说的那样，并理解中共无意与宣扬自由价值观、从而对其统治构成根本威胁的大国无限期共存。
当前中国人大规模逃离祖国表明他们希望生活在尊重人权、尊重法治并提供广泛机会选择的国家。正如台湾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中国也可能是这样的地方。到达那里的路可能很长。但为了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及所有中国人的权利和愿望，这是唯一可行的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