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权力底座已坍塌 县域财政与经济危机(图)

发表:2024-04-02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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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权力金字塔已坍塌,中国经济也堪忧。
中共权力金字塔已坍塌,中国经济也堪忧。(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4年4月2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正鑫综合报导)中国财政部公开2024年中央财政预算,今年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预算数为4462亿元,比同比增长8.6%。县域财政与经济危机已经爆发,中共权力金字塔已坍塌,中国经济也堪忧。

中央财政出资保障县级基本财力

综合中国大陆媒体4月2日报道,近些年受经济下滑以及疫情等因素影响,基层政府财政空前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财政对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规模逐年攀升。

根据官媒中国人大网披露的信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主要内容是:中央财政每年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制定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范围和保障标准。保障范围包括国家制定的工资政策、民生政策,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公用经费、地方津贴补贴等。其中,前两项的保障标准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后两项的保障标准依据各地区财力状况分省核定。在此基础上,测算确定全国各县的基本财力保障需求,并与各县的同口径财政支出相比较,核定支出缺口。

根据中国财政部公开的2024年中央财政预算,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10万多亿元(人民币,下同)中,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预算数为4462亿元,比2023年执行数增长8.6%,这一增速明显高于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平均增速(4.1%),再加上今年用于增强地方财力保障能力的约2.6万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保持较快增长,支持基层做好“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工作。

中国经济连年下滑,在2018年7月30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和稳预期。

2020年4月17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而在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六稳”和“六保”变成了“三稳”和“三保”:“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推动财力下沉,做好基层‘三保’工作。”

根据中国财政部2023年底修订的《中央财政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管理办法》(下称《办法》)相关规定,一般来说,财政困难的县级财政“三保”等必要支出需求越大,获得中央财政资金规模就越大。

根据财政部的《办法》,这笔资金考量的一大核心因素是对县级“三保”等必要支出需求,结合按财政困难程度、“三保”支出占财力比重、人口等测算的综合系数予以补助。

根据中国官方披露的31个省份财政困难系数,广西、贵州、云南、河南、湖南、四川、河北困难系数相近,排名相对靠前。而山东、河南、四川、河北、湖南、广西、云南人口规模相对靠前。

县域经济风险与危机

县域经济,是指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一种行政区划型经济,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接口桥梁,是典型的区域经济、特色经济、个性经济、差异经济。

县域是中国资源禀赋最丰富的区域,占据国土总面积的90%,布局中国84%的世界自然遗产、77%的国家风景名胜区、68%的国家森林公园、52%的人口和38%的地区生产总值。

据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蔡之兵分析,空间规模、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不匹配现象,既说明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不经济”,也启示中国未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重点应立足于破解“县域不经济”难题。

首先,对大城市的影响是让人“想留,留不下”。很多流入大城市的人口,其实很难真正留在当地。这是因为县城的人口吸引力不足,大量劳动力只能集体涌向大城市,而大城市过度集聚的结果就是生活成本的急速上涨,这直接导致很多人“想留,留不下”。

其次,对县城的影响是让人“想回,回不去”。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城、乡镇等五级城镇中,农民工在县城的购房意愿最高,占比高达(约)44%。不过,即便如此,由于“县域不经济”难题的存在,县城所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公共产品质量,难以满足年轻人的需要,也使得很多人“想回,回不去”。

央地斗红了眼 中共权力底座已坍塌

海外智库“天钧政经”的研究员任重道此前撰文《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一个草台班子在唱大戏》指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权在握、其亲信全面上位组成新一届领导班子,面对内外交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一起考量对策。但是,这个拼凑起来的水平不高的草台班子,没有特别专业的能力,都是把“政治觉悟”放在第一位而混日子。

“大部分税都交上去了,我不去卖地我干嘛?!”,在2013年8月3日召开的“2013年崇礼中国城市发展夏季论坛”上,与会嘉宾贵州省龙里县县长罗俊说,“房地产市场不行了,不准卖地了,我可能就不干实体经济了,那就干多少算多少,最好不当这县长。”

文章认为,这位县长当时说出了大部分基层官员的心声,也证明了过去这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习近平在过去的十年不断集权的过程中,采取了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策略。当前中国企业税费负担很重,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的税负超过40%,而这些资金都是中共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争抢的对象。在中央政府将财权上收后,诸多的事务交给地方政府来做。在这一点上,地方官员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和民间的抱怨,被双面“烘烤”。并且,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地方政府,用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方式,施舍资金给地方。哪里表现的乖一些,资金就多给点儿。

基层政权生存方式 体现“政治承包制”色彩

中国基层政府因办公经费不足,长期依靠向上级政府官员要项目,以维持政权生存。中国学者田先红在新书《韧性:县乡政府如何运行》中披露基层政府官员长期依靠“兄弟感情”,向上级争取营利项目,体现出中国政治和文化特有的“政治承包制”色彩。

该书写道,获取的资金,除了用于完成上级部门规定的工作任务外,剩余的部分可以归基层自主支配。有的资金甚至可以完全由基层自主支配,这为基层行为提供了强激励。“(书记)第一责任是党建,第二责任是抓经济。社区有钱就发,没钱上面不管。”

重庆政治学者张庆黎4月2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上述现象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施的一系列以经济为主的改革措施开始,延续至今。“由于政府的权力不受民间监督,所以权力的本性会让他倾向于成为一个汲取型的政府。基层政权需要各种各样的花费,但也承担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任务。当办公经费不足时,就向各企业摊派。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就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江苏扬州居民李先生表示,当经济环境越差,乡镇干部和村官就越想方设法搞钱:“这已经是常态化了,因为我们都在乡村,我们都知道的,比如基层干部都是靠搞项目赚钱。他们不仅是拉拢上级争取项目赚钱,他们在下面比方说要搞村建(乡村建设),去找在外面混得好的有点能力的人,向他们‘化缘’,争取他们出钱”。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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