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太监曾庆红家史。（HECTOR MATA/AFP/Getty Images）
历史本身就很精彩，忠实的记录它们会很好看。这篇传记体的历史尽量真实的反映历史中曾家祖孙们的表演，加上一些分析结果，以尽量还原被中共粉饰和歪曲的历史真相。手头资料有限，如有不足，希望知情者能给与指正和补充。
曾家旧事
江西有个叫吉安的小县城，别看地方不大，可有3000多年的历史，古称庐陵。人都说吉安县风水好，望山靠水：看的见井冈山，紧挨着赣江。在江西众多著名的磁窑中，这里的吉窑是其中一个。
江西不仅出好磁器，还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特别是吉安这个地方，从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进士科，至今出了2300多名进士，还有15名状元，被称为“金庐陵”。
吉安县永和镇，有个叫锦源村的不起眼的小村落中住着一个叫曾彩芹的秀才。他虽然读书也很用功，但先生说他圣贤书有读，可圣贤之道没入心，文章虽然辞藻华丽，但意境不高。
他考了几次举人也没考上，看看年岁已大，前途无望，手无缚鸡之力的曾秀才就开了个私塾，教教村里的孩子们认认字，挣俩钱餬口。
在名人辈出的吉安，一个秀才实在不能算是学有所成，那个年代，读书人还是受尊重的，即便是像曾秀才这样的乡村教师，也得到了乡亲们的尊重。曾秀才后来娶了个叫康春玉的农家姑娘作媳妇。虽然“穷酸”，日子倒也还过的去。
康春玉一共给曾家生了五个男孩，两个女孩，两男两女夭折，剩下了三个儿子分别叫曾延生（1887～1928），曾洛生（后改名叫曾山，1899年11月10日生）和曾炳生（1904年）。
大儿子曾延生学名宪瑞，字麟书。他最像他爸爸，从8岁开始，先后在本村族祠“三省堂”和邻近的永乐寺，坳路村以及吉安县城读书。那时候已经开始办新式学堂，一直在偏远山村生活的曾延生看到爸爸挺受乡亲尊重，也就想像他那样继续当个教员。后来，他凭着一副好身体，考入南京体育师范学校。
曾秀才最惯着二儿子曾洛生，常把他带在身边。曾洛生跟着父亲上了三年私塾，跟着同学们读了《左传》、《古文观止》、《幼学琼林》和一些孔孟之学，可他对此并不感兴趣。
照平常的年景，这几个儿子也就是向父亲那样读读圣贤书，考考科举，说不定也能中个举人秀才什么的光宗耀祖。实在没出息，就在家种种地。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个多事的国度，随着国门的开放，各种各样的新科技，新思想，像潮水一般涌入中国，吸引着年轻一辈中国人，人们也分不出哪样好、哪样坏，他们当中的一些激进的人，不甘于像老一辈一样，按步就班、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而是希望通过一个什么捷径，用个窍门，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也能使自己出人头地，并给各种各样的类似的运动起了个名字──“革命”。
第一部 曾老大“革命”
骚动
曾老秀才对老大曾延生抱了很大的希望，尤其是老大终于子承父业，在1921年秋，受聘于吉安白鹭洲中学担任体育教员。乡亲们一提起大儿子，曾秀才总是挺得意的。可不是，别看我曾秀才考不上举人，我儿子现在教的是洋学生。
在白鹭洲中学曾延生认识了个叫刘九峰的朋友。这个刘九峰总是从大上海到吉安跑来跑去的，宣传一些什么“先进思想”。照现在的看法就是一个sales，可是这个sales不从一个公司拿钱，而是从一个什么党组织那里“领取经费”。这钱据说还是从一个没有地域名称的外国──“苏联”来的。据刘九峰说，要是什么“因特那熊那儿”实现了，吃饭都不要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刘九峰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和曾延生混熟了，还常常给他讲起上海遍地是金，到处都是时髦的漂亮女人，让曾延生很是向往。于是，1924年，曾延生告别了家人，带着自己的积蓄来到了上海，进了“上海大学”。在老乡刘九峰的介绍下，很快就加入了中共。
这个“上海大学”似乎并没有什么学术专业，只有像社会学之类的政治课程，教授的都是共产主义那一套东西。入学似乎没有正式的考试，只要有刘九峰这样的人介绍就可以了。中共在上海的很多秘密活动都和这个“大学”很有关系，后来的“五卅运动”的组织者刘华就是那里毕业的。而且那里在这里曾延生还碰到了后来组织“五卅运动”的另一个领导人罗石冰。
刘九峰这个人名气不大，可是却是很多名人的入党介绍人。据说他是继方志敏等人之后，最早一批在吉安宣传共产主义的sales，也是曾延生、罗石冰等人的入党介绍人。要知道，刘九峰能介绍他人入党，自己必须是党员，可这个刘九峰后来就从中共的历史上消失，摇身一变成了“民盟”的领导人。中共统治下“民主党派”的真实面目可见一斑。
到了上海，曾延生才知道自己那点钱是那么的少，大上海虽然花天酒地，可是却没有穷光蛋的份儿。满街都是时髦姑娘，可没人理睬他这个“穷瘪三”。更郁闷的是入了中共后，并没有吃饭不要钱，还要交党费。看到那些头头脑脑们动辄就把自己的生活费写张条子报销掉，“那熊那儿”在他们早就实现了，心里更是添了一份堵。他暗下决心，等有一天老子干两件大事情，也写条子报销！
1925年，干大事的机会来了，中共的“五卅运动”把上海折腾的够呛，作为小头目的曾延生表现的非常积极，他带领一支工人宣传队，从杨浦一直走到南京路，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和警察对打。曾延生还神气活现的拿着个电喇叭，时不时站在高处喊两嗓子，被人称作“演讲”。当然队伍中有些上海小阿飞们也顺手牵羊，干点打砸抢的勾当，那规模绝对是一场“暴乱”。
在这期间，曾延生认识了比自己小14岁的宁波姑娘蒋竞英。蒋竞英属于热血冲头的“革命青年”，对曾延生那套假惺惺的一本正经很着迷，尤其他挎着个大喇叭，在一群闹事的人中很显眼，很“神气”。曾延生也常利用组织工作为由把她单独叫出来谈话。这女人不久就嫁给了这个“革命领导人”。
这次风头没有白露，虽然不多，但曾延生可以享受公款报销了。
（未完待续）
