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区一座被认为是“再教育营”的集中营建筑，其中关押的大部分是穆斯林少数民族（图片来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3年9月30日讯】大概是在1990年代末，一次回伊犁住在一位朋友家，朋友住在伊宁市墩买里花园（Gulluk Mesjit）清真寺旁边；一个早上，我们走出院子去会朋友，在花园清真寺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迎面走来看似老态的一位维吾尔女士。
突然，旁边巷子里跑出来几个孩子，走到女士前面用维吾尔语一起喊道：“Ketelmeysen（你走不了）！Ketelmeysen！”看似非常正常的那位女士，突然歇斯底里的开始了哭喊，并开始追打那几个孩子；孩子们比她脚步快，一会儿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那位女士，一路哭着、喊着也消失在了小巷子的尽头，我问朋友，她是谁？她怎么了？怎么孩子们一喊“你走不了”就失控了。朋友给我讲了这位女士家破人亡的悲剧故事。
他们一家祖上是满清末期，左宗棠再一次侵占东突厥斯坦（新疆）后，自伊犁被沙皇俄国裹挟到俄占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到上世纪初所谓“十月革命”、后，又全家逃回了伊犁；1944年爆发东突厥斯坦（新疆）独立革命，她父母都积极参与，父亲成为了东突厥斯坦国民军军官，母亲在伊犁一所学校当老师。
1949年，伴随共产党的到来，享受过独立自由的伊犁维吾尔、哈萨克人开始体会到共产党对参加过独立运动各民族军政官员及知识分子的排挤和陷害，及以各种名目的政治迫害；他们发现，好不容易以流血牺牲换来的民族独立，又开始一点一点被中国殖民者蚕食。
到1962年5月底，伊犁维吾尔、哈萨克人受不了共产党中国的民族压迫，以及人为制造的饥荒，愤怒民众走上伊犁街头抗议示威，遭到残酷镇压后，开始大规模向苏联逃亡；一开始边境处与半开放状态；但很快，中国出动军警、兵团开始关闭边境。
在伊犁大逃亡的最后几天，很多维吾尔人家庭，在恐惧与慌乱的逃亡中，能走就走，不像一开始的全家一起带上家什走。那位女士的父母可能得到了政府工作朋友的警示，他们必须离开，否则会遭遇迫害；因而，突然决定离家逃亡，但那天正好这位女士到伊宁市郊区一位远方亲戚家过夜，父母一时等不及，就带着其他几个孩子，匆忙的离家逃亡。
姑娘第二天回到家，家徒四壁、空无一人；向左邻右舍打听，才知道父母已带着兄弟姐妹逃往了。她哭呀哭，哭了好几天，恍恍惚惚，还喃喃自语“我也要走，我也要走。”一开始邻里朋友安慰她，再后来，她一说“我也要走”，有人开玩笑说：“你走不了”，她一听到“你走不了”就开始哭喊，最后发展到一听到“你走不了”就开始发疯。
后来，到1980年代，中苏关系解冻，两边恢复往来后，这位女士的兄弟姐妹来了，但父母永远的走了；因而，当兄弟姐妹想带她回中亚时，她选择了留下，大概是想守住和父母拥有温馨那一刻的美好记忆；她继续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并继续着她念念不忘的“我也要回去！”
那段历史，被共产党刻意掩埋，但伊犁、塔尔巴哈台的维吾尔人没有忘记；我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是因为我父亲的大弟弟，当时是刚成立不久乌鲁木齐八一钢铁厂的职工，也是在1962年5月的伊犁、塔尔巴哈台大逃亡中失踪的。
据父亲说，他最后见到他大弟弟是在伊宁市，1962年5月底；兄弟俩见面，弟弟告诉他要离开，说是受不了整天饿肚子干活；父亲没有劝住他，自己听从前国民军战友的劝告，离开了伊宁市，后来镇压关闭边境，伊宁市被军管，父亲再也没有听到他弟弟的消息。
父亲一直以为他弟弟去了苏联，所以一直抱着希望等待着他弟弟的出现；到中苏关系解冻后，很多维吾尔人回来探亲，但父亲的弟弟没有出现；我也帮父亲打听过，但杳无音信。实际上，父亲的弟弟极有可能就没有能离开伊宁市，可能被抓捕死在了监狱，也可能在街头被中国军警射杀，也有可能在边境被打死；总之，自此，父亲的弟弟，和无数同一事件中失踪成千上万维吾尔、哈萨克人一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的父亲没有等到他的弟弟，那位女士尽管疯疯癫癫地等到了兄弟姐妹，但没有等到父母，她也没有能回去。
伊犁、塔尔巴哈台大逃亡后，很多逃亡者留在伊犁、塔尔巴哈台这边的亲人以为其亲人跨越了边境；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实际上，很多逃亡者根本没有能跨过边界，而是被中共军警和兵团抓捕后，死在了监狱、或在边界被枪杀死亡。
我听很多伊犁的维吾尔老人说，镇压过后，偶尔还能看到伊犁河上漂着尸体，市区内的小溪，在血腥镇压并实行戒严军管后，经常可以看到红色的血水。没有人知道镇压时死了多少人，也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成功进入了苏联。
这一段悲剧，被中国政府以轻飘飘的“伊塔边民逃亡事件”之名词，掩埋于黑暗中，维吾尔人不敢追究，一些喜欢拍马屁的汉人学者也以符合政府口味的“苏联煽动，边民逃亡”之结论，完成了其对这一对维吾尔、哈萨克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共产党中国占领东突厥斯坦（新疆）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难民逃往历史事件的学术论文。
但逃亡的原因远不止于苏联煽动，逃亡的范围也远不止于伊犁、塔尔巴哈台两个地区，而是包括了全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和乌鲁木齐也有难民加入逃亡队伍；包括我父亲的弟弟，他就是从乌鲁木齐逃亡的。
历史的吊诡在于，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维吾尔人有一段时间，很幼稚地以为，维吾尔人失去亲人，回不去家的难民流亡日子，伴随着苏联的垮台，中国所谓“改革开放”，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后，这类悲剧日子一定是一去不复返，不会再重演。
然而，好景不长，父辈遭遇的黑暗，又很快降临到了我们这一代头上。
我在寻找母亲、三个妹妹，茹仙∙阿巴斯女士在寻找姐姐古丽仙∙阿巴斯，兹巴∙阿巴斯在寻找母亲古丽仙医生，阿柯达小姑娘在寻找母亲热依拉∙达吾提教授，努尔曼、努尔斯曼俩姐妹在寻找父亲、母亲、俩兄弟，还有无数个维吾尔父亲在寻找妻子、儿女，母亲在寻找丈夫、儿女……，而我们都回不去，也不知道何时能回去。
回头看，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使用着现代通讯科技的最新成果，却联络不上国内亲人，不知道他们的生死；在愤怒与悲哀中，我们还在重复那位疯癫伊犁维吾尔女士的喃喃之语“我也要回去！我也要回去！”
而今天，以嘲弄眼神看着我们，使我们近乎发疯的，不再是那些调皮、捣蛋的维吾尔小孩子了，而是那些为中共维吾尔种族灭绝政策出谋划策的邪恶中国御用文人、海外小骂大帮忙的网红、大佬，以及杀红了眼的、野蛮残暴的极权中国！
历史以某种形式重复，但在维吾尔人这里，历史是以一次比一次的暴虐而重复；我以为，失去独立、自由的民族，只能被动接受历史的灾难性重复；唯有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民族，才能主动应对历史可能带来的灾难性重复，并创造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